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家庭流行“一家两制”

家庭的变革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直接的联系。随着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国家庭特别是年轻的家庭从形式到内容、从行为到思想、从工作到生活,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九十年代的年轻家庭中兴起“一家两制”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一家两制”它是借鉴和引伸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关于台湾、香港问题提出的实行“一国     

深港高科技合作与展望

深圳、香港经济社会领域的合作是深港衔接的三个层次（“合作”、“衔接”、“融合”）中最广泛、最基本的衔接形式。其中深港高科技合作日益成为深港两地优化产业结构，稳定繁荣的共同需求。一、深港高科技合作的可行性（一）在深港两地的经贸合作中，扩大了“香港因素”在深圳的影响和“深圳因素”在香港的影响，从而逐渐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分工合作、相互依存的紧密联系。1991年底，港资企业占深圳4000家外资工厂的80％，1992年深圳经香港进出口的货物总额分别占该市进出口货物总额的72．9％和叨．8％O随着深圳地价、劳力等…     

香港缘何没有“医闹”

据《深圳特区报》报道:香港的医疗机构在市民心目中有很高的信誉,在香港也从未听说过医闹的出现。一项由国际著名调查机构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所有的公营机构和政府部门当中,香港市民对香港的医疗制     

李嘉诚“爱上”英国

“我1940年到香港，对这片土地有特别的感情，身为中国人，永远都是中国人。我绝对不会从香港撤资，我说话很少那么坚定。”去年8月，李嘉诚在和记黄埔集团（下称和黄）中期业绩会上如此表白。     

论“社会个人所有制”

理论界长期将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中提出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概念的涵义等同于或混同于社会主义公有制,进而也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论断纳入了社会主义范畴,这使得我们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遇到种种难解之谜。本文认为,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个人所有制”实际上是一种介于“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的所有制形式,属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范畴;相联系着的所谓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亦是指私有制下的“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这种“社会个人所有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现实体现,就是股份公司和垄断组织。弄清这一问题,不仅使我们在理论上对公有制必然取代私有制的认识加深,而且对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的“终身雇用制”寿终正寝了吗?

日本的“终身雇用制”寿终正寝了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王伟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令世人瞩目。在随之兴起的日本研究热潮中，有人把日本经济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归结于独特的“日本式经营”。所谓日本式经营，以“终身雇用制”、“资历工资制”（年功序列制）和“企...     

香港缘何没有“医闹”

据《深圳特区报》报道：香港的医疗机构在市民心目中有很高的信誉，在香港也从未听说过“医闹”的出现。一项由国际著名调查机构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所有的公营机构和政府部门当中，香港市民对香港的医疗制度最有信心，信心指数高达72％。     

“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科学构想

“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科学构想强宗恕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结束了英国在香港１５６年的殖民统治，洗雪了中华民族蒙受了一个半世纪的奇耻大辱，迎来了一个新时代。香港回归祖国是中国人民一百多...     

再现“中国”的“同性恋”--英文学术界中的中国同性恋研究

在“中国”与“同性恋”两条脉络里,对英文文献中的中国同性恋研究进行系统地梳理。在“中国”方面,回顾了围绕中国同性恋的“中国性”展开的争论,以及争论背后浮现的全球化同性恋身份与中国文化孕育的同性恋亚文化之间的张力;在“同性恋”方面,首先以香港的同志运动为例呈现出（后）身份政治的寓言,随后检视最近出版的学术专著是如何扮演当下时代（后）身份政治的建构性角色的。最后提供了两点知识论反思———围绕着“中国”问题展开的文献／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的反思,围绕着“同性恋”问题展开的对斯皮瓦克意义上的“底层人”再现问题的反思。     

“基本法”是实现:“一国两制”的法律保障

“基本法”是实现：“一国两制”的法律保障吴方正１９８２年９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第一次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合理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和平实现祖国统一而提出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社会保障”一词的由来

１９９２年４月２０日是亚伯拉罕·艾普斯顿（ＡｂｒａｈａｍＥｐｓｔｅｉｎ）的１００周年诞辰纪念日。这位被广泛认可为把“社会保障”（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一词引介到美国和全世界的第一人 ,也是２０世纪上半叶全美社会福利运动的领袖。不过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 ,被广泛运用的却不是“社会保障”而是“经济保障”（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ｅｃｕｒｉ ｔｙ）。那些提出早期社会立法的人常常把“经济保障”挂在嘴边 ;罗斯福总统在１９３４年组建经济保障委员会时用的也是该词 ;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７日 ,罗斯福在向国会作国情咨文 …     

日本近代棉纺织业的成立──“十基纺”与“大阪纺”

日本近代棉纺织业的成立──“十基纺”与“大阪纺”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管宁一日本近代大机器棉纺织业的成立，大约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草创阶段—主要包括由萨摩藩出资创立的“鹿儿岛纺绩所”（纱厂）（１８６６年５月部分开工）、“纺绩所”（１８７年１２月开业）和...     

略论唐代的制举与殿试

葛翠玲同志在《唐代“制举”、“殿试”辨》①一文中，对我主编的《隋唐文化史》关于“制举”、“殿试”的一条解说，提出了很好的商榷意见。这里，我就唐代科举中的制举与殿试，略谈个人的一些浅见。唐代科举制度主要分常举与制举两种。常举是按“常贡之科”经常举行的考试选官的制度，主要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目。制举是由皇帝临时特诏举行的科举考试，即“其天子自诏者日制举”②。天子下诏举荐人才来源于汉代。但作为科举中的制举，直至唐初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制度。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二月，设志烈秋霜科，韩…     

有一种“泛学科现象”

时下你只要朝书店柜橱瞥上一眼．各种冠名为“学”的图书扑面而来,中国大地骤然间涌现了大量“新学科”“新专业”,诸如公关学、旅游学、美容学、发型学、股票学、官场学、秘书学、帝王学等等,五光十色,无所不“学”。凡称“某某学”之“学”的含义有二：一是指学科,如医学、文学之类Z二是指研究（领域）,如泼洒到学、红（《红楼梦》）学之类。本来,划定一个研究范围对特定对象进行探讨,名曰“某某研究”,最为明了;但因研究对象博大精深,如《红楼梦》、儒道释之类,未必能一役毕其功,故称红学、儒学、道（道家与道教）学、佛学…     

唐代“制举”、“殿试”辨

唐代“制举”、“殿试”辨葛翠玲唐代科举有常举、制举之分。常举，一般是指岁举性科目。关于制举，赵文润先生主编的《隋唐文化史》将其解释为：“就是皇帝亲自主持的科举考试。通常在京城宫殿上举行，所以又叫殿试。”其实，这种解释是不准确的。据《新唐书·选举志》载...     

亚洲“四小龙”教育及作用的比较

亚洲“四小龙”教育及作用的比较［美］保罗·莫里斯导言在１９６５—１９９０年间，２３个东亚、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比世界其他任何地区快得多，其中香港（地区）、韩国、新加坡、台湾（省）、日本、中国大陆、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的经济增长最为令人注目。...     

“九七”前后台港经贸关系探微

在过去的１０多年中，香港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经济环境，在海峡两岸经贸交往中扮演了纽带和桥梁作用。以两岸经贸关系为契机，香港不但成为台湾拓展对大陆贸易和投资的“桥头堡”，而且成为台湾拓展东南亚国家投资，占领国际市场的重要通道，香港与台湾的经贸关系也获得持续快速发展。“九七”后香港主权回归大陆，香港和大陆完全实现一体化。由于“基本法”对“九七”后香港社会、经济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独特地位，香港与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的紧密经贸关系和香港在中国大陆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尽管在“九七”后香港的贸易中介功能会受一定影响，但其金融调度、投资营运中心和贸易集散枢纽的功能会进一步发展。为及早因应“九七”回归，保持和发展台港经贸关系，台湾当局对香港经贸政策作了大幅调整。     

论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向理论界提出了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任务。人们试图从对马克思“个人所有制”思想的发掘和重新解释上找到一条解决现实社会主义公有制矛盾的出路。其见解各异。本文通过对马克思“个人所有制”思想及后人的各种见解所作的历史的逻辑的考察和分析,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就是重建劳动者的劳动个人所有制,亦即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每个劳动者通过占有自己的劳动过程从而发生的他们对劳动过程直接从属的生产过程及其产品的共同占有,也就是在个人所有的同时,形成自己的“共同占有”。     

评析美国的“新东亚安全战略”

考虑到冷战后美国安全利益的新定位以及东亚地区对于美国的重要性，美国推出了“新东亚安全战略”。但此战略要具体发挥作用仍面临众多难以解决的矛盾。从与对东亚地区安全影响重大的国家的关系来说：（１）与日、韩：“协调”还是“领导”？（２）与东盟：“安全”还是“人权”？（３）与中国：“遏制”还是“交往”？（４）与俄国：“伙伴”还是“对手”？从此战略本身的目标和手段来说：（１）安全基础：“双边”还是“多边”？（２）战略目标：“支配作用”还是“美国利益”？总之，“新东亚安全战略”是冷战后美对其东亚战略的基本考虑，由于众多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其实现将面临诸多困难。     

卫礼贤与“道”——《中国哲学导论》中“道”的一词多译之探究

本文通过对德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卫礼贤的最后一部哲学论著《中国哲学导论》(1929)的翻译和研究,整理归纳了卫礼贤对中国哲学的核心词“道”的五种不同译法,深入剖析了他如何用“一词多译”的方法,对中国哲学史上不同文本、不同哲学家、不同时代及不同思想维度中的“道”进行诠释。同时,本文以术语学(Terminologie)为研究方法,聚焦于卫礼贤用来翻译“道”的几个德语哲学术语,并对这些词汇进行溯源。以此为切入点,本文分析了卫礼贤作为对中国哲学与德国哲学均有深刻理解的汉学家,有意识地从跨文化比较哲学的角度出发,将“道”转换为德国哲学中与之相匹配的哲学概念,并将其介绍给德国思想界的路径。重新审视卫礼贤对“道”的“一词多译”,在加强当今中外文化互鉴和中文著作外译方面具有积极且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