“进入”“时间”是“接近”“事物本身”的唯一方式

“事物自身”“在”“时间”的“绵延”中,“文学艺术”和“哲学”要想不使“时间”“缩水”,就要“参与”“时间”进程,“进入”“时间”。“进入”“时间”是“接近”“事物本身”的唯一方式,而不是在“时间—空间”之“外”把各种已被“分裂”了的“表象”“再”重新“组合—拼凑”起来,以为那才是“事物”的“本质”。殊不知,这种“本质”是“概念”的、“抽象”的。     

“洁具”与“洁面”

“洁具”与“洁面”是近年出现的新词。看来是厂商的创造。“洁具”是利用已有材料 ,根据现成格式“填词”造成的。由于早已存在“农具”、“雨具”、“茶具”、“餐具”、“道具”、“文具”等词 ,并且已经构成偏正型的“Ｘ具”格式 ,这一格式中 ,“具”取“工具”或“用具”之意 ,而“Ｘ”则表示这种工具的用途 (或类别 )。为了命名一种“供做清洁用的工具”的产品 ,于是就利用已有的语言材料 (“洁”和“具”) ,仿照“Ｘ具”的偏正型的结构格式 ,构成了“洁具”这一新词。在厂商看来 ,“用来做清洁的工具”即为“洁具”。而“洁具”的“…     

“曌”与“■”

“”(zhao,音“照”),是武则天专门给自已取的名,取日、月当空之意,别处不许用,属于她的专利。但字典中“”还有一个异体字作“”,这是怎么回事?武则天给自已取的名到底是“” 还是“”“”、“”在意义上有没有区别?     

“学而优则仕”中的“优”

首先从词义学的角度看。先秦“优”字无“优秀”义。“优”字在《论语》中:“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及子曰:“孟子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三个“优”字,杨伯峻先生都讲成“优裕”是很准确的。《孟子·告子章句下》:“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乎?”联系上下文,“优”也当“优裕”、“有余力”讲。《诗经·大雅·瞻印》“天之降罔,维其优矣”。高亨《诗经今注》云:“优,厚也。”也是“优裕”义。只不过是天降灾荒,百姓的灾难丰厚,也就是灾难沉重罢了。《国语·周     

“十一五”：从“计划”到“规划”

今年是“十一五”开局之年。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征途上,我们已经历了十个五年计划时期。“十一五”规划,既是我国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更是第一个“五年规划”。“计划”和“规划”一词之差,甚至是一字之差,反映出了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从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这种变化是历时长久的、深刻的,更是曲折的。理性把握“五年计划”和“五年规划”之间的深刻联系和深刻区别,对于我们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顺利实施“十一五”规划,具有重要意义。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和改革并重始终是“五年计划”…     

古吴楚语地名词“浦”“步”“埠”探析

学界对于“步”“埠”是古汉语词还是古越语词争议颇多,结合古汉语文献、汉语方言、当今地名,试图探究“浦”“步”“埠”的词源,认为“浦”是古吴楚语方言词,与越语中表“渡口”“竹筏”的词以及“虚（墟）”有同源关系。     

略释“正”与“奇”

“正”与“奇”,本为数学概念。“正”者整数也,“奇”者余数也。我国古代兵法家推演此意,有所谓“正兵”与“奇兵”之说。曹操校注《孙子兵法》认为,“己二而敌一,则一术为正,一术为奇;己五而敌一,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用现在的话说,“正兵”就是主力部队或在正面行动的部队,“奇兵”就是预备队、机动部队或在侧后行动的部队。推而广之,战斗中的正面攻防是“正”,而迂迴、穿插、渗透、箝制、埋伏、佯攻、假退等等便是“奇”。对敌实施两面夹击,其中一面是“正”,一面是“奇”。以攻为守,守是“正”,是“奇”;以守为攻则反是。以进为退,退是“正”,进是“奇”:以退为进则反是。化整为零,分散是“正”,集中是“奇”,化零为整则反是。     

“无”“无名”“无物”不应释为“无名之物”

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学术研究》发表的《论道的物质性和老子哲学体系的唯物主义性质》的文章(下边简称《论老》),说老子哲学中的“道”是“物质”,其重要根据,是认为“无”、“无名”,“无物”都是“无名之物”的意思。我认为把这三个词都解释成“无名之物”是讲不通的. 首先分析“无”字.《论老》引了《老子》书中这样一段话:“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论老》分祈:“在老子这段话中,‘有’是‘有名’的略词,是指‘有名之物’。‘无’是‘无名’的略词,是指‘无名之物’。老子这段话的意思是:天下之物生于‘有名之物’,‘有名之物’生于‘无名之物’。”我认为这样理解是讲不通的。题问在于这句“天下之物”中的“物”字,是有名的物呢?还是没有名的物呢?如果是有名的物,那么这句便是:天下有名之物生于有名之物,有名之物生于无名之物。前面说“有名之物”是从“有名之物”中产生的,后面又说“有名之物”是从“无名之物”中产生的,这个“有名之物”究竟从何而     

“因而”“从而”的词汇化

现代汉语中的因果连词“因而”“从而”产生于先秦,不过那时的“因”“从”是动词,“因而”“从而”是跨层非短语结构。随着语言的发展,“因而”“从而”逐渐凝固成词。这一过程包括两方面:“因”“从”的虚化和“因而”“从而”内部结构追渐紧密。“因而”从而“词汇化的主要诱因是语境,时间、事理上的先后蕴涵着因果关系。     

论“所”、“所以”

一、关于“所”和“所以”的不同看法自从《马氏文通》称“所”为接读代字以来,我国语法学界对古汉语中“所”,字的看法一直很不一致。刘复称“所”为关接代词,黎锦熙认为是联接代词,王力先生认为是特别的指示代词;这些学者的共同之处是把“所”字看作代词。另外一些学者则有不同的看法:杨树达称“所”为助动词,杨伯峻认为是小品词,中学汉语课本(1956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中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认为是助词,中山大学《古代汉语》、上海师范大学《古代汉语》也都认为是助词。近来把“所”看成助词的人越来越多。到底“所”是助词还是代词?这是本文准备论及的一个中心问题。语法学界对于上古汉语中的“所以”,也曾有过争论。杨伯峻认为“所以”是短语,黎锦熙认为是连接词,刘冠群也认为是连接词。上古汉语中的“所以”,到底是词组还是复音词?是本文准备论及的一个问题。另外,复音连词“所以”产生的时代问题,“所……者”词组中的“所”和“者”是否代词的问题,也是本文准备顺便论及的。     

论孔子的“克己”“复礼”“爱人”

孔子在回答颜渊问仁的时候,提出“克已复礼为仁”,在回答樊迟问仁的时候,提出“爱人”。孔子谈仁,重视克已工夫,复礼乙是克己的重要条件,爱人是克己的政治要求,复礼与爱人的政治性是强烈的。在孔子的仁的思想里面,贯串着修己治人之道,这是他的仁的见解的本质。孔子在回答子路问君子的时候,提出“修已以敬”,“修已以安人”,“修已以安百姓”。“修已以敬”,就“克已复礼为仁”说;“修已以安人”,“修已以安百姓”,就“仁者爱人”说。“修己以安人”,与“君子学道则爱人”的道理相通;“修已以安百姓”,与“小人学道则易使”的道理相通。孔子在谈修己,谈敬,谈安人,谈安百姓,都是在谈仁的修养。克己、修已是不能从抽象的角度来谈的,需要有一定的具体内容。孔子谈仁,提出复礼作为克已的     

“智”与“愚”

作为一种概念,“智”与“愚”,正如“善”与“恶”一样,是古今中外引起最多争论的题目。任何概念都是客观事物的抽象。因此,理解概念的实质,必须从具体事物出发,否则就成了“概念的游戏”。而做“概念的游戏”,那是书呆子的事情。中国有一个几乎尽人皆知的寓言故事,叫做“愚公移山”。述说:北山愚公,面山而居,进进出出,深感不便,决心要“指通豫南,达于汉阴”。正在“叩石垦壤”之际,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按这位智叟的想法,这是愚蠢不过的行为。可是,愚公却有不同的想法:虽然山高万仞,但“子子孙孙,     

“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

“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粗疏的、不系统的,在董仲舒前早已流行,后者虽荒诞不经,但却成系统,体大思精,是由董仲舒创立的。董仲舒言“天人合一”的目的是为了论证“天人感应”,在政治上具有强烈的针对性与实用性,两者实际存有一种体用关系,“天人合一”是体,而“天人感应”则是用。董仲舒的天人关系理论应命名为“天人合一”说,而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天人感应”说。     

说“解梦”话“猜谜”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连续播送《红楼梦》讲座,“解其中味”。而有人就批评“解味”者是“猜谜”。被批评者总不正面回应“猜谜”之法对与不对。我则认为“猜谜”也是“解谜”,是研究《红楼梦》及其一切谜书、奇书的必由之法,舍此别无他路。     

“道”的“无名”与“无言”

道的“无名”和“无言”启导了中国文学艺术特别是诗词艺术的虚实、形神、情景理论,有着重要的诗学意义。本文是第一次试图用“无名”、“无言”来分别阐释老子、庄子哲学所包含的诗学意义。     

“意识”与“认识”定义刍议

<正> “意识”和“认识”是两个重要的哲学概念。长期以来,在我们的哲学教科书、辞典以及一些文章中都把这两个概念相混同。比如,1980年1月出版的《辞海》,是这样给“意识”和“认识”下定义的:“意识”是“高度完善、高度有组织的特殊物质——人脑的机能,是人们所特有的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包括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这两个定义,除了前后用词上有所不同之外,其基本含义是一样的,即都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显然,这样给“意识”和“认识”下定义是不科学的,它给人     

“仁”与“礼”不等于孔子思想的“内容”与“形式”

作为中国思想史上最早的一个哲学思想体系——孔子思想,二千多年以来,不知有多少专家、学者为此耗尽心血。而关于孔子思想中仁、礼的关系问题,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莫衷一是。特别是近百年来,许多人把属于辩证法范畴的“形式”与“内容”应用到“仁”与“礼”的分析上。具体说来有两种根本不同的观点: 其一,有人认为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而“礼”是“仁”的“形式”,亦即“仁”之为里,“礼”之为表。执此意见的始作俑者已无从可考,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礼本乎仁,是仁的表现,仁的象征。”(一九三二年稽文甫著《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仁是内     

从“文人”到“文化人”

30年代的中国社会里,“文人”往往是受贬斥的语词,是跟“迂腐”“动摇”“自私”“寒酸”“缺德”“懦弱”联系在一起的。有关“文人”的成语几乎没有什么好话:“文人无行”“文人相轻”“御用文人”“无耻文人”“反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所以许多人文知识分子耻于“文人”的帽子,而自称为“文化人”则好听得多了……文化人绝不应该成为专制官场的驯服工具,更不应成为自由市场的马崽跟班。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见到无数悲剧和闹剧,证明了“权本位”的威压和“钱本位”的诱惑都是扼杀文化的刽子手。只有努力超越“官”的羁绊和“商”的腐蚀,只有争得经济自主权,才能成为真正自由的文化人。     

怎样看待“进”和“退”

围绕着“进”和“退”的问题,有过不少议论。林彪、“四人帮”、康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歪曲为一个“斗”字,大造“斗则进,不斗则退”的舆论。在一些同志心目中也有一种“喜进怕退”的错误观念。似乎“进”就一定是马克思主义;“退”就一定是修正主义。时至今日,仍有人一听说“进”就兴致勃勃,一说是“退”就繁言啧啧。这种观念不清除,     

“突厥斯坦”、“东突厥斯坦”与“维吾尔斯坦”

本文考证了“突厥斯坦”、“东突厥斯坦”和“维吾尔斯坦” ,得出的结论是 :一 ,所谓的“突厥斯坦” ,只是漂泊不定的 ,类似香格里拉那样历史地理概念。二 ,“双泛”传入新疆之前 ,无论是汉文还是当地民族文字史料中 ,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东突厥斯坦”这个词。三 ,就好比奥斯曼突厥人对“突厥”的历史集体地失去记忆一样 ,皈依伊斯兰教后的畏兀儿人的后代也对畏兀儿的历史集体失去记忆。这是内亚“伊斯兰化”后的普遍的文化现象。四 ,不要天真地以为“东突”分子对所谓“突厥历史”、“东突厥斯坦历史”和“维吾尔斯坦历史”仅仅是津津乐道 ,事实上 ,他们正是在“东突厥斯坦独立”、“维吾尔斯坦解放”的黑纛下开始了疯狂的民族分裂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