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的诉讼化及其限度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是一项由对物强制处分程序、先行处置程序、审前返还程序以及刑事涉案财物裁判程序构成的制度体系。以诉讼构造为视角,该程序存在着审前阶段裁判方缺位、审判阶段裁判程序附属化、第三人参与权虚化的构造缺陷,并由此引发了办案机关恣意查封、扣押、冻结和处置涉案财物的问题。为破除上述现象,实现财产权的有效保护、裁判公正性的维护以及通过程序的正当化,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应当走向诉讼化。同时,受限于办案机关的财政经费体制、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各专门机关的权力配置状态等因素,并基于合理有效使用诉讼资源的理念,权利人对程序性处置措施的同意、情势紧急以及当事人的自由处分可以成为刑事涉案财物处置诉讼化的例外情形。     

论相对独立的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之建构

公正处置涉案财物是刑事司法领域贯彻保障公民财产权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涉案财物处置依附于定罪量刑活动，对于涉案财物事实缺乏实质性审理，这一“合一型”模式不利于公民财产权的保护，涉案财物处置程序改革迫在眉睫。考虑到与定罪量刑程序的紧密衔接及涉案财物事实的复杂性，吸收量刑程序改革的有益经验以及实践先行带来的启示，当前应建构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促进涉案财物处置的公开化、透明化，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最大程度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依申请或依职权启动，通过发挥庭前会议功能，接受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财产权争议及主张，决定是否开启针对独立性财物事实的专门审理，实现实质性审理。同时，应根据证明责任设置分层次的证明标准，在发生事实认定错误时进行必要的程序回转，保障事实认定的准确性。     

刑事涉案财物先行返还程序论析

刑事涉案财物先行返还程序是一种特殊的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先行返还程序适用存在的问题包括，出现较大功利考虑、返还条件难以把握以及返还错误时缺乏救济程序等。先行返还程序实为诉讼程序，应在坚持法定、公开、参与和救济等原则的基础上，按照诉讼程序规则的结构要素对其进行完善。此外，还需严控涉案财物保全范围、建立刑事卷宗二元机制和理顺先行返还流程，为先行返还程序适用提供配套措施。     

行政判决既判力本质论

既判力的本质是在理论上如何说明既判力的效果来自何方以及作为什么现象来对待。借鉴民事诉讼的研究成果,行政判决既判力的本质应当同时包括实体法上的确定力和程序法上的确定力。由行政判决既判力的根据所决定,实体法上的确定力是对被诉行政行为的确定力,并不直接指向行政相对人,只有程序法上的确定力才同时约束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为了实现行政诉讼的目的,行政判决的既判力,不仅包括对诉讼程序的确定力,而且包括对行政程序的确定力,不仅在后诉的诉讼程序中表现出来,而且原则上也适用于以后的行政程序。行政主体不仅不得在其他诉讼中提出与确定判决相反的主张,也不能在以后的行政程序中实施与产生既判力的判决相矛盾的行政行为。     

探讨刑事涉案财物的分类与处理

涉案财物的处理是实体审判与程序司法两者紧密结合的一个节点.纵观现实,刑事涉案财物的分类不够具体,财物分类缺乏上层制度的设计等问题又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涉案财物的处理方式不明确.规范涉案财物的分类,针对两大类的不同财物,要从更高阶的视角探讨财物的处理原则,并探索可行的具体办法.总结已发现的个别先进做法,对其加以理论系统的完善...     

涉案财物认定证明标准的确立路径及校验

我国刑事诉讼普通程序涉案财物认定的证明标准不明,是涉案财物处置不规范的症结之一,证明标准应当尽早确立。证明标准的确立不能偏离证明过程本身,涉案财物认定的待证事实或与定罪量刑事实无法割裂,涉案财物认定亦应适用与定罪量刑同一的“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涉案财物认定举证责任只由公诉机关担负,适用优势证明标准不会带来诉讼资源的节约,相反存在动摇刑事诉讼严格证明根基的风险。     

关于程序法从新原则的几个问题

法不溯及既往是法治国家的标志之一,而程序法从新原则是法谚“实体从旧、程序从新”的具体体现.现代意义上的程序不仅指司法程序,还包括立法程序、行政程序和其他法律程序.根据传统溯及力理论,程序法的溯及对象应当聚焦在“正在处理的案件”上.在具体运用层面,程序法从新主要适用于管理性程序事项,而其例外情况一般针对于实益性程序事项、实体事项和既判事项.鉴于具体案件的复杂性,我们应当加强对程序法溯及力的法理梳理和条文细化.     

论民事既判力效力对司法公信力的影响

民事既判力效力包括本案效力和扩张性效力.本案效力具有终结诉讼的重要功能,其通过及时终结诉讼程序,维护司法裁判稳定的方式增强司法公信力.扩张性效力的突出功能在于协调诉讼机制内外关系,避免矛盾裁判和矛盾纠纷处理结果的产生,进而提升司法机制的公信力.民事既判力效力程序保障机制对于司法公信力亦有影响.充分的既判力生成程序和健全的既判力援引程序有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升,而既判力的击破程序与司法公信力则存在辩证关系,需要将该程序的启动控制在适度的范围.     

非法集资案件财物处置刑民交叉的规范路径

非法集资类案件必然涉及到刑民交叉的问题，相较于一般刑民交叉案件的财物处置，集资类案件的财物处置有其特殊规则，强调多方利益平衡，集资者参与的民间借贷一律纳入非法集资范围，并设置了专门的行政化处置程序。这些处置规则，在强调集资参与人利益保护的同时，忽视了非集资参与人的权益，不区分“同一事实”与“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民间借贷关系，先刑后民时未明确法院的民事生效裁决应如何处理，行政化和刑事追赃两种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均难以处理非法集资财物处置中的复杂关系。在现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应当细化民间借贷的认定标准，依法判断民间借贷是否属于非法集资范围；先刑后民时明确民事生效裁决可作为财产处置依据；同时处置涉案财物程序应司法化。     

论司法确认裁定的既判力范围与程序保障

与普通裁判相比,司法确认裁定的既判力范围具有诸多特殊性,但立法对该问题的规定确尚未明晰。司法确认裁定的既判力在主观范围层面,应对当事人、法院和调解组织等相关主体均产生拘束力;在客观范围层面,裁定的主文和理由均应具有既判力效力;在时间范围层面,既判力基准时应为裁定作出时,既判力确定时应为裁定送达时;在效力范围层面,应包括再诉禁止效力和遮断效力,但不包括预决效力。基于以上认识,立法应对司法确认裁定既判力损害的主体设置相应的程序保障措施。     

职务犯罪中监察与刑事诉讼程序衔接机制 ——以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机制为视角

目前,监察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监察法》对监察机构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规范化、法治化具有促进作用;但司法实务中依旧存在诸多问题,如监、检、法在程序对接与转化层面衔接不畅,职务犯罪案件处置中监察与司法部门之间未形成科学的衔接与转化,监察措施适用环节存在诸多争议与模糊之处。由此,应进一步畅通监察与刑诉程序的衔接,为监察委员会权力运行机制的法治化与科学化构建刑事司法路径,促进其与刑事诉讼制度的良好互动与相互制约,以规范监察机关权力运行程序机制。宏观制度设计方面,监察程序中应恪守程序正义与分离原则,在遵循以审判为中心的大格局的基础上理顺监察与司法机关权力配置。微观机制运行层面,推行职务犯罪分流处置与司法审查机制,完善留置程序运用,在调查、审查起诉与审判等各阶段中通过适用非法证据排除、构建职务犯罪案件智能管理平台等方式,构建合理的监督制约模式。     

论对已发生既判力的案件允许有条件提起再审的合理性

随着民事审判方式的深入改革与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既判力的引入与明确适用势在必行,基于既判力理论的影响,现行民事再审制度已经严重影响了生效裁判的稳定性,也动摇了社会司法权威的应有尊重;但是,既判力的引入与明确适用并非是绝对排斥民事再审的,而是相对适用,允许有条件提起民事再审有其合理性,并是既判力适用的应用之义。将提起再审的制度置于既判力适用的前提之下,才能科学地审视和改革之。     

我国既判力制度探析——以民事诉讼为视角

既判力是大陆法系各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理论,与诸多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问题相关。从既判力与其他民事诉讼理论的关系来看,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理论中,诉权、诉讼标的、起诉、一事不再理原则、辩论主义、处分权主义、上诉等都与既判力相联系。我国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在区级司法协助中受到很大质疑,既判力具有维护法的安定性的功能,应该通过再审制度的完善建立我国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制度,包括辩论主义的确立、处分原则的强化、再审制度的改进及其与审判制度的协调。     

涉案资金先行返还的制度困境与出路——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例

在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涉案资金及时返还是受害人最关心的问题。但是,当前先行返还制度在实践应对中仍存在诸多局限。这主要是因为受“重刑事追诉、轻财物处置”的传统观念影响,先行返还的制度设计未充分关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案资金在先行返还工作中的特殊性,导致制度上出现适用条件不够灵活、返还机关较为分散以及法院对先行返还的审查纠错缺少规定等问题,致使先行返还制度的适用空间被压缩,也不利于先行返还程序的规范发展与司法控制。为此,应以“金额的准确分配”为目标扩展先行返还的适用范围,并以检察审批制为原则统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案资金的先行返还工作,形成公安申请、检察审批和法院事后审查的分工制约体系。此外,还应增设法院审查规定和程序回转机制,在加强对先行返还进行司法控制的同时也强化公民财产权益保护。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9年第3期(第26卷 总第89期)内容导读

<正>从民事诉讼司法实践来看,一方面当事人主张继续履行合同的案件与日俱增,另一方面继续履行合同判决的执行难问题也让当事人深受诉讼之累。故而,探讨如何解决继续履行合同判决的执行难问题成为了学界和实务界的重要关注内容。向东春同学在《论继续履行合同判决的适用及既判力范围》一文中从理论上对继续履行合同判决作出定位,分别从实体法和诉讼法的角度对继续履行合同判决的判决依据进行论证,提出要限制继续履行合同判决的适用。继而又剖析了继续履行合同的既判力范围,探寻     

论民事再审与既判力的平衡

民事再审程序作为一种特殊救济程序,在追求实体公正和司法本质上起着重要作用。它有着纠错、救济、保障和监督等多项功能。而我国民事再审制度存在的缺陷和不完善则严重影响生效裁判的既判力。既判力和再审的发动是一对与生俱来的矛盾,承认并采取正确的制度来平衡两者的冲突,进而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环境法典中环境污染行刑衔接路径的规范化构建

法治实践中的环境污染行刑衔接不顺畅是影响环境污染治理效能的重要原因,反映出了立法层面的诸多疏失。实体层面,环境立法与刑事立法之间在法益保护、规范协调等方面难以契合、缺乏协同,可以通过环境法典编纂的契机促进环境刑法立法模式的转变予以解决;程序方面,现有立法对环境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在移送承接规定和证据转化规则等衔接方面的供给不够,可以通过程序性衔接规范的确立提高生态环境法典的可实施性。在具体路径的规范建构上,由污染控制编规定环境污染行刑衔接的实体规范性,初步确立环境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由生态环境责任编通过明确案件移送条件和程序、健全案件证据转化规则等内容,完善环境行刑衔接的程序性规范。以规范化构建环境污染行刑衔接路径,回应生态环境领域执法和司法实践对生态环境法典的现实需求。     

既判力与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完善

从民事诉讼效率的角度考虑,既判力的确立有其积极的作用,而我国现行民事再审制度的适用导致既判力效力的不确定性。研究二者的关系,对我国的民事再审制度加以改造,对推进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完善,维护司法公正有着积极的意义。     

既判力与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完善

从民事诉讼效率的角度考虑,既判力的确立有其积极的作用,而我国现行民事再审制度的适用导致既判力效力的不确定性。研究二者的关系,对我国的民事再审制度加以改造,对推进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完善,维护司法公正有着积极的意义。     

我国刑事指令再审程序缺陷的法理探究——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刑事指令再审是刑事再审中经常被运用的程序,它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着积极作用。2012年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对指令再审程序予以了相应的修改与调整。尽管如此,从法理的角度考察,新《刑事诉讼法》并没有从根本解决理论上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平衡、法的既判力维护、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侵害和司法中立原则的保护等困境和实践上的再审标准模糊、启动主体宽泛、审级制度复杂混乱和时效与次数不加限制等问题,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对刑事指令程序的研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