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与政治的悖论:阿甘本“赤裸生命”概念的三个源头

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对生命与政治关系的洞察来源于阿伦特、本雅明和福柯三位思想先驱。阿伦特通过对"政治生命"和"单纯生命"概念的区分,试图将政治共同体奠基于单纯的政治实践。这一思考产生了单纯生命的悖论:单纯生命既构成政治共同体的基础,又是消解政治共同体的根本因素。本雅明利用"牺牲"概念和犹太—基督教神学传统,消解了阿伦特的悖论,却将政治行动转化为维护律法的暴力行为,并在献祭—净化的循环中,将纯粹生命本身转化为律法实施的最高目标。阿伦特和本雅明的哲学和神学反思最终在福柯对现代政治技术的分析中,呈现为现代生命政治内在的实践逻辑,人的自然生命成为政治的目标,却在被政治技术的抽象化利用过程中,转化为"赤裸生命"。借助于三位思想家的论述,阿甘本重建了生命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关系,他认为,赤裸生命就是人类生命的"门槛"(threshold):它处于生命的存在和消亡之间,将政治权力最为悖谬的两种功能,即捍卫生命和威胁生命同时表征出来。     

共同体与审美治理：阿伦特政治哲学的媒介学转向

在《康德政治哲学讲稿》中,阿伦特探讨了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审美主体”和“审美判断”。在审美主体层面,审美主体的多元性和可交流性是进行审美判断的基础。在审美判断层面,审美判断要求达到普遍认同,这种普遍认同借助于共通感,不借助于信仰,不借助于概念,也不借助于理性而形成认同。因此,在审美主体和审美判断的视域下,阿伦特探讨了审美、普遍认同与共同体建构之间的关系,形成了阿伦特政治哲学的美学转向。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媒介技术的发展承担起了新型共同体建构的问题,康德-阿伦特的共同体与审美治理思想需要在媒介学的意义上得到延伸,形成康德-阿伦特共同体与审美治理思想的媒介学转向,重塑阿伦特政治哲学的当下意义,用于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多元一体的媒介治理格局。     

马克思共同体形态理论的世界政治意蕴

“关注世界政治问题”是马克思共同体形态理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关于共同体4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理论从历史、现实与未来三重维度,内在契合了关乎人、人与人的联结方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世界政治内容。马克思共同体形态理论蕴含的深刻政治意蕴为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政治脉络、洞察当下世界政治发展的现实需求提供了思想资源,为世界政治传统融合、世界政治逻辑超越、世界政治结构调试与世界政治体系重组提供了有力的价值指引。     

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理论、问题与实践

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强调审美和艺术的政治介入,展现了一种包含了审美现代性批判的美学乌托邦的理论取向。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不仅仅意味着美学转向政治思想,它强调审美与艺术是文化改造和政治主体形塑的重要力量,既突出审美的意识形态功能,更强调超越意识形态的“感觉共同体”或“审美共同体”的建构。当代美学和艺术正在不同程度地遭受工具理性的影响,美学和艺术存在着成为单向度思维工具的危机,因此需要从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中吸取“下行通道”的思想资源,其目的是将那种学理和思辨层面的美学真正转化为文化的批判力量和理论的建构策略。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儒家政治思想精髓的汲取与超越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是实现一种理想的人类生存形态和世界发展状态.这种追求更高生命形态的构想汲取了"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儒家政治思想精华.作为新时代中国在全球治理舞台上的政治话语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以及世界整体发展维度倡导构建自为性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发展共同体、国家间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世界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更具现代意义和实践向度的政治主张,实现了对儒家政治思想的理论升华和实践超越.     

论“同情”的两张面孔:罗蒂与阿伦特

罗蒂与阿伦特均批判现代性,还将矛头指向现代性的政治领域,他们不约而同地以同情为切入点来审视现代性的政治。罗蒂将政治意义上的社会团结建立在同情之上,因为同情意味着减小差距,从而使"我们"的范围不断扩大;阿伦特则认为差距正是自由的基本内涵,同情作为一种私人情感出现在政治领域意味着自由的消亡。"同情"在他们的理论中具有相反功能。在自由问题上,罗蒂主张现代性的形而上学试图为自由奠基的努力是失败的,在阿伦特看来,现代性的平等、权利等价值理念无非是宣告了"社会"的兴起,是自由丧失的一种体现。他们要么将自由理解为与经济无关,要么将自由理解为对经济的超越。在他们的逻辑视野中,经济问题本质上是无足轻重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问题的本质。同情的政治哲学依然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解释世界"理论,也是一种思辨哲学。     

共同体理论谱系与人的主体性

"共同体"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纽带。人的本性具有双重性——主体性与被动性,这是人的内在矛盾。要超越这一矛盾,必须对共同体进行追问以超越自身的局限性,进而寻求人的主体性。从共同体理论的历史演变来看,西方共同体理论大致经历了道德共同体、契约共同体和美学共同体三个阶段。当今社会,人们更加期盼建立新的共同体,化解社会风险,重构我们的生活世界,创造生活的意义。     

“有故事的人”:阿伦特“叙事”理论研究

"叙事"在阿伦特思想中具有至关重要的理论地位。经由"叙事",阿伦特希望能审美化地养成"有故事的人":成为故事的主人公是他政治行动的目的;他借助叙事寻找趣味相投的同伴,一道建设友谊的"绿洲",从而获得"在家"感;故事正是世界存在的方式。     

何为政治哲学

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政治哲学,既强调公民是城邦政治的参与者,也强调以德性为中心的共同体善。后者是当代社群主义的思想资源。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从强调善优先于权利转向权利优先于善。正义从以共同体的利益为依归转向以人权或基本权利为内涵。当代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在于诉诸共同体的善还是诉诸权利为其理论重心。然而,阿伦特所提出的公民权问题以及世界主义所关注的全球贫困问题构成了对自由主义的权利重心的挑战。     

从阿伦特行动理论看“实践”

分析指出,阿伦特认为了解实践的基本意义对政治运动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其实践理论中,实践意义的处理依赖于人的本能生产、双手制作实物的工作以及道德伦理与政治实践。而对于人的本能的生产活动,阿伦特行动理论对于马克思理论的相关内容进行批判;对劳动与暴力的关系做了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定位;阿伦特试图把实践从传统的＂目的论＂、＂工具论＂中释放出来,并做了相应的阐述。     

多学科交叉语境下的“政治美学”研究综述

"政治美学"提出的背景在于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它围绕着"美学"这一学科,从美学理论实践的可能性出发,探讨美学学科新的发展方向,从而拓展美学的新生命。但是这个课题研究的对象太广,缺少全面阐释政治和美学之间复杂关系的清晰而确定的分析对象,所以前人的研究和阐述显得过于驳杂,没有形成很好的理论聚合力。因此,在政治和美学当中加入文学这一重要的文本对象,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由此,政治美学新的研究方向将不仅限于政治和美学之间的相互比照,而进一步延伸拓展到"政治—美学—文学"三个重要的领域。由此,一方面为探究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寻找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从政治实践和文学叙事中揭示出作家创作过程的集体无意识以及小说所取得的社会效应背后受众的审美心理,进一步探讨政治结构如何渗入人的情感结构;另一方面也为政治美学这一新兴课题提供一个具体、系统的研究对象。     

阿伦特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之比较

公共领域概念的独立提出,应该归功于阿伦特与哈贝马斯的相关理论。阿伦特的公共领域思想使公共领域理论步入新的时代,她从独特的视角,宣示了古典政治的来临;哈贝马斯则是公共领域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丰富并系统阐述了公共领域理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哈贝马斯那里成为"理想类型",并提出通过重建公共领域来解决资本主义危机。从公共领域理论的发展史上看,哈贝马斯是阿伦特思想的继承者,但是,他又跳出了阿伦特的思想框架,建构起更为全面系统、丰富合理的公共领域理论。     

"学习共同体"模式在高校"思政"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学习共同体"教学模式与高校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效果,二者在深层次要求与思维方式上具有根本的一致性.然而,现在关键的瓶颈在于人们对前者的内在性本质理解不到位,导致想将其运用于后者的人望而却步或者即使运用也只是形似而神不是.因此,从理论上深入分析二者的内在性本质要求及其一致性就显得尤为迫切,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中发挥出"学习共同体"模式的现实价值.     

“政治解读”马克思——阿伦特对马克思理论的评析

阿伦特认为马克思理论既是对西方政治传统的挑战,又与其具有同质性。出于自身政治理论的需要,阿伦特从理论定位、批判方法和内容阐释等方面来政治解读马克思理论,具有明显的特色。然而,阿伦特由于没有深入全面地分析马克思理论,往往从单一角度的理解来阐述马克思具有多层次的概念,随意剪裁或曲解马克思的原意,导致她的政治理论思想中存在着诸多的缺陷。     

论阿伦特的霍布斯

在20世纪西方政治思想中,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以不同的面目而复活,并且在这个世纪强势延续。作为20世纪独具特色的政治哲学家,阿伦特同样也从自身的理论角度解读并批判了霍布斯哲学思想的基本精神和政治旨趣。本文综合考察了阿伦特关于霍布斯的解读,并且围绕这两个依旧晦暗不明的问题展开思考:如何理解和评价阿伦特的霍布斯解读?这个解读与阿伦特政治思想本身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阿伦特论思维的抗恶意义

阿伦特认为,个人对极权主义的盲从是导致人的危机的根本原因。以艾希曼为代表的作恶之人,缺乏明确的作恶动机,犯下了"平庸"的罪恶。阿伦特从以艾希曼为代表的政治事件中,看到了缺乏思维能力与作恶之间的紧密关联,缺乏政治性的思维能力是产生"平庸的恶"的根本原因。个人的"平庸的恶"与极权主义的"极端的恶",共同摧毁了人的自由和尊严。阿伦特指出,思维是我与自身的对话,是克服"平庸的恶"的方式,它能够通过反思经不起检验的规范、释放评判是非善恶的判断,来有效地抵抗罪恶。     

汉娜·阿伦特:生存论意义上的政治观

汉娜·阿伦特 (HannahArendt,190 6— 1975 ,美籍德裔犹太人 )政治思想的独特和杰出早已为人有目共睹。政治在她的整体思想中占据首要的地位。阿伦特的政治观是在阿伦特政治哲学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阿伦特政治哲学的核心观念是公共领域。阿伦特从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中提炼出“公共领域”这一概念 ,并赋予它哲学和政治本体色彩。公共领域的本质是政治公共领域。因为“政治”一词在阿伦特的哲学中具有比通常意义上更广泛的范围和生存基础。阿伦特认为 ,人的生存从本源上是政治性的。“……复数的、而不是单独的个人 ,共同生活在地球上并共同享…     

《共产党宣言》世界历史理论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共产党宣言》在政治宣言语境中发展和深化了世界历史理论，分析了世界历史的内在矛盾，将之展开为“双重逻辑”即资本的增殖逻辑与民族国家的权力逻辑。从当代视野看，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之间的对抗性，是全球混沌、世界冲突的根源之一，同时也凸显了全球治理、人类共同命运等问题的重要性。《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理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历史和逻辑两个层面上都具有深刻统一性。从社会发展史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发展到当今阶段的客观要求。而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正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中，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得以彰显。     

暴力的政治之维——马克思与阿伦特暴力观比较

对暴力的理论关切是政治哲学的规范性诉求,也是真实而健全的政治哲学的内在要义。马克思和阿伦特的思想都体现出对西方哲学传统的反叛:要求把政治活动理解为处于现实生活中的历史性存在,而非从哲学的体验中理解政治,这使得他们的政治暴力观具有相似的出场语境。同时,他们都将暴力的本质理解为工具性的存在。然而,由于理论诉求及时代背景的诸多不同,他们的暴力观又存在着较大差异。在暴力的价值功能上,马克思从“历史助推力”的角度肯定暴力,而阿伦特则从“反政治性”的立场批判暴力;在暴力与权力的关系上,阿伦特强调两者的根本性区别,而马克思则注重两者的关联。此外,阿伦特对马克思暴力思想的评价与解读本身既有可取的价值,又不免曲解和误读。     

建构·反思·公共性——陶东风近年学术思想的三个关键词

陶东风教授近年采的学术思想可以归纳为建构、反思和公共性三个关键词,体现他的根本思维方法、问题意识和学术兴趣、政治追求和现实关怀等三方面特点.在"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建构论之争"中,他倡导走向多元对话的建构主义.他对新时期文学从"精英化到去精英化"的过程进行了知识社会学的反思,肯定了去精英化的正当性,也察觉到其中的犬儒主义倾向.他通过对某些大众文化现象的解读,力图重建政治批评、开拓阿伦特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公共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