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文本的复象:格尔茨与民族志“诗学”形态的发生

民族志诗学作为文学与人类学相交叉的理论研究形态,其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人类学研究中的诗性要素。自现代人类学研究以来,民族志研究的诗学倾向肇始于克利福德·格尔茨,其文学性首要体现于民族志文本的书写体制之中。它作为田野经验的文本化呈现,既包含着“在场”与“离场”的交错杂糅,也关涉着“观察”与“理解”“表述”与“阐释”之间的缝合。格尔茨认为,从事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化”视为“文本”所进行的一种“诗学”或“文学批评”向度上的阅读、分析与反思;而人类学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作为“人学”的文学。在此,民族志作为一种召唤与回忆的拟像之物,通过具身化的方式而对文化的“他者性”勾勒一种复象的真实。     

田野民族志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纪念费孝通、林耀华先生100周年诞辰

从费孝通、林耀华两位中国人类学大师的相关论述和研究实践出发,对中国人类学界田野民族志文本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就人类学专业学术训练、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撰写中田野工作的深入、民族志材料与理论的关联性、民族志文本的场景和能动性、"可持续性"的田野民族志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强调深入、细致的田野工作与民族志研究中的理论反思与创新对于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全球化背景下当代民族志的几项重要议题

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是当今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面临的境况。作为人类学"学科门楣"的民族志,在全球化背景下也处于转型当中。本文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了近年来凸显的新型民族志理论动向,集中探讨了人类学和全球化的关系、民族志与政治经济体系、民族志的真实性、民族志的时间维度、民族志田野调查转向等几项关键议题,并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志和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固此民族志撰写者应具备博大的胸怀,不断实现田野研究和文本叙事的创新,以此进一步提升民族志的理论和实践素养。     

从田野到文本:民族志的生成过程及其真实性反思

田野是人类学研究的生命线。民族志的生成是一个从田野实践到文本书写的过程。田野、他者、文本是构成民族志的三个重要因素,也会直接影响到民族志的真实性。田野是人类学家选择的具有真实空间与文化想象的复合体。田野中的人类学家是一个失去自我的与他者共同对话的个体,他不可能真正成为他文化的自我。走出田野后的民族志书写,因时空分离、田野经历不同、多样化的书写方式而影响了民族志的真实性。     

论现实民族志方法的源起——以马林诺夫斯基的三次民族志实践为例

马林诺夫基斯两次基里维纳岛民族志实践与麦鲁岛民族志实践,存在四个关键不同:1、前者带着问题意识和理论准备进入田野,就像科学家带着理论假设进入实验室一样,以增强研究的针对性和深入性,而后者是泛泛收集资料;2、前者"到达"田野并"进入"田野,强调参与观察,通过体验性认知达到深入理解,而后者仅"到达"田野,主要依靠访谈,以外部视角看待研究对象;3、前者掌握"土著"语言,深入理解被研究者的文化,而后者依靠翻译开展调查;4、前者革新民族志写作方式,交代田野工作背景和理论预设,将田野笔记与民族志有机结合,而后者只是田野资料的简单罗列。基于此,笔者认为,马林诺夫斯基发明现实民族志方法,既是其理论背景的延伸,更是田野实践的"遭遇"和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促使其在实践中矫正田野工作,进而将理论预设与实践背景整合于民族志书写中的结果。     

“反身性”的文化叙事： 走向城市的艺术田野与民族志书写

聚焦于当下城市文化及社群性艺术事项的人类学研究,是针对"自者中的他者"所进行的"反身性"文化叙事。在此,"艺术田野"不仅作为具体的研究方法,用于解读城市中"大传统"与"小传统","艺术生产"与"审美消费","知识形态"与"时代症候"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更在方法论的层面为人类学研究注入了新的学科观念,使其在面对艺术活动时,为活态而流动的感性符号留出诗性的阐释空间。而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民族志制作,则既包含着一种入场经历的"诗学视域"也关涉着离场反思的"诗学书写",并形成了从"审美事实"到"交互阐释"而至"意义文本"的艺术民族志写作范式。     

以少总多与话语的释放──《论语》阅读体验

本文以现代阐释学和阅读理论为导向,细读《论语》并对其研究的前文本予以梳理,进而在诗学、语言学和哲学的三维层面上展开与《论语》潜对话,从而释放出个性阅读体验：从《论语》的文本空间,窥探中国古典诗学的言说方式及其精神旨归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大文本的指向性。     

基于巨灾的灾害民族志研究及其方法

"民族志(亦称民俗学)"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手段。"灾害民族志"是将"民族志"用于减灾防灾研究的大胆尝试。它通过对选定的灾害经历者进行田野采访,收集大量个人采访资料并进行整理。通过灾害经历者自己的表述来了解和重现灾害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以及人们面对灾害的反应,从中总结出规律和重要经验教训,对灾害应对和应急管理人才培训很有意义。我国在这方面研究较为薄弱,应以汶川地震救灾减灾为契机,尽早开展巨灾灾害民族志研究。     

跨界与批判:当代西方教育民族志的新视野

不同时代赋予教育民族志不同的研究主题,从而生成了相应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指导着相应时代的教育研究与田野实践。传统的教育民族志在关注经典教育问题时依然有效,但无法处理教育田野中"移动-流动"的图景。因此,教育民族志需要跨界的眼光,发现不同场域之间形成的联系,以批判的方式审视组织机构中"隐性的不平等"。在全球化时代,教育民族志的跨界性与批判性成为理解教育中国际与地方、宏观与微观关系的新视野。     

对人类学田野工作的省思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种研究方法,人类学的一些新理论、新方法大多是对田野调查成果的提炼、概括和升华。在田野工作的推动下,民族志文本和话语的表述方式渐趋多样性和科学性。伴随着田野工作范式的动态演变,论争始终与其相随,同时也给中国的田野工作者带来了启示。     

论以意逆志对常州词派词学阐释学的影响

孟子"以意逆志"说对中国古典诗学阐释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并辐射到词学阐释学领域,清代常州词派的词学阐释理论就是导源于这一阐释传统的.通过考察常州词派的词学阐释理论,发现自其创始人张惠言至谭献等人之间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他们逐步完成了将"以意逆志"之"志"由"作者之意"向"读者之意"的转换,最后将阐释的主动权完全交给了读者,给读者理解文本以充分的自由,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理论的发展.     

论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观及艺术理论

马林诺夫斯基对现代人类学发展的最大贡献,在于将理论研究置于田野考察的宽广视野中,提出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文章侧重于对《文化论》文本的解读,探索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观及艺术理论的基本内核,揭示其形成与发展的内在机能。     

女性视角下的民族志表述真实性思考

女性经验影响下的民族志研究者用另一种视角,发掘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忽略的有关女性性别角色的话题。女性人类学学者认为,由于性别和意识形态的倾向不同,男性研究者无法全面理解女性,往往忽略涉及女性的田野资料或缺乏对这些资料的分析。同一田野环境,男、女研究者结论常有差异。民族志研究长期面临表述真实性的争论,考量性别因素的影响,有助于思考民族志实践的有效性问题。     

口语诗学:声音和语言的符号关联——关于符号学和文学人类学的研究论纲

长期以来,由于文字崇拜、文本中心和文人心态的影响,固有的"诗学"理论实际上局限于文本范围.堪称"文本诗学".如今面对文本中心的消解,人们开始重新关注口传文化的存在及其原创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对"口语诗学"的研究无疑将有助于诗学理论的深化和拓展.     

“体性民族志”的解构与反思

民族志本土化的探索由来已久,时至今日,依然是中国人类学者关注的核心议题。"体性民族志"作为中国民族志范式之新探索,为人类学界思考民族志本土化问题提供新的视角与理念。在解构"体性民族志"的基础上,从理论范畴、田野实践及跨文化对话等方面进行反思,试图找到进一步言说与对话的空间,使其理论和方法更趋完善。     

虚构式影像民族志:内在世界的视觉化

"虚构式影像民族志"是一种与虚构电影相近似的影像民族志类型,其基本特点是以非现实性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展现某种社会文化的基本形态与核心价值。影像民族志作者可以根据田野调查所掌握的事实资料,以虚构的情节为架构,由族群成员采用表演的方法,以描述、表现、反思和重构等表演技巧,展示该族群的文化内容,挖掘深藏于表象之下的内在世界。由于理论稀缺以及实践难度,"虚构式影像民族志"在世界人类学界较少有人尝试,成功的民族志文本更为罕见,但其在人类学领域内的学术潜力却值得进一步开掘。     

论宋代诗学的文本倾向及其蕴涵的文学经典意识

中国古典诗学从周秦到南北朝,是文学观念逐渐自觉的演进期;唐代到北宋,诗学以诗歌创作理论研究为主。自北宋始,宋人的诗歌创作出现了困境,有了向前代优秀创作学习的诉求,诗学显露出文本转向的端倪,这种文本转向的倾向在南宋得以加强。随着诗学的文本倾向逐步加强,宋人论诗所具有的文学经典意识也逐渐突显出来。     

“历史民族志”与“历史的民族志”——民族志实践中的历史之纬

作为新兴的跨学科合作平台,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已渐趋成熟,其依托民族志报告的文本书写,包括两种类型：“历史民族志”和“历史的民族志”,二者的内涵与外延呈现不同的研究取向与价值。此二种写作方式,将历时性与共时性作为交叉的基轴统一纳入文本写作之中,将“过去”与“当下”融入整体的历史予以建构。但“历史民族志”将时间空间化、历史场域化,在历史的时间维度上做田野行走;而“历史的民族志”,更注重将时间维度嵌入空间的延展之中,在当下的田野中把握历史脉搏。     

从个体阐释到公共阐释——论“阐释学循环”概念的发展演进

公共阐释论的提出使阐释学理论得以深入探寻和揭示个体阐释向公共阐释的上升过程。阐释的公共性来源于多个理解者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理解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因此关注公共阐释必关注如何从一个理解者的阐释拓展至多个理解者的阐释。要解决阐释从个体到公共的提升过程须进入文本意义产生的底层逻辑,深入剖析阐释学循环作为文本意义产生的方式和规则是如何发展和演进的。阐释学循环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内在于文本对象的阐释学循环、内在于文本和一个理解者之间的阐释学循环,及存在于文本和多个理解者之间的阐释学循环。分析阐释学循环在三种类型间的发展和演进,对个体阐释上升至公共阐释的阶段性跨越有着基础性的论证意义。     

独白，还是对话？——民族志叙述声音分析

传统民族志将作者视为当地文化的代言人,民族志作者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因而叙述声音呈现出独白的特点。事实上,合作与对话是田野中存在的现实。一方面,人们寄希望于“对话性文本”的写作来克服民族志作者的独白对于田野对话的遮蔽。另一方面,民族志作者又不能放弃话语的最终编排权,“对话性文本”同样要由作者来确定最终的呈现方式。就此而言,完全不受作者独白制约的对话只是革新者的乌托邦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