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 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

新出土文献中,唐代墓志铭数量最多。在墓志铭的诸种特性之中,家族因素是重要的方面,探讨墓志铭的家族因素和传记文学的关系,是新出土唐代墓志研究的重要课题。结合墓志志主与撰者身份进行综合考察,唐代墓志在文体属性与家族属性方面的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出三种情况：一是文学家自己撰写的墓志铭,这是特殊类型的自传文章;二是家人或族人撰写的墓志铭,更能体现出家传的特点;三是夫妻之间撰写的特殊墓志铭,具有家族与婚姻的双重特性。     

唐代洛阳的职业墓志撰稿人

在洛阳出土的唐代墓志中,有不少志文几乎相同或大致相同者。究其原因,应该是志文撰者自留底稿,然后根据不同情况加以修改而成。这些志文撰者是职业墓志撰稿人。墓志作为随葬物,是埋于地下的,一般不容易穿帮。但随着一方方墓志的出土,这一情况也随之大白于天下。这种墓志文一般都不署作者大名。     

杜牧的生命观——以《自撰墓志铭》为中心

透过杜牧《自撰墓志铭》"史笔"般的安稳、静谧、平板与和缓,可以看到他浓缩在"史笔"下的生命曲线和隐藏在"史笔"后的灵魂本真以及省己察故的精神品格,从而看到杜牧无法安顿的生命及其生命突围。     

金石校勘考据贵在精确谨严——对《跋龙门地区新发现的三件唐代石刻》(其一)录文的商榷

本文就《唐故荥阳郡夫人郑氏墓志铭并序》录文的字、词、断句、标点与该录文作者对志主之夫卢从愿亨迹的论断以及该墓志撰者卢馔与卢从愿的辈次等问题,首先从校勘学角度,将该墓志的插图和录文逐行加以对勘,指出录文诸多可商榷之处;其次用考据学的方法,根据较丰富翔实的史料,指出卢从愿“擢中书舍人”之时间与史料相合而非慕志所独有;至于该墓志撰者卢馔与卢从愿的辈次问题,几十年前早有学者考证论定,亦非作者之新发现。     

洛阳新出梁宁所撰王素墓志考疏简

洛阳出土梁宁撰《有唐故蓝田县尉王君墓志铭并序》,志主王素,史书不载。墓志则记载了王素的生平、籍贯、家世等资料;所载王素佚诗为唐诗所无,可起到辑佚作用;所记王素与梁宁、元志的交往提供了一段新的唐人轶事;同时,志文为唐文所阙,可补唐文之遗;志文还提供了撰者梁宁的籍贯、交游、思想倾向等信息。     

洛阳新出梁宁所撰王素墓志考疏

洛阳出土梁宁撰《有唐故蓝田县尉王君墓志铭并序》,志主王素,史书不载。墓志则记载了王素的生平、籍贯、家世等资料;所载王素佚诗为唐诗所无,可起到辑佚作用;所记王素与梁宁、元志的交往提供了一段新的唐人轶事;同时,志文为唐文所阙,可补唐文之遗;志文还提供了撰者梁宁的籍贯、交游、思想倾向等信息。     

唐代墓志刻工三题

唐代墓志撰人、书人、题额者、刻工四者在制撰过程中关系发生变化。墓志刻工具有身份随意性，分工多样化的特征，他们凭借精湛的镌刻技能，可获得丰厚酬金。墓志镌人因出身低微，技艺世代承袭，具有保守性。一般而言，官府墓志刻工只允许担任本署令的伎术官，但在唐代墓志中亦存有特例。撰人、书人、题额者、刻工因墓主形成一种稳定的团队结构，这种结构在墓志制撰过程中因群体性合作得到强化和认同。     

中古墓志铭的文体形态与书写规则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的中古时期，墓志铭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呈现出完备的文体形态，形成了特定的书写规则。首先，中古墓志铭是由多重载体构成的特殊体制，至少存在文本、书法与实物三重载体。其次，中古墓志铭的文体特征表现为志铭分撰现象更加凸显，墓志与诗体进一步交融，铭文的体式逐渐丰富。再者，唐代墓志铭的书写规则主要有逐步完备的题款、偶尔出现的注文、特殊的平阙格式。最后，墓志铭的集本与石本文字书写方式有所不同，比较集本与石本，更有助于我们把握墓志铭的文体特质。     

从《王翊元夫妇墓志铭》看李商隐的诗文与书法

以新出土的李商隐撰并书《王翊元及夫人李氏墓志铭》为依据,对李商隐的诗文、"诔奠之辞"、书法艺术以及在墓志中运用的异体字进行了研究,并对墓主唐代云麾将军、右龙武将军知军事、兼御史中丞上柱国太原县开国公王翊元的家世和生平进行了考证,可补史之所遗。     

唐代亡宫墓志铭文的程式化演变及原因

周绍良、赵超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及《续集》收录五千多方唐代墓志,其中宫女墓志一百多方,占近2%。这些亡宫墓志涵盖二至九品及失品、无品的宫女。墓志简洁明了,概括了宫女从入选到丧葬的一生,但不少墓志语言相同或仅简单修改丧葬年份,体现出浓厚的形式主义文风及程式化特点。在唐代亡宫墓志铭中,有些明确标明了职位和品阶,如刀人、典灯、司制、司设、典饩、才人等;另有品阶的亡尼宫如七品尼、八品尼等,其他则泛称宫人。大多数宫女都有品阶,最高为二品,低者为九品,岁数从20岁到85岁不等,然而这些墓志铭的书写并没有太大区别,常见格式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