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非援助的实践经验与面临的挑战

文章通过对中国对外援助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历史沿革的回顾,说明中国对非援助的发展脉络与中国对外援助的政策和历史沿革紧密相连,援外实践也在过去50年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发展干预为特点的支持性援助体系,为有效帮助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不同的模式。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西方发展援助方式的变化,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在形式、援外管理体系以及与西方社会在国际发展领域的合作等方面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政策转向与效应评价

通过对国际发展援助和中国对非援助的政策沿革进行梳理,可见中国对非援助的政策发展脉络和国际发展援助的历史沿革紧密相连,中国也逐步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发展干预为特点的支持性援助体系,为有效援助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路径。文章采用2015年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态度项目数据和2016年非洲晴雨表对于中国对非洲影响力的调查数据,分析了非洲公众对于中国援助的效果评价。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在对非援助中不应盲目扩大援助规模,应该考虑优化援助的效果,特别是将援助用于与非洲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用最少的开支取得更大的成效,从而真正推动受援方民生改善,提高非洲的自主发展能力。      

新理念、新模式:中国参与国际发展的贡献

国际发展实践的新变化,尤其是中国等新兴援助大国扮演的新角色,正在对传统国际发展思维与模式产生冲击和挑战。在国际发展主体上,发展中国家是落实发展政策与实践的主体而不仅仅是发展援助的对象;在国际发展进程上,民生是发展中国家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民主次之;在国际发展路径上,发展中国家只有走自己的路才能找到发展的最佳通道,西方道路不是万灵药;在国际发展机制上,现成的援助体制有诸多弊端,新兴发展援助国的新鲜经验和成功故事对国际发展富有启发。总之,当今国际发展理念与政策的变革势在必行。中国在发展援助领域的新角色、新实践为国际发展增添了新理念、新活力,带来了新图景、新希望。     

亚投行技术援助机制的构建探究

多边开发银行在建立之初,都在《协定》中明确规定了技术援助为银行重要"职能"之一,而《亚投行协定》将技术援助作为亚投行开展业务遵循的"原则"之一。将技术援助职能"原则化"这一实质性变化,意味着亚投行技术援助对传统多边开发银行援助理念和"条件性"援助的突破,也是对技术援助"有效性"的重大改善。为此,针对传统多边开发银行存在的"援助困境"和技术援助缺乏有效性两大问题,基于对《亚投行协定》技术援助条款的解读,为构建和完善亚投行技术援助机制提出技术援助自主性、有效性、便利化三原则和具体建议,使其援助项目具有可持续性从而助力亚洲基础设施建设。     

“欧盟对外援助”的国际政治学研究综述

本文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研究"为线索,重点对欧盟对外援助研究作横向归纳和评析,同时,就对外援助研究领域内的著名学者斯多克不同时期的研究成果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纵向评析。本文用三种研究取向、两种研究层次、三种研究路径以及援助领域研究的进展来框定目前国际政治学对于发展援助理论的研究现状。     

社会工作本土化:社会工作本土知识建构如何可能

社会工作本土化是社会工作理论发展和实务推进中的一种自觉的群体性的学术取向和实务导向。社会工作本土性知识的合法性建构表现在:文化价值观念关联、话语过程与价值性合理性对话,意识形态、政治实践过程与合法性辩护,地方性知识、本土经验反思性与有效性建构。其知识建构原则体现为:契合本土经验和满足现实需求原则,与西方知识沟通与理性对话原则,本土文化资源发掘、开发传统与超越传统的原则。其知识建构路径表现为:"本土性契合"和"结构性亲和",文化主体意识自觉、自主性实践和反思性建构,以"认同问题"为核心和创造性转化,实现理论建构中的历史—文化嵌入性。实现社会工作本土化,需要经由创造性转化的符号资源、社会表征系统和价值系统,构建中国文化系统下的社会工作的意义生成方式、言语的有效性基础、意义生成规则和社会干预策略。     

“共享发展”理念视角下的中国发展援助体系创新

近年来,中国作为新兴援助国相继提出了"中非共同体"非洲战略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是否将重新塑造国际发展援助架构的讨论。中国将自身定位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合作伙伴",积极参与国际发展援助,其目标是为了实践2015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首次向世界阐释的"共享发展"理念。本文首先检验了以发展援助委员会(DAC)为代表的传统国际发展援助规范,认为其已经不能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接着分析了新兴援助国对现有国际援助体系的冲击,最后探讨了中国独特的发展援助规范,认为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的替代性选择,却不会对已有的国际援助体系构成威胁。     

战后国际发展援助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战后60年来,作为推动发展重要手段的国际发展援助的发展磕磕绊绊,成败参差,毁誉交织。本文以发展援助指导思想与实践的互动为线索,分析了国际发展援助四个发展阶段及其特点,试图廓清人类对于发展的认识不断全面、深化的过程,以及发展援助对于发展的作用和局限性。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将建设和谐世界作为中国外交和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战略目标,国际发展援助思想和实践的演变对于中国的对外援助可以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发展援助危害论”及其评析

国际社会对发展援助的作用和效果一直存在争论,部分西方学者认为战后巨额发展援助并未能帮助受援国从根本上实现可持续发展,却给受援国带来了严重负面影响。以彼得·鲍尔、丹比萨·莫约、安格斯·迪顿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提出"发展援助失败论"和"发展援助危害论"的观点,认为发展援助损害受援方政府治理能力、滋生并助长受援方政府腐败问题、抑制受援方吸引投资进而减缓经济增长,并建议国际社会应该以渐进但坚决的方式取消发展援助,改之以发展国际贸易、加大直接投资、利用国际资本等途径推动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上述观点揭示了发展援助未能取得预期成效的部分原因,并阐释了发展援助对受援国的负面影响,但在发展援助短期内无法全面停止的现实情况下,创新援助方式、改善援助效果、提升援助效率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迫切议题。     

外援条件性:中欧认知差异与共识可能

伴随着世纪初国际体系的剧烈变动,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开始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扮演更加强健的角色。作为"传统"援助方和"新兴"援助方的典型代表,欧盟与中国就外援"条件性"乃至发展模式等议题展开了竞争,这尤其表现在双方2006年以来援助非洲的过程中。本文首先从学理上对外援"条件"和"条件性"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分别概括了欧盟和中国在条件性议题上的立场与实践,进而重点分析了欧盟的质疑以及中方的回应,作者最终对双方达成"中欧共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给予了展望。     

中国协商民主的新进展及对西方经验的超越——北京市朝阳区协商民主实践之分析

国内外进行的诸多协商民主试验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协商民意测验、公民陪审团、专题小组、大规模的协商大会等西方协商民主实践的主要形式并未超出西方政治学界对协商民主理论的质疑。而发生于中国北京市朝阳区的党政群协商共治体系则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回应了学界对协商民主理论和方法的批评与质疑,从某种意义上说,朝阳区的经验展示出了对西方经验的超越,这些超越伴随着中国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努力与体系性建构。朝阳区的党政群协商共治体系并非组织社会学所谓的在合法性机制作用下对西方协商民主实践形式的模仿,实现其所谓的组织趋同化,而是在中国的党政体制下,受到历史制度主义式的路径依赖机制的作用,将协商机制嵌入党政治理体系之中。这种嵌入并不是走到原有的路径之中,而是在新制度元素嵌入的情况下产生的一条新路径,一种可以称为“治理驱动的民主化”路径。     

中国开展对外援助若干基本问题研究

中国提供对外援助已有六十多年历史,对外援助总额巨大、援助方式多样、援助对象广泛。在实施对外援助过程中,中国一直注重于人道主义和外交方面的考虑。应当适当调整援助政策,将对外援助与经济合作相结合,实现互利共赢。由于国际经济地位的转变使得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对外援助存在过高期待,求中国承担更多的援助义务。但从性质上而言,中国的对外援助是一种基于自愿、立足于平等的发展中国家闻的舍作型援助,援助并非中国的国际义务,提供对外援助以不妨碍中国自身发展为前提。实施对外援助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良好关系和经济合作,也有利于彰显大国地位、加强国际经济话语权,同时是实现共同发展的需。     

中国援助塔吉克斯坦研究

2004年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塔吉克斯坦的援助力度,对该国交通、电力等行业提供大规模信贷支持,这些项目的实施扩大了中国在塔吉克斯坦的影响.但在援助中也出现了一些诸如企业形象、援外项目后期经营和还贷、劳工冲突及塔方忧虑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建议应努力使援助行为与援助理念相一致;加强援助援助能力建设,不断提高援外人员素质;适当提高人道主义援助份额.这有助于双边关系持续健康发展.     

新援助格局下中国对非洲援助实践的改革路径：美国经验

随着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规模急速扩大,中国已成为国际舞台上的“新兴”援助提供者,对外援助政策制定与管理实施的规范化成为中国当前面临的新议题。美国长期以来是对非洲实施援助规模最大的国家,其援助政策的演变伴随着严格的法案与协定的更替,确保了援助宏观层面政策与制度的延续性。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千年挑战公司”是美国对非援助的核心机构,保障了微观层面援助项目实施过程与效果评估的科学性与透明性。中国在对非援助上具备自身的策略特点与条件优势,但在规范管理方面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在未来的对非援助中应逐步推动援助的制度化、科学化、透明化、多边合作化。     

西方选举援助评析

选举援助是西方民主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选举援助的理论基础由以选举为中心的民主制度、西方民主输出传统、巩固民主成果等要素构成。在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体等选举援助参与主体的推动下,西方采取了协助设计选举制度、选民培训教育、组织选举、选举观察与监督、斡旋调停等选举援助方式。尽管西方宣称选举援助是为推动受援国民主化过程和健全完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但西方选举援助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受到非议或抵制,需要全面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西方选举援助。     

嵌入理论视野下的民俗节庆变迁——以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中国畲乡三月三”为例

本文围绕着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创建文化品牌这一举措,描述了普遍存在于南方诸多少数民族中间的"三月三"节日如何被打造成为推动县城经济成长的文化品牌的过程.通过对这一民俗变迁的剖析,阐释现代化进程中,畲族民族文化事项被拆解、转借、拼接以及再生产的过程.本文运用"文化嵌入"理论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分别讨论文化嵌入的经济路径、制度路径和文化路径.同时推翻传统意义上人类学对于"文化"的封闭式解读,用动态的视角分析在以发展为主题的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如何被结构性地"嵌入"到拉动经济为主旨的战车之上,成为被建构的对象.     

大数据时代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的新路径

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事关国家区域援助的成效,对于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实践中,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面临标准模糊混乱、分类重叠交错等问题,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新的区域矛盾和社会问题,急需科学的方法进行精准识别.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提升以及智网工程的全面建构,大数据在"充分数据"和算法逻辑上的优势,将大数据在区域领域的应用推向了新的高度.但是,公共政策形成与个人隐私权保护之间的价值冲突、数据抽取不公正产生的数据歧视和算法人为设定带入的"价值他设"问题都对运用大数据进行国家区域援助对象识别提出新的挑战.为此,从伦理路径和实践路径加强大数据区域应用的指引和规范,可以有效保障国家干预区域市场的正义性和合目的性,有助于国家区域援助突破发展桎梏,重塑制度价值.     

民间组织从事对外援助:以中国扶贫基金会援助非洲为例

当中国学者讨论对外援助时,主要关注的是政府对外援助,而往往忽略民间对外援助。然而,后者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在某些国家甚至超过前者,以至于西方学者开始讨论"对外援助的私有化"。本文选择民间组织从事对外援助作为主题,不仅是想填补民间对外援助研究的空白,还想突显出一项重要发展,亦即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之后,中国民间组织也开始走出去,并勾勒出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中国政府在背后的推动作用。然而,中国民间组织如果想要更多地从事对外援助的话,还需要中国政府与中国企业的更多支持。最后,讨论这项议题对于中国外交的意义。     

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对外援助研究

伴随着中国对外援助金额和影响的扩大,西方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对外援助这一议题,并在过去不到十年的时间内有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文章试图对迄今为止国外学者和发展研究机构的中国对外援助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回顾,分析其视角和关注要点,以为国内学者未来的研究提供借鉴.整体而言,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对中国对外援助概况的客观介绍,对中国对外援助方式和影响的评价,以及探讨中国在国际援助体系中的作用及与传统援助国的关系和未来.     

贫困大学生教育援助的理论与机制分析

在中国高等学校扩大招生和收费制度改革过程中，贫困大学生群体规模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为保障这部分群体在校期间的正常学习和生活，现在已经建立了贫困大学生教育援助体系。但在实践过程中，还要尽快完善贫困大学生的教育援助机制。从路径选择上看，既要加强理论研究，又要推动制度创新，基本目标是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学校具体操作的、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学生密切配合的教育援助和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