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居民消费的财富效应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积累了大量的储蓄存款、住房资产等家庭财富.本文利用2005年1447户上海居民生活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资产对居民消费的"财富效应".研究发现:在非耐用品消费方面,储蓄和住房资产都存在显著的财富效应,两类资产每增加1%将使非耐用品消费支出分别增长0.04%-0.05%和0.05%-0.06%,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略高于储蓄资产.在耐用品消费方面,储蓄资产没有显著的财富效应,但住房资产对推动耐用品消费具有显著而巨大的财富效应,住房资产价值每上升1%将使家庭拥有耐用品的概率增加20%左右.在当前"拉动内需促增长"的形势下,我们尤其需要注意稳定房地产市场,发挥住房资产在促进消费中的"财富效应".     

财富异质性视角下房价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选用2016年、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有房家庭进行匹配,构造两期面板数据模型,从微观层面就房价上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从异质性视角探讨房屋资产的财富效应。结果表明,房价对有房家庭消费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即房屋的财富效应存在。在消费结构异质性方面,房价上涨显著促进家庭衣着类、居住类和医疗保健类消费的增长,而对其他类别的消费影响不明显。在家庭异质性方面,房屋的财富效应在东部地区家庭、城镇家庭、未婚家庭、无老人家庭和房屋资产占总资产中低比例家庭表现得更加明显。     

中国住房价格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住房价格持续快速上涨与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缓慢是转型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两个突出难题。微观分析表明,房价变化对消费的财富效应和担保效应对于不同群体是不一样的,并受到金融环境的约束。决定房价变化对全社会居民消费影响的关键因素包括人均住房资产量及其分布结构、住房价格变化的性质、金融制度安排和社会文化因素。以1999-2009年我国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的研究发现:(1)房价上涨通过财富效应和担保效应对居民消费产生正向影响,通过收入效应产生负向影响,总效应方向具有不确定性;(2)1998年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房价的长期上涨所带来的房产升值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促进作用,并呈现出效应大小与经济发达程度正相关的区域差异特征;(3)近5年我国房价的持续加速上涨强化了房产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削弱了住房财富效应,在住房和金融市场相对落后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财富效应的减弱幅度更大。     

房价变动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中介效应分析——基于家庭财富配置的视角

房价高速增长与消费增速放缓是近些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重要特征,房产作为中国居民资产配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格变动必将对居民消费产生重要影响。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家庭财富配置视角,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房价变动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机制,在此基础上分析相对房价水平和房价增速对房价波动影响消费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房价上涨通过增加可支配收入和降低储蓄率对有房家庭消费产生促进作用。并且,房价增速的加快会抑制该住房财富效应。而相对房价水平的提高则会促进其发挥。     

房价预期与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研究

本文首先构建多期动态最优化理论模型,从替代效应和流动性约束效应的角度,分析房价预期对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提出研究假说,然后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由各类资产的预期收益率、风险以及投资决策者自身的特质共同决定;第二,房价预期上涨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替代效应实现的,且随着房价预期上涨幅度的增大,替代效应的负向作用越强烈,而流动性约束效应仅在家庭拥有二（或多）套房的情况下体现。此外,上述影响机制对城镇家庭的解释较强,但对农村家庭则解释较弱。本文实证结论在改变风险金融资产定义以及考虑未来家庭资产配置情况下依然稳健。     

中国房价与家庭消费关系的主导机制识别

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综合考察房产财富、房价、预期和未预期房价对不同年龄段有房和无房家庭消费的影响差异,对我国房价与家庭消费关系的主导机制进行系统的实证识别。研究发现：房价或房产财富与年轻家庭消费的正相关性,均显著大于中年和老年家庭;房价对有房和无房家庭消费的影响几乎无差异,与三个年龄段有房和无房家庭消费的影响也均无显著差异;未预期房价仅与年轻家庭消费显著正相关、且大于中年和老年家庭。上述发现拒绝财富效应和信贷约束效应的理论预测,支持共同因素效应的预期收入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仅房价上涨对我国居民家庭消费的促进效应是有限的,未来预期收入增长才是房价和家庭消费关系的主导机制,是促进我国经济良性内循环的重要动力。     

房产投资挤出了哪些家庭的风险资产投资？

本文基于2009年和2012年中国居民家庭投资状况,探究房产投资对家庭风险资产投资的具体影响。结果表明:总体上,房产投资占比较高的家庭更倾向于不参与或少参与股票等风险资产的投资。同时,房产投资对风险资产投资的"挤出效应"具有非线性特征,当房产投资相对于财富占比较高,或流动性资产相对于财富占比较低时,房产投资显著降低了股票等风险资产的投资比例;当房产投资相对于财富占比较低,或流动性资产相对于财富占比较高时,房产投资对股票等风险资产的"挤出效应"并不显著。其中,流动性资产占比是影响"挤出效应"显著性的主导因素。此外,相对于其它年龄段,老年家庭的房产投资占据了家庭大量财富,流动性资产占比较低,房产投资对风险资产投资的"挤出效应"最为强烈,而对于中年家庭来说,家庭房产投资的"挤出效应"程度较小。     

住房价格水平变化对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研究

住房市场和家庭金融近年来成为学术界关注越来越多的领域。从理论层面分析,住房价格水平变化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机理主要包括财富效应、资产多样化配置效应、住房价格风险效应、住房流动性风险效应和住房贷款效应。在实证层面,从家庭是否参与金融市场和参与金融市场程度两个方面分析住房价格水平变化对中国家庭总体,以及对没有住房、拥有一套住房和拥有两套以上住房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住房价格水平的上涨对我国家庭总体和拥有一套住房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具有正向影响,配置无风险金融资产具有负向影响;对没有住房的家庭配置无风险金融资产具有正向影响;对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具有正向影响。以上研究在住房价格水平不断变化的情形下,对优化我国家庭资产配置,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以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80后"家庭风险态度和投资分散化的研究

基于2016年合肥市"80后"家庭金融调研数据,将3种不同风险水平的金融资产分类为7种资产组合,并将新型互联网金融引入到投资组合分类中,研究不同家庭规模投资者风险态度和投资组合分散化程度关系.研究发现,"80后"家庭风险厌恶程度低于全国城镇家庭平均水平,投资分散化程度高于全国城镇家庭平均水平;"421"家庭持有的投资组合分散化程度高于非"421"家庭;"80后"家庭投资分散化程度受收入水平影响较大,房产对其投资分散化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     

资产与消费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福建城镇居民数据的VAR模型

资产对消费的影响主要通过财富效应表现出来。利用福建省城镇居民数据,对资产的财富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目前福建省城镇居民资产财富效应微弱,居民资产总量少,金融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的比重过低。要通过财富效应刺激消费从而拉动福建经济增长,一是构建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提高金融资产的比重;二是采取措施促进居民资产增值;三是确实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四是注意其他政策的配合。     

中国居民资产负债和消费升级问题研究

本文构建了消费-资产负债理论模型,并利用CHFS调查数据,从总消费、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质量升级三个维度来研究家庭资产负债与消费的关系。结果表明,经营性资产、投资性住房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经营性负债、住房负债和消费信贷均对总消费有显著效应,而且这些效应会随着总消费的增加而增加;影响消费结构升级的资产负债因素与总消费相同,但其效应并不随着升级水平的提高而严格增加;总消费和消费结构升级的资产负债因素存在区域异质性;长期稳健类投资会促进城镇家庭的消费质量升级。     

家庭资产选择、地区经济特征与居民消费水平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巨大,总需求明显不足,国内消费持续不振,居民消费亟待提升。基于生命周期假说,从理论上分析了家庭资产选择与居民消费的动态决策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2016年CFPS的居民家庭数据并匹配同年度地区层面的宏观数据,构建分层线性模型,实证检验了家庭资产选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考察了地区经济特征的交互效应。研究发现:(1)住房资产与金融资产都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现阶段住房资产的促进作用大于金融资产,可支配收入仍是决定居民消费的关键因素。(2)由地区层面因素造成的居民消费差异占整体消费差异的17.4%,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均对家庭资产的消费拉动效应产生了正向调节。其中,对金融资产的调节作用更明显,对住房资产的调节不明显。(3)在主要省份中,广东省家庭资产的消费促进效应最大,贵州省、甘肃省最小;与农村家庭相比,中国城镇家庭资产对消费的拉动更明显;财务回答人年龄处于36~50岁之间的家庭,家庭资产的消费拉动效果更大。研究结论表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积极推动地区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是现阶段提升中国居民消费的关键。     

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与商业保险参与——基于CHFS2017的实证研究CSSCI

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Probit模型、Ols模型、Sobel检验法以及KHB分解法,分析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通过财富效应与风险效应提高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可能性,并提高家庭商业保险保费支出以及家庭商业保险总保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信息渠道在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与家庭商业保险参与间起到中介作用;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在非农业户口家庭、中东部地区家庭、资产水平较高的家庭中更为显著。最后提出普及大众金融知识教育、推动相对落后区域金融发展、加强信息渠道建设等建议。     

健康对城市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中国的微观证据

利用“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金融研究”课题组最新公布的数据,研究健康状况对中国城市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健康变量、经济变量和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城镇家庭不同类型金融资产的影响上存在差异,健康状况的恶化会降低金融资产特别是风险资产的持有;东部地区风险资产在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重较中西部地区高,健康状况好的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的概率比健康状况差的家庭高2～3个百分点;经济类变量对金融资产持有额的影响是根本性的.     

收入、房地产、医疗对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城镇收入等级分组数据

对于中等收入以下城镇家庭,仅仅医保支出和收入对消费存在显著影响;对于较高收入以上城镇家庭,收入和房地产财富效应和消费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住宅价格波动、住宅支出、医疗价格和医保支出对消费存在挤出效应;房改政策实施后住宅支出对消费的挤出效应远远高于房改前,最高收入户的挤出效应最大。     

中国城镇住宅财富效应的微观检验

在生命周期假说的基础上,文章构造了一个城镇居民资产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关系的模型,并利用1978-2006年的数据,分阶段实证研究了我国城镇居民住宅资产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城镇房地产市场不具有财富效应。住宅供给结构不合理和住宅市场信息不对称是造成我国城镇住宅市场不具有财富效应的重要原因。      

二孩生育行为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以“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为背景,在Probit和Tobit回归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实证探究二孩生育行为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生育二孩能够显著促进家庭风险资产投资。异质性分析结果可知,二孩生育行为对城乡家庭、高低房产约束家庭以及有无老年人口抚养负担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作用效应不尽相同;进一步细分二孩家庭微观特征发现,房产约束高、有男孩的二孩家庭会降低家庭风险资产投资倾向。最后,验证了人力资本和家庭储蓄是二孩生育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作用机制。     

房价调控、社保扩面能促进居民消费吗?

高房价是抑制还是促进了消费?在考虑到社会保险因素时结果是否会有差异?本文采用全国30个省市区1999-2011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房价、社会保险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购房支出负担重的区域预期房价与居民消费负相关,高房价会抑制消费,即表现为挤出效应;社会保险参与率的提高能促进居民消费,但房价的上升显著减弱了社会保险促进消费的能力。在购房支出负担轻的区域,当期房价与居民消费呈正相关,房价上涨会促进消费,即表现为财富效应;社会保险参与率的提高能促进居民消费,而房价不会对社会保险促进消费的功能造成显著影响。     

中国家庭债务与房价之间的自增强效应——基于全面FG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8—2015年间22个样本城市的数据,构造房价收入比指标,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并采用全面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和分位数回归的方法,考察了家庭债务与房价之间自增强效应及其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样本城市的家庭债务与房价之间存在较明显的自增强效应。房价上涨通过抵押效应和财富效应渠道带来家庭债务规模的扩大,且财富效应渠道的解释力度更大;家庭债务规模的扩大通过资产负债表效应和预期效应渠道推动了房价进一步上涨,且资产负债表效应渠道的解释力度更大。因此,政府应实施因城而异的差别化调控政策,保障房地产市场和信用市场的平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