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市场与贸易——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海参贸易

国人对海参的认知有一个不断加深的过程,尤其至明清时代,其补肾壮阳的功效得到广泛“传颂”,明清上流社会群体因之趋之若鹜.受众群体的无限贪求加剧了国内海参市场的供货危机,这极大地刺激了东南亚海参的捕捞与贸易,使之成为东南亚岛际贸易者冒死犯险、置身绝域而搜集海参的原动力.东南亚海参因之得以源源不断输入,成为中国国内海参市场亏缺的重要补给源.中国海商几乎垄断了中国与东南亚的海参贸易,这在欧洲人占统治地位的贸易格局下,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由此或可呈现出国人对于海参的认知、市场发展兴盛与中外双方贸易关系等诸多历史面相的重叠交错.     

十三行与鼻烟、鼻烟壶的发展

鼻烟作为烟草最初吸食形式,明代中期传入中国,清代渐成社会风尚。在此基础上,鼻烟壶艺术发展到极致,集绘画、书法、雕刻、镶嵌与玉石、瓷器、料器、漆器、珐琅、金属等材料工艺于一身,成为中西文化之大成者。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朝政府实行＂一口通商＂,只保留粤海关与西方国家贸易的职能,直至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广州成为西方国家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和贸易场所。由于鼻烟和鼻烟壶均为西方传入之物,也成为十三行专营的商贸产品,并由仿制到创新,对西方国家及中国社会产生一定影响。     

从海南、泉州穆斯林的流动看中国与东南亚的伊斯兰联系

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很早就发生了联系,除了两者之间的贸易外,东南亚各国还充当了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渡斯人、阿拉伯人是早期东西方贸易的主要参与者。在中国与东南亚的移民活动中,既有海外穆斯林移民中国,也有原先居住在中国的穆斯林移民东南亚,中国与东南亚之间隐约存在着某种伊斯兰联系,而且这种联系随着明代郑和7下西洋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     

论18—19世纪东南亚海参燕窝贸易中的华商

海参与燕窝是东南亚地区自元代以后向中国出口的重要奢侈品,中国国内市场海参和燕窝价可比黄金白银。巨大的利润与价值,极大地刺激了东南亚地区海参和燕窝的采集与贸易,各族群商人纷而争之。东南亚土著商人以及欧洲商业势力占有"地利"和"天时"之先,因此有人认为:"16世纪以降,环中国海的中国海商贸易网络急剧萎缩、衰败,中国海商失去独立性,成了欧洲商业势力附庸。"然而,实际上中国海商仍能通过贸易网络的扩张以及独有的行业专业技术,即"人和"的因素在东南亚海参燕窝贸易中占有优势。     

《毛诗序》尊废之争与儒学嬗变

"毛诗序"因其对儒家元典的经学阐释而成为儒家文化关键词,而历代解"序"又被称为"说经之家第一争诟之端"。汉代至中唐,汉唐经学居学术主流,"尊序"乃思想界共识;中唐至明代前期,变革汉唐儒学产生的理学占据学术思想制高点,"疑序""反序"甚至"废序"声浪高涨;明中期至晚清以前,理学趋于衰微汉学复兴,"存序"与"尊序"再占上风。中国古代思想史所演绎的关于"毛诗序"关键词之悖反式解读,与儒学嬗变密切勾连。     

清代滇西方志中“土司”、“种人”类目的内外分际

清代早期云南方志中的"土司"等志,在体例上虽与明代有所不同,而设类定目之旨趣,仍沿袭明代"羁縻志",只以"华夷"二分视之。乾隆之后,道光《云南通志稿》所定"南蛮"等目,虽羁縻之意不变,但对"內夷"、"外夷"、"土司"、"四裔"等却有明显区分,体现的是清中期以来关于"大一统"和"华夷之辨"等一系列观念的演变。     

吴门画派的艺术成就初论

唐代以来中国绘画的发展,以明代董其昌等人所言,主要有"文人画"与"非文人画"两大传统,即"利"家与"行"家.各家均按各自的传统不断演进.明代中期吴门画派的绘画创作兼容"南、北"二宗,雅俗兼俱,"利""行"相渗,形成了"画格不纯"之局面.可以说在绘画史上是一次巨大的变革,呈现出"兼总条贯,揽其精微"的局面,并影响到后世的绘画创作.     

明代琉球中介贸易对东亚经贸活动的影响

明代琉球中介贸易对东亚经贸活动的正常进行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主要表现为琉球中介贸易的开展客观上使中日贸易得以延续,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得以继续,朝鲜与中国、日本、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得以维系.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得以发展,抵消了明朝海禁时期中国海外贸易衰落所导致的以中国海商为媒介的东亚经贸活动受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明朝时期的琉球中介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中国海商在东亚经贸活动中的地位,作为一股新兴的海上贸易力量促使了东亚经贸活动的繁荣.     

论明代会同馆与对外朝贡贸易

明代会同馆在明代朝贡贸易较为兴盛的前期、中期分别由兵部及兵部和礼部掌管。会同馆对于贡使从吃、喝、穿、住到看病、交易等方面给予照顾 ,以体现天朝大国“怀柔远人” ,其目的是彼此相安。同时明朝统治者也对海外诸国朝贡贸易作出了限制 ,采取封闭自守政策 ,从而妨碍了中国人对海外世界的认识     

传统史德观的近代阐释——从章学诚到柳诒徵

史德观作为传统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出现较早,自春秋战国至清代中期历代史家围绕这一问题都曾进行过讨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明确提出"史德"这一概念并将其赋予"心术""敬恕"等内涵。近代以来,梁启超、刘咸炘、柳诒徵等学者对于章学诚的史德观各有阐说,展现了在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这一大背景下,受治学取向差异之影响的学人对于传统史学的不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