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中政府权力的定位及其法律规制

社会管理创新对社会能否形成稳定良好的秩序,产生持久和可预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具有战略性意义.我国对政府权力的法律规制显得比较薄弱,回应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政府权力在整个社会管理过程中都需纳入法治化轨道,实行权力与责任的紧密相联,致力实现法治政府目标.因此,既重视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主导作用,又重视政府权力的法律规制,这是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无法回避的的一个现实命题.     

论政府权力的规制与解除规制

政府权力的规制与解除规制是西方公共管理改革的热点,本文试通过对其的分析梳理以及中西方政治现状的对比介绍,以期剔除糟粕,吸取精华,积极借鉴西方各国改革中的新方法、新理念来加速和完善中国政府管理改革。     

论共享发展理念下PPP模式的制度建设

共享发展理念是“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具有平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三个特征。PPP作为提供公共物品的综合运营模式,参与主体众多,利益指向多元,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多方互利共赢,与共享发展理念十分契合。共享发展理念可引导PPP模式在实践中更好运用,在各项目参与方之间平衡共享机会,增强共享能力,提升共享水平。但在实践中出现了诸如“伪PPP”项目丛生、民营资本参与不足与公众参与不足等与共享发展理念相背离的现象,应当通过完善风险分担制度、激励制度、政府履约保证金制度以及公众参与制度等保障各方主体共享发展机会与发展成果。     

高校学术权力的法律规制

学术权力是学术人员对学术事务的一种影响力和支配力,是高等院校中特有的一种公权力,法治理念和学术权力的运行现状需要法律对其加以规制,规制的内容包括:制定相关学术法规,规定学术权力行使的条件、原则和遵循正当程序原则,构建包括申诉、学术仲裁、诉讼等在内的学术权力纠纷解决机制。     

PPP发展的政策推行及其模式探析

随着近年来的大力推广和逐步规范,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发展的运作模式作简要分析,论述了我国目前主要的政府法规,以及相关投融资具体模式,结合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发展的典型案例,分析其成功或者失败的主要原因,为PPP模式更好地发挥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供经验参考。     

论食品安全行政监管权的法律规制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行政监管权力运行失范阻碍了监管效果.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政府从包揽食品行业一切事务管理中逐渐退出,从直接控制转向市场监管.在转轨过程中,食品安全行政监管权力必须合法及合理配置,并且在权力运行中,应从信息公开、行政程序、行政问责及评估体系等各方面对其进行规范和制约.     

中国特许经营法律规制初探

入世后为了促进特许经营在中国的全面发展 ,我们急需建立、健全符合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的相关法律制度。在立法过程中应结合欧盟国家的相关立法经验 ,并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特许经营应纳入我国反垄断法律规制的范畴 ;通过制定特许经营条例或实施细则完成特许经营的政府规制 ;采取政府推进模式促进特许经营的发展     

经济法视域下PPP模式中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政府职责

公私合作模式(PPP)是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提供公共产品的制度安排。从经济法维度看,PPP协议的公益属性要求在发展PPP模式中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案例比较可以发现,我国PPP模式的立法相对滞后,各项规范性文件缺乏完善的机制保障,导致因权力运用不当、制度设计不足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不理想。构建PPP模式中社会公共利益保障机制,要求政府在PPP模式中切实承担社会公共利益保障职责,在法律制度设计中坚持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合理界定公私合作的权责关系,强化对PPP项目中政府权力的监管和问责,改进公众参与的制度设计,保障公众参与的规范性和有效性,从而更好地实现PPP模式中的社会公共利益。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中风险转移的法律实现研究

契约精神、合作共赢理念指引下的新时期PPP模式不仅可以有效结合各方优势,并且能够实现市场机制下的资源最优配置。尽管PPP合同为双方分配风险和责任提供了基础法律架构,但未能有效实现风险转移,甚至可能出现风险回转。政府角色错位、风险理解偏差、缺乏合同治理机制及法律救济途径是阻碍我国PPP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需完善PPP合同治理规范,并以法律强制性规范形式确定合同部分基本条款及救济程序,继而保障合同目的实现。     

平台滥用算法权力的法律规制

平台基于算法技术优势、数据与用户交互基础和资本优势对算法相对人生成具有控制性的新型社会权力,造就平台算法权力。随着算法权力的不断扩张,平台利用算法实施数据滥用、恶意封禁、算法歧视、侵蚀公共权力等现象频发,侵害包括消费者在内的相对人、平台内经营者合法权益与社会公共利益。针对此,在进行法律规制时应将算法承载着的平台的“代理者”角色作为认知基础,重点围绕作为算法权力滥用主体的平台以及平台的滥用行为来进行。具体而言,应赋予个人以新型权利的方式来对抗和制约算法权力,构建平台“守门人”约束制度以强化对“守门人”的权力监督,加强对平台的反垄断监管与执法。     

论权力约束的法律路径

权力运行中都有异化的倾向,其机理在于权力主体与权力运行主体的分离以及权力的支配性、工具性等自然属性。构建规范权力运行的法律机制是遏制权力异化的关键所在,其基本路径在于界定权力边界、明确权力内容、设置运行程序、公开运行过程、严格责任落实。     

PPP模式在政府债务危机中的应用研究

近年来,政府债务危机频频爆发,国务院办公厅下文要赋予地方政府适度举债融资权,规范地方政府的举债融资机制.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 P P模式)被列入规范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之中,该举措对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缓解公用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发挥重要作用.因此需要对PPP模式适用于政府债务领域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分析,在缓解政府债务的PPP具体模式中加以选择,并从法律层面保障PPP模式的实施.     

社会权力变动中我国政府角色定位的演化

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是我国权力的主要内容,两者既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社会权力是国家权力的根源和基础,它在维护个体权利、限制国家权力和弥补国家权力功能不足等方面发挥重要功能。国家权力是社会权力的支持和保障,是社会权力建立和维持自己统治的基础和前提。社会权力发展的轨迹决定了国家权力存在的范围及实现的程度。建国以来我国社会权力的不断发展,对国家权力的重要载体——政府产生巨大影响:推动着政府在治理方式上从统治向治理转变、在权限上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     

期货市场的法律规制、政府监管与市场自律

期货市场是现代经济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市场自律、政府监管和法律规制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借鉴监管与规制的相关理论方法,可以建立一个市场自律、政府监管与法律规制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以便进行更深入地分析和研究。期货市场的发展依赖于国家和政府基础以及法律规制;同时,参与市场的利益、主体为保护自身利益建立行业自律。由于行业自律的特殊利益主体保护、法律规制的时滞性以及法律不完备性普遍存在,政府作为监管者必须实时监控、适时阻止影响公共秩序的利益行为,以确保社会稳定发展。     

论权力的品质与法律

权力与法律是一对矛盾，权力决定法律是早期政治法律史上的定律。近代以来，法律相对独立于权力并积极制约权力成为一种趋势，也是学界的一种共识。权力与法律各自的品性、状态就自然给对方形成深刻的影响。低品质的权力必然伴生劣质的法律，充满理性的权力及其体制是优良法律的前提和基础。由此，我们在追求理想的法律目标时，政治体制的优化、权力品质的改良就显得十分关键了。     

论市场机制在政府权力运行机制中的作用

市场机制在政府权力运行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如同政府权力机制会发生“政府失败”一样,市场机制也会出现“市场失灵”,因此,必须重视和建立市场机制和政府权力机制在政府权力运行中的协调关系。     

论紧急状态下国家权力的法律规制

为了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必须对其行使进行必要的法律规制，通过立法明确规定紧急状态的含义和国家权力行使的相关内容，要求权力主体在权力行使过程中遵守一定的基本原则和条件，遵循程序理念，审查和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过程，对违反原则、条件和程序行使国家权力的行为追究法律上的责任，并建立相应的公民权利救济机制，在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对国家紧急权力进行法律规制，保证紧急状态下国家权力的正常行使。     

数字政府技术资本侵蚀的生成机理与法律规制

在建设数字政府的过程中，政府对技术资本存在不同程度上的技术依赖、信息依赖以及决策依赖。技术上的优势使得技术资本开始不断侵蚀政府固有的权力架构和组织形态，并在无形中消解了行政主体的独立人格，解构了行政权力的公共属性，分化了政府的公信与权威，侵害了公民的数据权利，为我国数字市场的繁荣发展埋下了隐患。技术资本入驻的审查标准缺失、基本权利保障理论的适用障碍、技术资本的监管体系不健全、社会性力量的边缘化是当前技术资本侵蚀的主要制度根源。基于此，今后必须明晰技术资本合作的审查标准，强化公民数据权的国家保护义务，加强数字平台的合规化建设，推进公众对数字政府的深度参与，完善党对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化领导，从而将数字政府的建设和运行纳入法治化轨道之中。     

论现阶段我国政府权力的强化

现代化进程既需要社会成员投入的基础性作用，也需要政府的积极推动。政府对社会较强的动员、组织能力，是我国传统的政治优势，在经济转型时期政府无疑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但由于多种原因，现阶段出现了政府权威整合缺失现象，要改变这一状况，要求在政府体系内实现结构──功能重塑、增强财政积累、遏制少数公职人员滥用权力行为，从而实现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