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社会需求”整合:一个重建社区公共性的分析

社区异质性、社区公共性与社区整合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本文关于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中心命题。文章通过实地调查,分析了城市社区异质性增长和社区公共性衰减现象,回答了以重建社区公共性来促进社区社会需求整合、构建社区有效治理的方向与可能。研究结论认为,市场化、城市化和"单位制"衰微是城市社区异质性增长与社区公共性衰减的三个重要机制。社区异质性在宏观上呈现为社区社会结构的差异、在微观上呈现为社区社会需求的差别。同时,社区异质性弱化了社区公共性,使社区呈现出明显的"原子化"和"隔离化"状态,威胁了社区整合。因此,重建社区公共性是整合差别化社区社会需求、防止社区"原子化"和"隔离化"状态的关键。重建社区公共性意指建设社区多元主体或社区居民的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共识和认同感,社区公共性是一个社区中多元主体共生共处的公共价值,是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相互承认彼此间差异并能一致行动的合法性基础,是对社区居民具有一定规范性和约束性的公共规则,也是城市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府动员不同主体参与社区建设的内生动力。文章从公共价值、公共规则、公共空间、公共参与和公共服务的维度讨论了重建城市社区公共性的出路。     

地方公共服务中的公民参与——中国与加拿大城市的案例研究及比较分析

通过中国与加拿大的城市若干公共服务领域的案例研究及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中加地方公共服务中的公民参与情况与两国的不同背景尤其是政府体制密切相关,从两国地方公民参与的演进也可以看出两国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的不同特征。中国和加拿大的城市公共服务若干典型领域,诸如城市贫困治理、环境治理、保障性住房供给、城市新移民及其子女教育等的公民参与,也体现了中加两国地方公共服务中公民参与的某些显著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对一个发达国家和一个发展中国家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的比较分析,有助于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了解地方治理在变革社会中的发展趋势。     

城市公共服务何以提升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参照系替代下多维相对贫困改善视角

基于多维相对贫困改善视角,运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D卷和对应4个城市下辖26个区（县、市）的匹配数据,探究了城市公共服务提升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多维相对贫困强度的上升抑制了农民工城市永久迁移意愿,城市公共服务改善了农民工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系下的多维相对贫困进而提升了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异质性检验发现,城市公共服务主要改善了有居住证、老一代、省内流动以及“为了子女有更好教育”留城的农民工的多维相对贫困进而提升其城市永久迁移意愿。     

京津冀城市圈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测度及其区域差异分析

京津冀公共服务一体化是突破京津冀发展瓶颈,推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之一。本文以京津冀城市圈13个城市为研究区域,通过构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度了2014-2017年京津冀城市圈各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并对其呈现出的区域格局及区域差异进行探讨,结果显示:京津冀城市圈不同城市间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差异显著,呈现出以北京和天津为中心逐渐衰减的空间格局;2014-2017年京津冀城市圈不同城市间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由不均衡格局逐渐向均衡格局演进。本文研究结果为推进京津冀城市圈公共服务协调发展提供建议参考。     

青岛居民多维相对贫困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

利用熵值法测算2016—2020年青岛居民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并借助Dagum基尼系数和空间计量模型，对青岛居民多维相对贫困的区域差异以及空间收敛性进行分析。从区域差异来看，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区域内部差异不断扩大，区域内部的协同作用较弱；从收敛性来看，青岛市整体不存在σ收敛，但呈β收敛，在加入教育发展状况、社会保障和就业状况以及医疗卫生状况等控制变量之后，条件β收敛的速度加快。因此，在青岛居民多维相对贫困治理的诉求下，应将多维相对贫困治理与政策工具相结合，以强化贫困群体可行能力建设为主线，协调发展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构建特色医疗保障体系，将健康青岛融入多维相对贫困治理，实现对青岛居民多维相对贫困的科学高效治理。     

开放包容:新中国70年贫困治理的经验和逻辑

开放包容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也是我国贫困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的中国经验。梳理国内外关于贫困的定义和认识,"开放包容"是实施贫困治理的必然要求;分析国内外减贫形势,"开放包容"是全球贫困治理的现实需要。新中国70年的贫困治理形成了开放包容的贫困治理体系:发展是硬道理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治理理念、政府主导和多元参与的治理主体、改革开放和包容发展协同的治理方式、自身发展与促进世界减贫相统一的治理目标。其蕴含着的深刻逻辑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推动包容发展是贫困治理的根本前提,对外开放带动农村生产要素配置优化是贫困治理的必要条件,提升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是贫困治理中开放包容的核心目标。展望未来,进一步丰富完善贫困治理的开放包容经验,需要建设贫困地区开放经济,挖掘贫困治理动能;推进贫困地区共享发展,完善贫困治理体系;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提升贫困治理质效。     

乡村振兴战略下相对贫困治理时代问题解析

脱贫攻坚战已迈入相对贫困治理时代,应坚持巩固脱贫成果与构建面向相对贫困治理脱贫长效机制的双轨并行转型思路。当前,脱贫攻坚工作面临转型困境,受贫困治理模式、贫困治理理念、行政单一化管理、政绩考核标准等的固化影响,后脱贫时代的贫困治理有掉入贫困循环再生产陷阱的可能。因此,以创新国家减贫治理体系为视角对后脱贫时代脱贫工作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进行梳理与解构,提出建立面向相对贫困治理的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纾困对策,以建立防止返贫动态预警监测机制为贫困人口平台识别之策;以设立精准防贫基金为遏制返贫预防兜底之策;以建立面向相对贫困治理的机制体系为贫困治理久久为功之策。     

新时代贫困治理的预设图景及国外经验借鉴

贫困治理是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动力,进入新时代我国贫困治理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亟待探寻一种新思路。以质性研究与文献比较研究法阐述了国内外贫困治理理论与治理实践样本,并对国内贫困治理的现实困境进行了思路解析。研究发现,国内贫困治理的现实问题已经超越单一学科的研究界限,针对预设图景的解析对于新时代我国跨区域贫困治理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国内贫困治理亦需要国外贫困治理样本经验的多维解析。基于此分析,建议宏观层面要借鉴并总结西方国家贫困治理中"分析单位"与"解析模式"的有效经验启示;中观层面要逐步推进共享机制、整体性治理框架与大数据思维等预设图景由理论研究转向实践领域;微观层面要强化个体行为认知与精神扶贫的统一性。     

农村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贫困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新型城镇化下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内容,使用CFPS2010年和2016年数据,实证考察城镇地区劳动者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贫困及其变化趋势,并分析不同户籍劳动者在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上的差异。研究发现：从2010年到2016年,我国城镇地区劳动者的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出现了显著的下降,但农村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始终高于城镇户籍劳动者,农村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贫困降低的幅度也小于城镇户籍劳动者,由此造成不同户籍劳动者在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医疗保险和城市养老保险上的剥夺发生率较高,且两者对农村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贫困具有较大贡献。进一步将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者分解为不同子群体,发现城镇不同户籍劳动者基本公共服务多维贫困的降低主要是由于最贫困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得到改善而实现的。     

城市贫困区位化与社区重建

对城市"贫困聚居"的区位化趋势进行分析,提出了"分区居住与混合居住"、"住区清理与住区提升"的城市贫困社区改造新路径,认为社区重建必须尊重各阶层在地位、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素养等方面的差异;要间隔分区,控制低标准住房的集聚规模;要重视对贫困社区、落后城区的追加建设和改造,以缩小贫富社区在硬件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上的差距等.     

我国市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空间演变与影响因素

采用熵值法对我国2001年和2010年地级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演变及质量特征进行空间分析,显示2001年大部分区域公共服务严重不足,公共服务优化区呈点状分布,东部高于西部,经济发达区高于落后区,与转移支付、当地人均财政收入、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以及城市规模依次正相关;经过十年的发展,2010年公共服务水平整体得到提高,但幅度不大,空间上不均等,以东部高于西部、经济发达区域为核心的沿海高于内地呈梯度分布,部分西北部旅游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得到提高;其原因在于转移支付为公共服务提高提供了外部支持,当地的财政收入为公共服务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内生力量,而人口增长及人口密度是制约公共服务提高的主要因素;其次,大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较高,中小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严重不足,经济水平落后,内生力量弱,需进一步提高转移支付力度。     

供给侧改革视域下城市社区治理转型与服务供给创新

供给侧改革“以人为本”的理论逻辑主线与城市社区治理和服务供给中“提升居民满意度、获得感与幸福感”的价值指向是相契合的,因此它是检视城市社区治理成效、推动治理转型的新视角。首先,在供给侧改革思路下发现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存在供需结构失衡、决策主体单一、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其次,以社区居民需求的意愿识别、需求管理、成效评估为线索,建立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模型。最后,提出为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提供更扎实的主体保障、制度保障和技术保障,以服务促治理是供给侧改革视域下城市社区治理转型的核心。     

合作博弈：乡村贫困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基于社会互构论的阐释

基于社会互构论的理论视野,运用交叉对比分析的方法,探讨乡村贫困治理场域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乡村贫困治理的地方性实践中,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并非整体性的静态固化格局,而是因不同的互动情境呈现出多元性的动态实践特征和持续演化过程,表现为一种制度化程度低、策略性行动强的“合作博弈”的实体关系。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动态博弈过程中寻求贫困治理合作的可能性,贫困治理的目标一致程度和行动主体的利益契合程度是影响二者博弈最终走向的关键变量。借助于这种互动模式,社会组织在当前行政治理体系异常强大、社会主体性发育水平尚处低位的时代背景下,嵌入到乡村发展场域中,不仅发挥了贫困治理的实际功能,还获得了组织自身的发展空间。不过,由于转型期国家的主导地位,合作博弈的过程本质上还是以呼应政府部门偏好为核心特征,从而强化贫困治理中工具主义导向的事本逻辑,而更长远的社会价值的追求依然任重道远。     

转型期城市扶贫困境及对策选择——以河北石家庄市为例

转型以来,我国城市贫困问题成为继农村贫困问题之后又一个公众关注的焦点。面对有着明显"过渡期"特征的城市贫困,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贫措施。但现实效果表明,当前的扶贫工作正在陷入诸多困境:贫困人口产生"福利依赖"思想,社会保障体制功能缺失,政府财政压力加大。解析困境,产生困境的根源在于三个方面:贫困治理方式与贫困模式不相匹配,就业与社会保障相互背离,"能力贫困"与"权利贫困"治理脱节。困境之下应选择平衡发展就业和社会保障措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体现公平理念的城市扶贫模式等对策。     

数据规训视域下城市治理的潜在风险及其重构

数据技术在城市空间的多维运用已成必然态势.在治理实践中,作为新兴治理工具的数据技术既增添了城市治理的活力,亦使城市治理面临主体边缘化、客体风险化、介体数字化与环体复杂化等诸多潜在挑战.为了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应基于"城市是人民的城市"的立场,坚持城市空间主体性复归的原则,构建科学高效的城市治理机制、深化数据治理的理性运用及规范技术治理的伦理旨向,以科学运用数据技术为实现城市善治服务.     

论城市群生态一体化治理:梗阻、理论与政策工具

伴随着区域一体化向广度与深度扩展,中国区域生态治理由相对隔离的行政区治理转向区域一体化治理,如何走出区域生态治理的"公共困境"是城市群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基于区域生态治理的诸多理论阐释,区域生态治理存在六种"制度解":基于产权的市场交易、负外部性内部化、基于生态足迹的区域生态补偿、基于博弈的生态协作动力、区域治理权威的统筹和基于组织比较优势的区域治理网络。这些政策工具既可独立运用,也可综合运用,从而为城市群生态治理提供科学的治理工具。     

从空间不平等到空间正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2035年我国发展目标之一是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解决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空间理论视角而言,空间不平等是基本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梗阻,具体表现为城乡差异空间上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类社会问题。空间正义是其追求目标,在地理空间上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在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等多维空间的层面上实现文化权益、文化权利等软性公共服务均等化。从制度设计而言,基本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要与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城市化高质量发展战略有效衔接,应包含多元供给体系、城市地区的质量提升压力、农村地区的区域补偿动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四个支撑要素,进而推进缩小空间不平等,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和均衡化发展。从实践路向来看,可以通过空间结构融合和空间形态融合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     

融入与排斥的两难:农民工入城的困境分析

改革开放打破了城乡相对隔离的封闭状态,受到城乡差距"推拉力"牵引的农民大量离开农村涌入城市,在不断城市化的进程中,出现了"农民工"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他们涌入城市,意在摆脱贫困,却无形中被纳入城市化进程中"边缘化"的困境.这种"边缘化"集中表现为身份的二重性以及精神世界的矛盾.究其深层原因,则是"农民工"力图摆脱贫困的主观能动性与城市生活的规则与其惯有方式对农民工心理上的排斥而造成的.因此,用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帮助农民摆脱贫困,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良性心理互动是有利于农民工摆脱困境命运的出路.     

贫困治理机制转型北大核心CSSCI

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农村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并将在2020年底实现现有标准下全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与此同时,中国也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在此背景下,贫困逐渐呈现出新的特征,绝对贫困问题将被相对贫困问题替代,发达地区的贫困问题会日益突出,贫困呈现出群体性特征,且贫困不仅是收入问题,更表现为社会排斥和阶层固化。相对贫困治理的目标在于防止脆弱人群陷入贫困、缩小社会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为此,中国的贫困治理机制要实现两个转变,即从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治理、从超常规转变为常规的贫困治理,而转变的核心是从聚焦贫困地区逐步转变为聚焦贫困人群。     

中国城市基层政府治理变革的新形态——以"WHO国际安全社区促进项目"建设为例

伴随着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社会的不断强大,传统管制型的政府体系已经很难适应日益复杂的公共服务诉求,如何调整组织形态,以合作治理导向促进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是世界在探讨的共同话题. 分析当前基层政府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以中国城市基层政府正积极推行的"WHO国际安全社区促进项目"为例,剖析城市基层政府在这一项目建设过程中,所展现的一种合作导向的治理结构和内容变化趋势,从中寻求适应当前城市化特征的基层政府治理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