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组织的兴起与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转型

中国民间组织的"暴发式"增长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和争论.作为对原有分析取向-市民社会与合作主义-的修正和补充,"国家在社会中"这一新取向为我们解读中国当前的民间组织现象提供了可能性.新时期中国民间组织从国家中分离出来的同时又在以新的方式与之建立起连接,这一连接的本质是双方基于合法承认基础上的互动,它表明国家和社会正在通过交换界定相互的关系.     

转型期民间商会组织的角色与功能——从合作主义的理论视角分析

转型期民间商会组织的兴起,是多元社会力量相互角力,社会结构重新分化组合的结果。如何在有序的状态下顺利完成转型,形成政府与民间组织构建和谐社会的合力,合作主义作为一种主张政府权威和社会团体进行制度性合作,实现双方受益的结构变迁理论体系,为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塑造民间商会组织的重要角色,发挥民间商会组织的功能提供了独特的视野。     

多元主义与合作主义——国家治理与我国商协会体制探索

商协会参与治理分为三个层次:市场治理、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在国家治理层面.多元主义与合作主义模式下的商协会体制特征体现出巨大差异.在我国体制转型时期.商协会组织为分享公共权力而寻求政府权威认可、政府为获得权力的稳定支持而主动培育公民社会的"合作主义模式"应当成为政府与商协会共同治理国家的模式选择.合作主义商协会体制的构建,应着重处理好政府"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关系;建立和完善与合作主义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在政府与商协会之间建立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并鼓励和引导联合会组织形式的创建与发展.     

基于新合作主义视角的非公企业职工参与探析——以浙江慈溪非公企业工资集体协商为个案

新合作主义是当代欧美企业处理劳资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模式;它对我国非公企业职工参与及其劳资关系处理具有重要借鉴价值。从新合作主义视角来看,基于浙江慈溪集体协商工资的个案经验,当前非公企业职工参与呈现一种合作参与;而具有合作参与的形成动力、具体表现和合作模式也体现着若干缺陷,这需要从政府行为协调化、职工参与权利规范化、工会自治能力优化,以及促进社会组织介入等方面进行完善。     

本土民间组织参与扶贫开发的行动特点及发展方向——以贵州省某民间组织为例

民间组织是我国社会扶贫的重要主体.本土民间组织参与的扶贫开发在扶贫介入、选择、实施和管理过程中产生了官方影响与民间自觉双重路径融合的行动模式,区别于传统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合作扶贫或独立扶贫.同时这一行动模式也使民间组织在扶贫资金来源、扶贫模式及合作关系上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并进一步影响其在社会扶贫中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即规避组织的行政异化以及作为社会扶贫中介者、调和者、创新者和引导者角色的生成.     

合作主义机制和地方竞争力的提高

合作主义是促进地方竞争力提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只有依靠全社会的通力合作 ,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目标才能实现。与社会合作的意义在于 ,社会只有在保持其独立性的前提下 ,才能焕发其原创精神和进取激情 ,才能给未来的发展注入真正的活力     

中国政治性非营利组织成长模式探析

市民社会的缺失极大地影响到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生存与发展 ,公民通过非营利组织维护自己的权益 ,影响和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是公民社会的题中之意。中国民间组织发展历史及政治性非营利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 ,政治性非营利组织是一把双刃剑 ,它们既可兴邦 ,也能乱国。从政府机构分离、自上而下形成与国家合作互补的非营利组织 ,是当前中国政治性非营利组织的成长模式。随着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政治性非营利组织既与政府合作互补 ,也致力于监督政府行为、限制政府滥用权力。     

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合作主义思潮论析

西方合作学说被知识分子视力变革社会的一剂“良方”而引介到中国,至五四运动前后,汇聚成了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力的合作主义启蒙思潮,并由此把合作制度与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呼吁组建各种类型的合作社,以发展平民经济,同时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活动,产生了相当社会影响。但因中西方社会发展的“时代差”导致中国的合作经济思潮除了具有西方类似特征外,又有自己的特色。     

论中国实现有效治理的社会政治心理基础

实现有效的治理,使之成为现代中国理想的政治模式,必须坚持协商主义、合作主义、妥协主义原则,建设民主政治,奠定有效治理的社会政治心理基础。在此社会政治心理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政治制度,从而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治理。在协商主义的基本原则下形成的有效的治理运作程序,与有效的治理的价值体系和制度架构一起,共同决定有效治理的最终形态。在合作主义的框架下,社会成员按照社会分工组成功能性团体,与政府机构一起,通过协商、谈判、妥协、协助的途径,共同制定公共政策,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治理。妥协主义原则以渐进的方式推进着现代国家有效治理的制度化水平的提高。妥协的过程是一个社会各方积极参与,平等竞争和协商的过程。通过妥协,现代社会获得了自由主体得以和平共处的基础,形成了社会实现有效治理的公共价值和基本共识。     

新合作主义能否整合中国的劳资关系?——以上海市的实践为例

20世纪欧美国家的实践证明,新合作主义体制是工业化国家处理劳资关系的一条共同经验。随着中国经济由传统形态向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快速转型,借鉴新合作主义经验,建立新合作主义的劳资关系体制十分必要。上海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先锋,具备一定的基础,可以通过工会组织创新、集体协商谈判、签订集体合同等方式,建立新合作主义体制,形成平衡的劳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