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河西地区的科举家族探析

清代科举家族是指那些世代聚族而居,从事举业人数众多,其中至少取得举人或五贡以上功名,在全国或地方产生重要影响的家族。清代河西地区科举家族的出现是多重因素共致的结果,诸如政局稳定、教育机构创建、科举政策调适以及科举家族内部教育环境等。科举家族一般是地方社会的望族,在地方社会的公共领域,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     

清代顺天科举冒籍问题探析

冒籍是清代科举的一个普遍现象,其中顺天府冒籍现象较为突出。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科举的繁兴、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京畿地区出现了大批流寓人口,他们通过寄籍顺天,参加科举考试,猎取科举名额,给京畿科举秩序造成严重冲击。清代统治者通过稽查户籍、设立廪保、强化惩戒、严格审音等手段,严防科举过程中的冒籍现象,从而为广大士子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科举环境,有利于科举秩序的稳定。     

论清代书院与科举之关系

清代书院的兴衰和清朝政府的态度具有很大关系,政府加强书院建设是为科举培养人才,书院只有和科举联系起来,才能获得发展,故清代书院表现出与科举同命运的特点,因科举的兴衰而兴衰,因科举的废除而改制,书院俨然成为科举的附庸,许多书院的条规都是围绕科举而制订的,如书院的活动安排和章程的制订,都以科举为中心,这说明书院终究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     

科举学的法律视角——以《钦定科场条例》为例

从法律的视角出发研究科举学,不仅可以更加充分地体现科举学的广博性特点,为科举研究提供新的视野、新的内容与新的研究思路,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科举制度的基本精神,实现对科举制度的客观与全面的评价.科举法所体现出的法律条文的完善与可操作性、重刑主义与分类治理的思想以及在法意与人情之间的矛盾,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法律的基本特点与发展脉络,也凸显了科举法制的基本价值.而科举法制与科举制度之间相互协调却又相互矛盾的双重关系,也引发我们深刻地反思法制建设与考试制度、考试治理的地位与关系.     

清代贵州义学经费来源探析

清政府为加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化,在此设立了大量义学.义学的生存状况与其经费来源直接相关.清代,贵州义学在西南地区较为典型,其经费来源有多种渠道,总体上可以分为官府出资和民间捐设两种.清初,多为官方出资,随后民间出资逐渐增多,不仅增强了义学的办学活力,也促进了贵州少数民族教育的普及.     

清代科举家族的人文环境述论

“望族”因其社会影响的关系,一向在家族史中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本文提出“科举家族”才是清代真正的望族,主要利用《清代硃卷集成》中的科举家族世系与事迹资料,从家族教育、婚姻行为、师生关系三个方面,论述了清代科举家族形成的人文环境。     

试论清代科举中的考差制度

考差是清代对各省乡试正副主考官的选拔考试。肇始于顺治年间,至雍正形成考差制度,乾隆、嘉庆诸朝不断调整、完善,使其成为清代科举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无论从制度的建设去评价,还是从实践的效果去衡量,清代考差制度都有其积极的意义。     

冒籍:清代台湾的科举移民

清代前期,闽粤移民冒籍赴台参加科举考试的现象相当普遍,台湾地方官员对此往往采取默许的态度,闽省官员和巡台御史曾对其进行查禁和清理,但成效不彰.科举移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地人口的文化素质,改善了台湾这一边陲地区人口的文化结构.有的科举移民及其后裔还参与台湾的土地开发和文教设施建设,在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繁荣和发展地方文教事业中作出贡献.清代前期台湾的科举移民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这一现象表明,海峡两岸人民之间除了地缘、血缘的关系外,在文化教育等方面也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经史之学与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虽从事科举文教育,但不唯之是从,而是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此举上溯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经史之学的优良传统,根植于孔子“博学于文”的思想主张,来源于以学术导向矫正利禄歪风的迫切要求。生徒只有学充养邃,才会眼界高、气味厚、笔力健。清代一些书院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使得生徒学文不是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训练,而是拓展为与炼品、践行、培识的结合。这些书院通过教育,能够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     

清代科举试诗改革背景下李贺诗的接受状况

诗歌选本往往反映出特定时代文化背景下的社会风貌。《唐诗三百首》不选李贺诗,受其选诗标准、宗旨定位和所处社会背景等诸多因素所制。清代科举试诗促成了诗学的复兴,古典诗歌则因现实的需要而面临新时代的扬弃。     

清代保定莲池书院与科举制度

书院与科举考试制度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保定莲池书院是官立书院,书院教育目标定位于为科举考试服务.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变迁,保定莲池书院的课程设计和考课制度进行了调整,书院主持者也对科举制度进行批判,由此既推动了书院教育的近代转型,也促进了近代教育制度的确立.     

明代科举三级考试探议

明代科举取士实行三级考试制度,即所谓的乡试、会试和殿试。与三级考试相对应的秀才、举人和进士构成了古代中国独有的学历资格与选官资格。三级考试之间颇多差异,同时又具有极大的关联,尤其在第一、二级的乡、会试中,其各地取解的名额、开科的时间、考试的内容以及服务与服从于科举取士的贡院管理等众多内容,都是深入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必须和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对明代科举制度研究的许多相关问题的认识和评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对明代科举三考试问题的论述来展开的。     

晚清科举制度及其废除再思考

科举制在人才选拔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经过历史的发展,其优点和弊病显露无遗。在西方不断的冲击下,其考试内容也越来越不合时代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并最终在1905年废除了科举。虽然科举制度已经不合时宜,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废除却是至关重要的。清政府立止科举的方式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立止科举,导致长期形成的社会人员流动机制受到了破坏,大量的科考士子生存之路被堵死,许多走向反面。同时,导致了中国士绅阶级的消失,进而产生连带的后果,造成了农村的没落。另外,还造成了中国选官制度的混乱。这一切的后果都值得进行反思。     

清前期景德镇御窑管理制度刍议

清前期景德镇窑厂经历了从官窑到御窑的转变.其用工制度调动了工匠的生产积极性.督陶官与协造制度对窑厂的生产工艺、产品质量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些因素最终促成了景德镇御窑厂的繁荣.     

明清陕西关中书院与科举制度

关中书院是明清两代陕西地方最高学府,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都享有盛誉。明神宗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由陕西著名学者冯从吾创办,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书院改为师范学堂。数百年间,关中书院秉承宋元书院之遗风,先后有冯从吾、孙景烈、李颙等大理学家于此教授,他们以昌明关学为己任,以讲求性理为宗旨,主张＂明体适用＂。同时,科举成就斐然。关中之乡试、府试的考举之士,多为此书院之生员,并培养出清代陕西惟一的状元王杰。此外,西北奇才于右任、关中大儒牛兆濂、教育家刘古愚等也曾就学于关中书院。关中书院为陕西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科举政策变化研究

受宋代宗室政策影响,首批大规模登第宗子出现在南宋高宗朝绍兴年间,主要集中于太祖、太宗的第六、七代孙. 宗子登第的人数、甲第、举数逐渐上升,至南宋时形成专门从事举业的宗子族群,并出现三代连续登第的宗室科举家族. 由于应试人群的特殊性与科目开设的临时性,童子科登科者的资料并不集中,较为零散.《宋代登科总录》所收丰富全面的登科人传记资料与数据,使宋代童子科的开停频率、各朝人数变化、地域分布、登科者待遇、入仕情况变化等得以清晰呈现. 日本、美国及中国的宋代科举研究大致有四种取向:科举制度相关内容的研究,宋代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科举相关史料的研究,科举人物传记史料的研究.     

从英国文官考选制度看清末科举制的衰亡

19世纪兴起的英国文官考选制度渊源于中国的科举制,这一制度成为西方各国仿效的蓝本而盛行至今,而沿袭1000多年的科举制此时却趋于衰亡。究其原因是中国科举制中公平竞争原则的完全丧失而文官制吸收了这一原则精华并使之制度化导致。揭示出两者不同结局的本质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进步。     

明代科举宾兴考述

明代科举宾兴是清代科举宾兴的直接发展源头。在明代初年,宾兴礼第一次与乡饮酒礼分离,成为府州县一级的科举送别及庆贺典礼。明代地方科举经费预算为宾兴礼的举行提供了有力的经费支持。地方社会中,官府拨款及民间捐款设立的社会公益助考基金首次以＂宾兴＂命名,它们尽管在全国各地尚不普遍,但却为清代科举宾兴的普遍设立提供了最佳借鉴对象。     

试论清代八旗的翻译科考试

翻译科考试是清代八旗科举制度研究的重要内容,是清朝统治者加强其政治文化统治的一项重要政策,同时也是清统治者借此保持和维护满蒙自身文化传统和文化习俗并进而积极吸收汉民族优秀文化的政策之一。翻译科考试采取了历代科举考试的基本规制,其考试内容和取录方式也一仍其旧,在科举考试的某些方面,则根据八旗翻译科的实际情况做了相应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