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微观决策

对甘肃10个样本村入户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显示,目前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呈现出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农户家庭普遍采取兼业化模式,二是个体劳动力有明显的专业化趋势。针对这一特征,建立农户家庭劳动力兼业化配置模型和个体专业化配置模型以理论解释,并通过计量实证考察了农户家庭与个体在劳动力配置决策中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目前农户劳动力资源配置是基于边际劳动价值、预期收入、风险和就业转移成本等因素的理性决策。对农村劳动力进行技能与教育投资,建立并完善农村信贷和保险市场,降低农业生产和城市部门就业风险,是加快推进家庭专业化的政策重点。     

不同收入层次下的农户借贷需求意愿

基于包头市东河区14个农村250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分层模型对不同收入层次下农户借贷需求意愿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得出村庄层和家庭层均对农户借贷需求意愿产生影响,村庄类型、村庄所处地理位置、周边金融机构数量,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稳定性与政府重视程度对整体农户借贷需求意愿有显著影响;从收入分组结果看,村庄类型和收入稳定性是影响不同收入层次农户借贷需求意愿的共同因素,而农户家庭收入来源和优惠政策激励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的借贷需求意愿均无显著影响,其他因素对农户借贷意愿影响存在差异,处于收入层次两端农户的借贷意愿不受农户个体特征和金融环境的影响,尤其是低收入农户受到一定的金融排斥。     

农户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河南省农村住户问卷调查资料,运用二进制Probit回归方法,分析了农户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经营承包耕地数量、家庭户主性别和政治特征在统计上显著影响着农户家庭劳动力的进城务工行为;但是家庭户主的文化程度对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却呈负方向影响,并且除中专文化水平以外,其他受教育水平对家庭劳动力进城打工概率的影响在统计上检验均不显著。     

苹果种植户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研究——基于陕、甘、鲁三省960户调查数据

基于山东、陕西和甘肃三个苹果主产省11个县（市）87个村庄的960个苹果种植户实地调查数据,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影响苹果种植户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苹果生产决策者的年龄,家庭中种苹果的劳动力人数、兼业化程度对农户苹果生产环节外包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苹果生产决策者的受教育程度,家庭苹果种植年限,苹果种植规模对农户苹果生产环节外包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外,不同地区农户苹果生产环节外包程度差异明显。因此,为了寻找促进苹果产业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对策,政府应加强中年苹果种植劳动力的务农技能培训,构建更具有针对性的劳动力社会化服务供需对接机制和信息服务平台,通过完善土地流转政策扩大农户苹果生产经营规模,根据区域特征差异制定和实施因地制宜的苹果生产节本增效发展战略。     

基于分位数和OLS回归的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甘肃省的333份农户调查问卷,通过OLS回归法和分位数回归法,从外部环境和农户资源禀赋两方面分析影响农户家庭收入的相关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同一影响因素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户主性别、家庭人口规模和劳动力负担系数对农民收入有着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对中低收入的农户;而职业培训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只对中等以上收入的农户才会产生增收效益;耕地面积的增加会提高农户收入,但在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偏小的情况下,农作物种植种类的多样化会对农民收入的提高产生抑制作用;亲戚朋友的数量只会对中等收入的农户家庭产生显著的影响;户籍制度和惠农政策对农民收入的提高效果显著,特别是对中低收入的农户;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和提高家庭外出务工的人员比例能有效地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     

适度规模经营: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的策略与空间

基于大国小农的国情,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然以农户为本位,农户采取何种策略实现农业经营的现代化是重要的实践问题。基于中西部一个农业型村庄的个案考察,发现农户提高生产要素投入的市场化程度、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是融入现代农业的一条渐进式路径,核心在于通过家庭策略保持与经营能力相匹配的适度规模。农户的家庭资本规模、家庭劳动力数量、市场风险承担能力共同决定其经营能力并影响“适度规模”的大小。同时,在城镇化背景下人口外流,促进内生型土地流转市场与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生成,有助于扩大留村农户的经营规模。未来国家应当进一步规范土地流转市场,完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释放农户扩大再生产的市场空间,建立农户与现代农业相衔接的稳定机制,实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风险偏好的调节作用

本文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风险偏好对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促进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旧显著;从风险偏好调节作用模型分析发现,农户风险偏好抑制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金融资产占比、家庭金融资产规模的促进作用,强化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是否拥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在使用互联网的农户样本中,农户风险偏好对家庭是否拥有风险性金融资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即农户越偏好风险,越倾向于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依据农户风险偏好程度分组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效应具有风险偏好情景依赖特征。此外,按照地区划分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效应大小存在地区差异。     

外出劳动力工资及收入决定的实证分析 ———基于山西省的调查

文章利用山西省农户调查的微观数据,建立了农户工资决定函数、收入决定函数,并通过多元回归理论,分别考察了人力资本、农户户主个人属性、家庭属性、村庄属性对农户工资和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对劳动力工资及收入决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农户收入的多少和结构取决于家庭拥有资源的数量和这些资源的质量。农户的工资和收入与当地工业化程度正相关。劳动力会根据自己的人力资本存量在不同的行业和地点间进行配置,从而达到自身效用或效益的最大化。     

家庭异质性视角下农户脆弱性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家庭发展能力框架构建农户脆弱性影响因素分析框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5期数据,通过交互效应面板模型研究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家庭生命周期农户脆弱性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以工作时间、教育支出和保险支出衡量的内生动力均会对农户脆弱性产生影响,其中工作时间、保险支出降低了农户的脆弱性,然而教育支出由于“因学致贫”在短期内反而会增加农户脆弱性,中长期（4年）才能有效降低农户脆弱性;宏观环境主要代表的政策环境能够有效降低农户脆弱性。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农户脆弱性的关键影响因素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未来中国的防贫治理需要双管齐下,从激发内生动力和维持帮扶政策两个方面防止低收入农户返贫,警惕农户“因学致贫”和“因学返贫”现象,普及农村成年劳动力和老年人的商业保险覆盖以及重点关注负担期和空巢期的农户脆弱性。     

中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南焦作65 760例扶贫样本

利用河南省焦作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据,对比已脱贫和未脱贫人口的收入差距,并就两类人群在受教育水平、年龄、家庭规模、工作时间、健康状况等方面的差异对他们的收入水平进行分析;使用Probit模型检验了影响人口脱贫的因素,使用OLS分组检验了造成脱贫人口和未脱贫人口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未脱贫组中的老年人口比重大、受教育水平低、工作时间短、工作区域集中于县域内、因病因残致贫比例大。进一步使用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对脱贫、未脱贫两类人群的收入差距进行分解,发现已脱贫和未脱贫组收入差异的75%归因于禀赋回报差异,可解释部分中,家庭规模、工作时间和受教育水平是影响两组人群收入的主要原因。因此,保障家庭劳动力数量以及提升家庭劳动力素质是促进人口脱贫的关键,应增加贫困人口就近就业的机会、为其提供劳务输出的渠道,帮助贫困人口尽快脱贫。     

农户村庄条件对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基于山西省的实证分析

基于山西省361个农户的调查,采用计量经济模型从农户个人特征和农户所在的村庄条件两个方面共10个变量来分析农户土地流出意愿,结果表明年龄、健康状况、机械是否能进入农田、有无村小学、有无乡村医生、非农收入占收入比和家庭离企业的距离7个变量显著影响土地流出意愿;而劳动力短缺、流入土地的风险和流入土地的预期收益低抑制了农户的土地流入意愿,导致愿意流出土地的农户远远多于愿意流入土地的农户。研究对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进行了解释,并提出了完善农村土地流转的建议。     

农机社会化服务与农地转入:来自小规模稻农的实证

基于农业生产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以1 080户小规模农户为研究样本,分析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户农地转入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农机社会化服务购买较为普遍,但不同环节存在较大差异,整地和收割环节农机服务的使用率较高,插秧和烘干环节农机服务的使用率较低;农机社会化服务购买已成为影响农户农地转入行为的关键因素,尤其是整地和收割环节;插秧和烘干环节对农户转入农地影响不大,对农业劳动力的替代作用不明显;家庭经济特征对农户转入农地影响较为显著,且随着家庭收入水平和农业收入占比的逐渐提高,农户扩大农业经营的意愿逐渐增大;而家庭人口结构、承包地特征和个体特征对农户农地转入行为的影响相对较小。此外,家庭劳动力能力对农户农地转入行为具有关键作用,劳动力老龄化与健康状况下降是制约农户扩大经营规模的重要因素。     

劳动力外流对农户技术持续使用意愿的非线性影响

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现实背景下，以专业化食用菌种植为例，探析家庭劳动力外流对农户专业化技术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以及产生影响的内在作用机理，并采用10个省份的农户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家庭劳动力外流对农户专业化技术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效应呈倒U型态势，即家庭劳动力外流对农户专业化技术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先增强后减弱。②因果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劳动力外流的影响还部分通过改变农户的技术认知和技术评价间接影响农户技术持续使用意愿，两条路径共同解释了77.95%的总效应。③受教育年限、是否村干部、种植规模、成本预期和收益预期等亦是影响农户专业化生产技术持续使用意愿的因素。提出应完善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机制，减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提升其正向影响；同时，完善社会化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削弱其负向影响，有助于新技术的推广和提升食用菌生产的专业化水平。     

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的影响分析——基于安徽省天长市的调研数据

采用对安徽省天长市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Tobit模型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的影响。结果表明:仅考虑单个粮食补贴政策变量的情况下,粮食补贴金额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提高粮食补贴金额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农户非农就业时间供给;在考虑多变量的情况下,粮食补贴金额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的负向影响并不显著,主要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务工子女数较多、家庭劳动力数量较多的农户对粮食补贴资金的刺激性不太敏感以及粮食补贴金额对农户农业收入的贡献有限;不管是否考虑所有变量,农户对补贴方式的满意度评价对农户非农就业时间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户对补贴方式的满意度越高,其减少非农就业时间的可能性就越大。提出要充分发挥粮食补贴政策的积极作用,应进一步完善补贴金额、补贴方式,提高农户满意度。     

农业产业扶贫对家庭土地利用的影响研究——基于4省农户的调研数据

基于湖南、湖北、重庆和贵州4省(市)贫困地区的农户调研数据,使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ESR)从土地产值、作物种植结构和土地细碎化程度3个方面分析农户参与农业产业扶贫对家庭土地利用的影响,并采用偏差矫正匹配估计量方法检验结果的稳健性。研究发现:户主健康状况、家庭耕种土地面积、家中病人数量、参加合作经济组织、村庄组织外出务工、村庄组织过技术培训以及村庄基础设施投资等因素对农户选择参与农业产业扶贫有显著影响;农户参与农业产业扶贫会显著提高家庭种植结构的经济作物化程度和土地细碎化程度,但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存在差异,参与农业产业扶贫会显著增加贫困户土地产值,而对非贫困户土地产值的增加没有显著影响。     

农户生计与农村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 ——基于301份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对湖北省随州市和黄冈市301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有相当比例（41.5%）的农村劳动力愿意成为职业农民,当前农村社会并非无人愿意种地,而是有意愿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力及其家庭面临“无地可种”的困境。（2）农户生计显著影响其劳动力的职业务农意愿。就生计模式而言,相比于纯非农户,兼业农户中的劳动力更可能选择职业务农;就资源禀赋而言,拥有可代替劳动力的农机具及家庭实际经营耕地面积具有正向刺激作用;就生计状态而言,家庭货币支出压力越大,其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越强。此外,个体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政府农业补贴力度与个体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转入耕地难易程度与个体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我国西部地区农户家庭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宁夏地区调查数据为例

通过对影响宁夏农户家庭收入因素的分析表明,人力资本方面,家庭平均教育程度对家庭人均收入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家庭人口数对人均收入有负向影响作用;社会资本方面,家庭成员中有党员、有商人均对家庭人均收入有正向促进作用;劳动力转移方面,家庭非农就业劳动力数量越多,人均收入越高;林业政策方面,农户家庭是否参与林业工程对人均收入影响并不显著;资源禀赋方面,家庭人均林地面积对人均收入有正向影响作用,而人均耕地面积对其影响并不显著。     

种稻农户劳动力就业非农化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西26县32乡镇1058样本农户的实证调查

以江西省为例,在江西26县32乡镇32村1058户农户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应用二元定距相关分析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定量研究粮食主产区农户家庭劳动力就业非农化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所处村域环境、户主年龄、户主职业、人均耕地面积、家庭务工收入比、农户种粮风险认知、种粮预期收益评价等因素对农户家庭劳动力就业非农化行为均有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的影响,其中家庭务工收入比的正向作用最大,种稻收益预期的反向作用最大。同时在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因地制宜地引导农户适度规模经营、鼓励青年农民发展粮食生产、完善农业扶持政策等政策建议。     

农户水稻规模种植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省3县306户的调查数据

基于江西省都昌县、铅山县、新干县306个样本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Probit 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选择土地转入实施规模种植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户主年龄、水稻种植年数、农地流转经验、家庭人口数、家庭劳动力人数、有无农技员指导等因素对农户选择规模种植没有显著影响.农户文化程度、是否科技示范户、农地流转租金、家庭人均纯收入、有无机械设备或牛等生产资料以及生产投入产出比等因素对农户规模种植的决策行为影响较显著     

宅基地改革对农户所有权认知转变影响作用研究——以余江试点为例

基于余江调研数据,运用Mlogit模型分析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对于农户所有权认知转变的影响作用,为强化宅基地所有权认知提供理论参考。研究结果表明,农户越是觉得宅基地审批建房难,就越不容易转变认知。农户越是感觉到村集体对违规宅基地处罚力度大,就更容易实现宅基地个人所有向集体所有转变。同时,是否是党员、家庭常住人口比、家庭年收入、村庄人口流动性、村庄是否为单一姓氏等个体与村庄特征同样对农户宅基地所有权认知具有显著影响。通过调节效应分析,农户是否在城镇购房、家庭宅基地面积的个体特征会对上述作用机制产生强化作用。基于上述分析认为,宅基地改革试点确实对农户宅基地所有权认知转变发挥了显著作用,但是要完全实现对所有权认知重塑仍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充分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消除村民对未来权益的担心,增强改革结果的公平性,采取差异化工作方案,这样才能使村民更加信任集体组织的权威性,更加容易实现产权认知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