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学术定位再认识

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主流学界将其视之为一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论争.这一定位以政治立场界分学术派别,武断地缩小了马克思主义史家范围,没有认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真正对手.毛泽东的"文化围剿"说是形成这一看法的重要依据.然而,若从纯粹学术的角度看,论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内进行的,是唯物史观的内部争论.这是因为:第一,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治中国史是论战各方共同的理论立场;第二,论战各方基本遵循和使用了唯物史观的原理和术语.总之,视角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切换,造成了论战学术定位的巨大差异.     

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与新史学的创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社会史论战为主要学术背景,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通过对中国古代史和传统史学的研究,不仅巩固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给予了重要的理论支持,而且在史学理论方面有重大突破,逐步构筑起一个新的史学研究体系,初步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同时,它还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一个新学科的先例,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整个学术界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积累了重要的实践经验。     

食货派的崛起原因探析

致力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食货派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迅速崛起并非偶然。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后特定的学术环境为食货派崛起提供了历史的机缘。从学派外部看,世界的学术大背景和国内的学术条件适宜食货派的发展;从学派内部看,以师长为奠基人和以高质量弟子为核心的研究团体容易迅速形成强大的内聚力。食货派崛起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一是食货派对社会史论战的独特思考;二是受中外史学交流的影响;三是北平良好的学术环境的助益;四是陶希圣突出的学术组织才能及学派成员间的强大凝聚力。     

论抗战时期翦伯赞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

翦伯赞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一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原理密切结合中国历史实际,对中国的历史发展规律和史学体系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最早的拓荒者和探索者之一。从三十年代初期起,翦伯赞就在参加革命活动的同时,积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抗战时期,他一面英勇地投入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面又着重以历史科学为主要武     

关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围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讨论是史学界的一次重要学术争鸣。这场讨论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背景下,史学界为厘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资源和实践上的得失、确立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指导进行的努力,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站在今天的角度反思,这场学术争鸣在当时有其不可或缺的创获,譬如历史发展动力和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挑战了阶级斗争史观的唯一性,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学术价值得到更全面理性的认识等。但讨论对唯物史观所做的正本清源工作不够彻底,意识形态因素与思想解放程度对史学方法探讨有所制约等时代局限,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工作尚未完成。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来看,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反思、打击了极端意识形态化,推动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获新生、恢复学术活力,其历史价值不容抹杀,但对此前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遗产未能较好吸收。未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的确立,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历史理论体系。     

陶希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转向

大革命失败后,人们以社会经济史的眼光来观察社会现象的发展、探讨社会的形态及其变迁的新趋向,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迅速兴起.然而,在社会史论战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试图重新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时,简单化、公式化运用唯物史观的倾向明显,一度陷入“谩骂式”政论.在反思社会史论战的过程中,在理论与材料关系方面,人们理直气壮地倡言史料,重视史料.陶希圣也积极倡导搜集史料,主张史料与理论并重,掀起了所谓的“食货运动”.     

陶希圣与《食货半月刊》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中国近代史学的重要变动时期.陶希圣在北京"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气氛中,鉴于社会史论战理论之争的空泛,在学术上调整思路,整装重发,创办<食货半月刊>[1],潜心收集史料,致力于中国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在193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异军突起.但这一中国近代史学颇具意义的学术史却因诸种原因未被充分认识.     

唯物史观与历史理论研究的新成就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理论领域的贡献,主要反映在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相结合阐述了人们所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社会形态理论、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以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地位等问题的讨论,历来为史学界所重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历史理论的观点和著作已经成为宝贵的史学遗产,对于阐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共中央的大力号召与精心指导下,逐渐兴盛于延安地区的一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思潮。它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史学群体的形成、治史机构的设立和扩大,以及历史教育的普及与展开这"三驾马车"之间的积极配合。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共党史、农民问题、民族史和国际问题研究等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比较突出的学术成就,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在史学理论、史学思想以及治史方法上的鲜明时代特征与学术风格,使之不仅成为整个中国史学得以新陈代谢乃至成功转型的关键一环,更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以后的发展树立了学术典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行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事件。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来看,这场论战在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情依据、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形成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基本范式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上榜中篇小说点评

<太阳为谁升出来>是一篇中规中矩的现实主义小说,但你也可以说它非常"后现代",它解构了它所写的一切;<纪念碑>是一篇先锋小说,但却体现出本土化,具有本土之根.     

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思考

鉴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性,针对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体现了提前干预的特点。但在我国的实践中,未成年人出现不良行为时学校、家庭和社会则是处于缺失状态,而未成年人的行为触犯法律或构成犯罪时,对其处罚又比较严厉。针对此现象,在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初期应加大教育、挽救的力度,而在未成年人有违法或犯罪行为时则应适用轻缓的惩罚。     

内隐性别刻板印象研究综述

通过国内外内隐性别刻板印象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性别刻板印象在两性中确实存在，而且随着认知心理学研究方法的进步，这种内隐性别刻板印象的间接测量方法也在逐步完善。比较典型的有加工分离法（PDP）、内隐联想测验（IAT）和刻板解释偏差（SEB）等方法。     

网络环境下反不正当竞争问题研究

本文借鉴国际网络环境下反不正当竞争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网络技术引发的不正当竞争提出立法建议。修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相应法规,完善法律体系,并呼吁人们强化网络保护意识,全面提升现代网络通信技术。     

对网络广告传播的几点思考

作为广告界的一大热点，网络广告的运作效果却难尽如人意。从广告信息传播角度来看，对网络广告认知度低、广告与网站关系暧昧、传播信息与目标受众信息寻求发生错位，是网络广告在传播流程上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借助传统媒体，扩大对网络广告的认知度，理顺广告与网站关系，培养网民的忠诚度，是促进网络广告成熟的当务之急。     

基于食品供应链的最优质量的价格影响研究

为提高我国食品质量安全水平,以风险规避的供应商和制造商构成的食品供应链为研究背景,分别在集中式供应链以及制造商和供应商分别作为领导者的分散式供应链的3种不同情况下,建立以预期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优化模型,研究食品价格对最优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市场需求更近的供应链主体所决定的质量水平会因食品价格的上涨而提高;而另一方所决定的质量水平会受到食品价格的直接和间接双重影响。最后以数值分析了食品市场的质量敏感性对这种影响的作用,并且依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建议。     

企业技术创新动因的相关研究综述

通过国内外学者对创新、技术创新、自主创新、生产性创新和非生产性活动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企业家既会从事生产性创新也会从事非生产性活动,关键在于企业家对两项活动的收益、成本及风险等所作的比较.要有效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必须一方面激励企业从事创新活动,另一方面要抑制企业从事非生产性活动.     

基于信息非对称的消费者行为研究

传统经济学的消费者理论研究是建立在完全信息假设条件下的,而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与企业经常处于信息非对称的境况之中。从信息搜寻、逆向选择、博弈均衡三个方面,就信息非对称下的消费者行为进行了研究,指出了在信息非对称条件下要建立一个健康、稳定、和谐的市场经济秩序,需要企业、消费者、政府和社会中介组织的共同努力。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几点思考

后勤改革是目前我国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高校后勤改革的社会化方向与目标的确立，是我国高等教育不断发展和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的主导作用，为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提供了社会客观环境。在主观需求与社会客观环境趋于一致的条件下，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成为必然趋势。     

关于奢侈品税立法的思考

奢侈品作为一种高档或顶级商品,无疑是那些富足有余的人们经常关注或消费的对象。课征奢侈品税,其实就是征富人们的税,不会因此损害中低收入的普通消费者的利益。相反,通过课征奢侈品税,然后再把这部分税款通过社会公共福利等形式提升低收入人们的生活质量,这就在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上给那些社会上的"最不利者"带来了补偿利益。如此通过税收立法的手段,一方面削减了高收入者的财富,另一方面又形成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财富的分配达到了相对的平衡,从而更加有利于分配正义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