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限制性规定

公民权问题一直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作为确认民主政治制度和公民民主权利的民主法，公民的民主权利从来就是它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国现行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可以说是非常广泛的，它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确切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但是，这种权利和自由不是绝对的、无限制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利本身是有限度的，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绝对的、毫无限制的自由。因而，我国宪法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也作了一些限制性规定，表现为：一、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不可…     

政治社会化:培育"新型农民"的必由之路

由人的利益关系衍生出有关权利与义务的规范必须通过政治社会化才能被人接受。无论从人本身的内在需求还是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动来看,以权力和义务为基因的现代政治文化是作为利益主体的当代中国“新型农民”的必然诉求。政治社会化是培育“新型农民”的必由之路。     

论魏晋名士关于理想人格的理论与实践

论魏晋名士关于理想人格的理论与实践孔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学说极为重视人格问题。人格具有多重涵义，它既是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也是人的能作为权利、义务的主体的资格，同时也包含了人的道德品质。从儒家树立的理想人格的典范尧、舜、禹、汤、文、武、周...     

城市交通发展与市民文化权利保护——南京“法桐让路”事件的思考

我国城市交通发展过于强调"经济指标",使城市失去了"灵魂"与"记忆","文化贫困"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要实现可持续交通发展,必须在发展中贯穿"权利保护"精神,城市交通发展以文化权利保护为目的,以文化权利谱系的拓展和保护作为度量基准。从权利本体视角看,文化权利是市民文化生活的"需求",城市交通发展是一种"供给"形式,而实现这种"需求"与"供给"的平衡,仰赖于市民有效参与城市交通发展决策。从"公民权利—政府义务"关系理论看,政府在城市交通发展中履行对文化权利的尊重义务、保护义务与给付义务,是市民文化权利的根本保障。     

论中西生育伦理之差异

关于生育行为,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天生的权利,也有人认为这是每个人对自己、家庭、社会应该履行的义务。中国文化认为“生”是一种义务,“育”是一种权利;西方文化认为“生”是一种权利,“育”是一种义务。在生育政策方面,中国实行计划生育,而西方则鼓励生育。了解中西生育伦理的异同及其发展走向,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人类生育伦理的丰富内涵。     

论古典自然法学的理性义务先定说

古典自然法学是人类政治法律思想领域的重要学术流派之一。目前，学术界在对古典自然法学中的权利民义务的逻辑关系上的认识存在着一种误解，即认为古典自然法律主张权利先定本文在重点分析斯宾诺落、霍布斯、卢梭、康德、洛克等古典自然法学代表人物的观点和思想的基础上，指出古典自然法学家们提出的“自然权利”的概念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权利”，而是一种不含社会评价因素的“自然自由”；他们在权利与义务逻辑关系上的真正认识是，处于自然自由状态的人们通过社会契约规定义务并根据义务判断公正与否，而不违背义务的行为便被公认为权利。因此，本文认为古典自然法学主张义务先定，而不是权利先定。     

法律关系理论之正本清源

在现行法理学的理论中,法律关系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并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障。然而,这一理论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法律关系并不是单一的权利—义务关系,甚至权利—义务关系在法律关系中并不占主要地位,更为重要的法律关系是权利—权利关系。由合法行为建立的法律关系是一种权利—权利关系,它会受到法律的肯定和相应的保障,并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障;而由违约或违法的行为产生的法律关系,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它会招致法律的否定,可能会(不排除私法领域的合法"私了")由国家强制力介入将其解除。     

也说“太乙”神话──与叶舒宪先生商榷

读叶舒宪先生的《中国神话哲学》，对其中的某些解释，颇生疑问，似应再加斟酌；今提出该书上编“易有太极──神话哲学的元语言”中对“太一”、“太极”的解释进行商榷。商榷的前提是：每个民族的祖先创造的神话，都具有绝对权威性。因为打从它被创造出来后，在一定时期的传播过程中发育、成长，整个民族不断把自己的观念和情思投射于其中，使它可为民族文化的原型；于是我们后人只有去发现零散的神话故事间的联系，去建构和完善其体系，去发掘和解释其本来的文化意蕴的义务，而没有篡改其联系与意义的权利。因为，神话的深刻而丰富的文化…     

论民族权利与民族义务的关系

民族的权利和义务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是民族社会生活中民族根本利益的关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权利与义务具有不可分割的一致性.民族权利和民族义务是权利与义务关系在民族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延伸及具体体现.我们在重视维护民族权利的同时,也同样要重视履行相应的民族义务,这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     

关于马克思权利义务命题的辩证思考

1864年10月,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的《临时章程》中提出了"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的命题。这一命题包含着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马克思通过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通过这一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为19世纪60年代重新觉醒的西欧工人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因此,马克思关于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思想具有深刻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含义。     

当代中国社会树典型活动的文化传统探析

当代中国社会树典型活动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思想渊源,作为一种权力运作方式,树典型活动主要源于大一统传统、道德教化传统、义务价值观传统和旌表传统。大一统传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质,树典型活动源于大一统的需要;伦理规范与道德教化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道德教化传递着德治思维模式,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树典型活动是道德教化传统的延续;义务价值观形成于家庭本位的价值思想,规避权利而强调义务,是臣民价值观,当代中国树典型活动改造了义务价值观的传统,在重视义务的同时,对权利也更为重视;旌表制度是树典型活动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化表达,通过对道德典型的彰显与标榜,达到倡导封建礼教,美化风俗,教化民众之目的。当代中国社会的树典型活动延续了旌表制度这一传统,在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充分继承和发扬这些文化传统。     

论公民人格

论公民人格余潇枫盛晓蓉一、“公民”人格的价值规定公民是一个体现着具体社会政治内容的历史性范畴。现代国民在社会中的基本身份是公民，它指具有一国国籍，并根据该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平等地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①从哲学的角度看，公民作为社会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现...     

何能无讼？

古人云：‘‘争罪日狱，争财日讼。”中国传统文化崇尚“无讼”，“无讼”的前提是“无争”。然而，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争财之事，都会有纠纷与诉讼。为了达到“无讼”的理想境地，古人采用的是一种泛道德化的方式。以期通过教化而去“私”，强调义务，压制权利，从而使民无争。     

试论中国古代臣民的双重人格

中国古代臣民所认同的忠孝道德,明显地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它是臣民的绝对义务,表现为突出的政治强制性;另一方面,它又表现为臣民的精神追求,体现出道德主体精神。忠孝道德的双重性,又导致臣民的双重人格——政治人格和道德人格的出现。这是一种在忠孝道德义务规定下所形成的双重人格,二者是一个相互规定、影响的整体,但由于它们又有各自的特点,故在现实的社会政治领域产生种种难解的纠葛和矛盾。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忠孝道德和臣民文化的本质有重要意义。 从文化人类学、文化学角度而言,人格是指个体化的文化。因而,人格系统中包含着不可分割的两个子系统:一方面,它包含着生理——心理的个体特质,是一种以自我存在为中心的独特身心组织;另一方面,它包含着环境——文化的社会特质,是一种以社会存在为中心的角色要求。文化人类学、文化学是从宏观上定义人格,而这里则是从具体     

德性与自由

道德自由作为一种积极自由并不具有导致集权专制的危险。但当它被作为一种内在的无限的精神自由来追求时,却是以牺牲对政治自由的追求为代价的。当它被看作是依据道德获得的权利时,它有促进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可能。但是,由于儒家的道德观主要是一种义务观,在权利观上是缺失,因此儒家的道德权利与西方意义上的道德权利有实质的不同,由此也就无法从中转出政治权利和自由。     

中国传统臣民文化之价值结构析论

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反映着国家和民族客观的政治历史和政治现实。臣民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构成,其价值结构表现在君权至上的价值准则、宗法纲常的人治传统、清官圣人的政治期盼、权利主体观念的泯灭四个层面,是一种带有明显奴性特征的政治文化。公民文化作为一种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文化之融合的政治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培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是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内容。     

公民法律角色比较——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

权利与义务是法学理论中一对最基本的范畴。权利和义务哪个是本位的问题,在中国和西方社会有着不同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文章通过对古代中国和西方社会公民法律角色的比较研究,指出中国义务本位法的形成与血缘关系、家族宗法制度以及特有的“礼”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统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西方社会城邦政治的确立、法律的发达和人本主义的兴起对西方社会权利本位法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权利本位法和义务本位法互为条件,辩证统一。中国当代社会应以权利法为本位,以义务法为补充,以趋早日实现“法治”。     

论农民体育权利法律保障与实现的国家义务

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体育权利保障和实现面临农民缺乏体育意识和体育权利观念、经济能力有限、时间难以保障、场地和器材严重不足、缺少体育专业指导人才等困境。从法律上审视这些困境，一是全民健身观念尚未成为体育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二是就法律性质上看，体育法仍然是体育管理法，法律规定并没有明确农民体育权利保障的国家责任。应该从根本上转变国家体育发展导向，确立民生体育观念，同时，在农民体育权利保障上改革管理法模式，树立服务型法观念。农民体育权利内在地产生了对国家义务的需求，农民体育权利保障和实现是国家的绝对义务。应该按照国家义务“三层次”分析方式，对农民体育权利保障和实现的国家义务归纳为“尊重的义务”、“保护的义务”和“实现的义务”三个层次，以把握分析和理解农民体育权利保障和实现的国家义务的基本结构，从国家义务的视角有利于切实保障农民体育权利的实现。     

论立约建国所依赖的“约”的本性

人的本性使自然状态成了战争状态，自然状态虽有自然法，但它只能约束人的良心，于是为了自保，人决定立约建国。立即履行了“约”所规定的义务的是契约，没有立即履行义务而承诺未来履行义务的叫做信约。建国所依赖的是一种被称作服从信约的政治信约。为了使信约不被轻易废除，信约规定立约方不仅对彼此负有义务，而且对不是立约方的主权者也负有义务。这种信约使主权权力具有绝对性。     

论法治的基础

论法治的基础齐延平法治，不管是作为一社会结构理论的合理性说明，还是作为一社会结构运行实践的合法性说明，都必须从它赖以生成和存在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中去寻找。我认为，市场经济、权利文化、民主政治、社会改革是法治理论的四大支柱；它们互相融通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