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记忆中的“生成性记忆”和“固化形式记忆”

集体记忆的提出与发展,超出了西方记忆理论的传统认知与探讨,成为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采用“生成性记忆”和“固化形式记忆”两个涵括性更强的术语,对集体记忆研究的开创者莫里斯·哈布瓦赫以降的理论发展和演进理路进行分类讨论。生成性记忆指集体记忆的流动与易变特征,是哈布瓦赫本人以及扬·阿斯曼所探讨的沟通记忆所具有的特征；固化形式记忆则强调集体记忆凝固化、意识形态化特征,具体以身体习惯记忆、文化记忆、记忆场等论题为研究者所关注和讨论。研究这两种不同类属记忆的功能与特点,可以推进集体记忆研究在更丰富、更广阔的视域中展开。     

鲜活的记忆,凝固的历史——作为“记忆场”的爱尔兰移民小说

爱尔兰移民小说中的每一部作品叙述的是单个移民的鲜活的个体记忆,然而,当单个移民被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并经作品出版、流传后被有相同历史背景的读者广泛阅读,使读者产生社会群体认同的时候,这一批文学作品就成了社会记忆的一部分,成为了承载集体记忆的“记忆场”.当作为集体记忆的历史以类似于口述历史的方式被写入文学作品时,在新历史主义把史学视为诗学,历史的客观性受到挑战的语境下,或许在文学中还能找到被凝固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真实.跟人口普查历史资料和博物馆一样,以爱尔兰移民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作为“记忆场”成为了这段历史的另一种物质化的记忆.     

从个体想象到集体记忆———文学表征中的“记忆的微光”与１９１８ 年大流感

1918年大流感是被集体"遗忘"却始终被个体"记忆"的疫伤,处在记忆的"微光"状态.《灰色马,灰色的骑手》等三部中短篇小说在自传体式的文学书写中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个体在大流感中的痛苦的创伤体验,并借助典型的创伤叙事将大流感表征为人为的而非纯粹自然的现代性文化创伤.类似瘟疫的频繁暴发让这些蛰伏在文学想象中的个体记忆作为大流感最重要的创伤见证,成为社会集体回忆的来源和支撑,促成了大流感从个体想象向集体记忆的转变.这一转变启示我们以集体之名记忆瘟疫,要采取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方式,要有宏大叙事,更要有有血有肉的个体书写,从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的转化才是对瘟疫习惯性遗忘的救赎之道,才能真正实现记忆过去以照亮未来的理想.     

庆典:集体记忆和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而现代生活中的各类庆典提供了考察其实在性的经验领域。庆典与社会认同有关,而集体记忆是连接两者的中间力量。庆典和集体记忆紧密相关：通过凸显文化符号、与历史的勾连能力以及对当前现实的诠释,庆典既可以复活旧的集体记忆,也可以制造新的集体记忆;而集体记忆又和社会认同紧密相关,通过制造共识和辐射话语力量,集体记忆能有力地推进社会认同。     

记忆、物质性与旅游

记忆研究作为近年来十分热门的研究,融合了各学科的关注,并生出各种记忆概念,包括社会记忆、文化记忆、公众记忆和集体记忆等。文章首先辨析了这些概念的含义,指出尽管记忆常被视为是选择性的、世界性的、碎片化的甚至是虚假的,但却具有重要的物质性基础。基于此,文章将研究拓展到旅游实践领域,提出"弥散性记忆"概念,并结合德国纽伦堡的研究,指出旅游作为一种"充满努力的遭遇"(effortful encounter),也是一种"前记忆"(pre-memorisation),以强调旅游遭遇中的记忆与物质性。     

多元的“记忆之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认同的构建——以新疆吐鲁番市公共博物馆为例

博物馆作为典型的“记忆之场”,依赖特定的路径和运行机制,不仅唤醒与构建当下参观者对民族的传统、历史、文化的记忆,同时又以新的视觉空间呈现方式建立新的语言秩序,构建起当前语境下的记忆。本文以“记忆之场”理论为基础,选择吐鲁番国有综合类博物馆和“努尔丁红色记忆收藏馆”等民间特色博物馆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这些“记忆之场”所“生产”的记忆都肩负一个重要的政治使命,即构建一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与认同体系。在吐鲁番博物馆中,中华民族共同体集体记忆的生成、塑造和延续机制有三个层次：一是博物馆陈列展品本身所呈现和塑造的记忆,二是博物馆用文物的新叙事塑造新的记忆,三是博物馆自身的发展历程所表达的记忆。     

北宋士人贬谪山水中的“集体记忆”——以苏轼及苏门诸子武昌“寒溪西山”唱和为例

宋人因酷烈党争而频繁陷入贬谪之中,又通过理性内省提升内心境界以挺立精神主体,使贬谪中的山水具备迥别于唐人的文化品格。由苏轼所发起苏门诸子参与的武昌寒溪西山唱和,即是以山水为媒介来反思士人贬谪命运、树立自由人格、因诗以进道而追寻文化价值的典型例子。并在一定的时间维度下通过想象追忆的艺术创造,构筑起士人群体间维系情感交流、心理勉慰和价值认同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通过山水审美活动使士人坚守文化理想的人文情怀得以传承延续下去。     

民族志动画中的跨越“在场”与记忆“再现”——基于湘西苗族仙娘仪式影像的实践反思

文化记忆是一个民族凝聚群体、实现文化认同的重要内核,其中族群仪式作为一种具体的文化行为深嵌于特定的社会情景场域,对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构筑起到关键作用,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民族志动画通过一套特别的视觉媒介符号体系进行知识生产与意义呈现,在表达回忆、经历等抽象经验方面可跨越“在场”时空屏障,为新时代的影视人类学提供新的范式实验和新的模态可能。基于湘西苗族仙娘仪式影像实践,通过与文化持有者开展互为主体性合作和反身性对话,可生成饱含原住民真切情感的民族志动画影像文本,在影像志的“抒写”中实现仪式记忆的“再现”与族群文化记忆的表达。     

社会记忆下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载体探析——以黔东南苗族为例

以贵州黔东南苗族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从社会记忆的角度来看待传统文化的演化,关注民族文化的记忆建构过程,以及集体记忆以文化的方式是如何被传承的。同时借助社会记忆的理论和模型分析了传统文化的社会记忆载体以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记忆图式,从民族认知主体的视角反思了人类活动的结构、模式、进化及其规律,探讨社会进化和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内在形成机制和互动模式。     

集体记忆的文化诗学——论寻根文学的文化姿态及其回忆品性

记忆构成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对寻根作家而言,“寻根”首先意味着记忆。作为一次意识形态推论所急需的集体命名,寻根作家把知青的个人记忆放大为集体的、时代的和民族的记忆,个人记忆被置放到历史的中心,讲述个人的记忆被改写成讲述民族的历史。民族集体记忆披上了文学寻根的文化外衣,在对地方风俗、远古礼制以及封建遗老的追忆中,寻根派试图在民族集体记忆的废墟上清理出一片开阔天地,从而重建现代中国的精神图腾。     

当代德国记忆理论流变

纵观记忆理论的发展,可以发现:记忆理论主要在20世纪得到了长足发展,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是集体记忆的理论鼻祖,但记忆理论主要在德国得到了突破性的进展,阿斯曼夫妇厘清了各种记忆的概念及相互关系,提出了文化记忆理论。文化记忆理论成为学科交叉研究的对象,联接了社会学、考古学、文学、历史学、文化研究等各个方向。     

地方性集体记忆的再造——以重庆积富村曾氏宗族的重构为例

当个人记忆成为一个群体成员身份的标志时,个人记忆就转变成集体记忆,每个群体、社会的集体记忆都有自身的一套文化规则。重庆黔江积富村曾氏宗族是从重庆酉阳细沙河迁移而来,至今经历了十六代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宗族内的一部分文化符号和记忆逐渐遗失,但如"字辈"等较有特色的宗族文化却依旧沿用,曾氏宗族成员依然会按照自身宗族记忆来祭祀、修订族谱、编排辈分。通过非文本的记忆可以追寻宗族历史,也可以通过历史资料实现宗族集体记忆的重构与再造。     

国家公祭: 社会记忆与国家认同

2014年,国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国家公祭日",以国家之名公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勾连社会记忆,凝结国家认同。国家公祭是延续社会记忆与凝结国家认同的有效载体,国家公祭体现国家认同的集体观念本质、映射着社会记忆的客观性效应。社会记忆是连接国家公祭与国家认同的价值桥梁,通过国家创伤的集体唤醒、历史在场的符号表征、对当下现实感和合法性的强化,国家公祭书写社会记忆。国家认同是社会记忆与国家公祭的根本归依,通过制造社会共识、祭典仪式展演、辐射话语力量,社会记忆有力地凝聚国家认同。国家公祭、社会记忆与国家认同之间的三位一体才是当前社会凝聚多元文化共识的理性抉择与长远之计。     

国产怀旧电影中青春的集体记忆建构

青春成长一直是电影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随着2010年《老男孩》到2012年的台湾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掀起了青春的怀旧潮。怀念青春的电影中,这些特定时代里的青春记忆,唤醒了与处在或经历过相同时代的社会成员所共有的记忆分享,青春"集体记忆"的问题引进了学界的普遍重视。本文主要选取国内1979年至今拍摄的关于青春追忆的影片,分析电影中日常生活、媒介事件、历史事件和主题,建构了怀旧电影中青春的集体记忆。     

历史记忆的诗学

孟明的《大记忆书》与作者的他乡经验和身份意识有关,对传统、母语的意识、对于母语文化的记忆的强调使该诗成为诗人历史记忆的诗学尝试,表达着对祖国传统文化的敬仰与回归。在这首大诗里,抒情主人公一方面寻求记忆的物质证据,一方面体验着记忆已经被物质世界所改写的命运。     

文明的记忆:民间文学对文明的表述

作为口头传统的民间文学,长期被以书写为载体的中心叙事所忽略,进而影响到对其价值及意义的客观评价。文章基于阿兰.邓迪斯的"民"的界定,聚焦民间文学的文明形态、民间话语对文本的建构、传说、神话、史诗等民间文学对文明的表述,说明史诗、传说、神话等口头叙事承载着人类集体记忆,具有巩固传统和延续文化的功能,其种种表述方式是对人类文明的确证。进而说明民间文学是书写形式文本等精英文化的源头,属于文化中的大传统,以此回应叶舒宪教授所提出的"重估大传统"之论。     

修复集体记忆——对近年来革命文化再度勃兴的思考

近年来,中国出现了革命文化的再度勃兴。这种革命文化的再度勃兴实质上是主导意识形态在力挽被不断变异的革命之像以及芜杂的革命记忆,积极修复关于革命的集体记忆,重新确认革命正当性并强化政治合法性,力图使社会公众的文化认同与主导意识形态相吻合,从而增强主导意识形态及其价值体系的凝聚力。当前,对革命集体记忆的运作既有必要性,也困难重重。革命集体记忆的"语义环境"越来越显示出不利于革命集体记忆的因素,对革命集体记忆的修复活动,即对革命资源与时俱进的凡俗化处理,因为"错位"而难免尴尬。     

“新维多利亚小说”中的文化记忆和幽灵书写

作为历史编撰元小说的一个次文类,"新维多利亚小说"从主题上和形式上对维多利亚文学进行戏仿,问题化地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文化景观进行了再现和重构。以A.S.拜厄特和萨拉·沃特斯为首的当代英国女作家所创作的"新维多利亚小说"突出了对女性生存体验的挖掘和描绘,构筑和承载了维多利亚文化记忆。在对文化记忆的构筑过程中,"新维多利亚小说"采取了后现代戏仿的手法,为文化记忆增添了新的维度。"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历史叙事同时也是"幽灵书写",成为建构文化记忆的要素。     

挣脱“创伤性记忆”的怀抱

福柯的"对抗记忆"理论强调主体的"儹越式感性体验",帮助我们充盈和纠正被建构的"记忆";本文以"创伤性记忆"为切入点,揭示当下"新历史主义话语"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之间微妙的同构关系;小说<人面桃花>再现中国革命中被遗忘和遮蔽的"感性"因子,凸现"感性革命"柔软,而又不乏"原始强力"的特质,完成了对"新历史主义"话语的扬弃.     

宋人灾害记忆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对宋代灾害问题,以往多从实证角度进行研究。从文化创伤的角度看,灾害对于社会造成的影响相当广泛,值得从更为广阔的领域进行相关解读。宋人对灾害的记忆具有明显的阶层性,士大夫一般将责任归结为官吏失范,而民众则将责任归结为富民失德。两种不同指向,反映出两者对灾害导致的社会紧张与文化创伤采取了不同的宣泄途径,其终极目标也大异其趣,分别指向国家权力重建与地方社会共同体重建。从文化意义上看,体现了"体制失范"与"阶层违和"、"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二元分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