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法治化

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指通过法治的社会治理,既要服从善治理念抑或更好生活的需要,也要遵循包括法治在内的各种公共事务的属性和规律。在新时代的背景条件下,社会治理法治化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协同发展的基本路径。为此,社会治理法治化,需要扩大民众的参与,改善社会治理的力量体系,通过依法治理、程序治理与责任治理的路径,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增进民生福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既是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层面的具体实践,也是支撑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举措,其生成逻辑具有多重向度。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面临着经济基础薄弱、法律制度不健全、农民群体法治意识淡薄、司法资源供给不足等诸多障碍。应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上,以权力规制、权利保障为核心,夯实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制度基础,构建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加强农村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农村基层法治理念培塑,籍以助推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向纵深发展。     

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法治探讨

56个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整统一的格局。新时代边疆地区社会治理工作,应当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治手段来捍卫和保障国家统一、民族团结、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是国家规范化的区域治理,文化软实力是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基石,是边疆治理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边疆地区社会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组织化程度极低,精神文明建设不到位,法治文明程度普遍不高。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法治举措是:动员边疆地区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加强边疆地区法治文化建设,推进边疆地区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     

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实践及发展路径

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实现了"五位一体"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法治保障力度不断加强,但仍然存在依法行使自治权力度不够,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完善,民族地区法治服务还需要加强,民族地区法治建设跟不上社会的快速发展。要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依法完善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断提升民族地区法治服务水平,实现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创新和发展。     

法治视域下的语言治理：内涵、困境与路径

语言治理法治化是指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对语言进行法治化治理,语言治理法治化是涉及语言因素的法治化公共事务治理,具有法治性和公共性特点。语言治理法治化的基本内涵体现在法治与语言、语言与治理、法治与治理之间的关系上。语言治理法治化的困境体现在法律法规体系的不完备性、语言主体依法管理监督的不充分性、语言治理客体依法参与的不适应性。语言治理法治化的路径选择体现在构建主体多元的语言治理法治化体系、提升系统综合的语言治理法治化能力、创新科学多样的语言治理法治化方式、营造和谐健康的语言治理法治化环境。     

三峡库区外迁移民的哲学反思

三峡库区农村移民外迁安置是移民安置方式的重大调整。移民外迁安置必须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为终结目标 ;必须寻求以土为根、以农为本的根本安置途径 ;必须遵循以人为本的根本方法。这是三峡库区农村移民外迁安置中不能不认真思考的几个重大问题     

民族工作事务治理法治化与治理现代化的互构逻辑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更高阶段的内在体现。在迈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全面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外在的契合,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民族工作事务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工作事务法治化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应有之义。法治为民族工作事务治理构建了价值取向、制度供给、执行依据、能力保证及评价机制等,是将民族工作事务治理现代化机制转化为卓越治理效能的根本保障。在民族工作事务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法治化是民族工作事务治理的思想、方略和路径,二者呈现出相辅相成、相互契合且相得益彰的互构逻辑。民族工作事务法治化将确保民族事务治理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在国家制度体系层面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保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源源不断动力。     

农民工聚居区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法律对策

农民工聚居区是指以自发在社会经济部门从事经济和业务活动而暂住城市的农民为居民主体,以房屋租赁和安置为主导建构方式的集中居住生活区域,具有边缘性、复杂性、内聚性和稳定性等特点。农民工聚居区在为城市建设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存在着社会治安混乱、居住环境恶劣、安全事故隐患严重和权益保障缺乏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城乡二元体制产生不平等、社会治理存在盲点、法治体系不够完善和相对剥夺感驱使犯罪等。从法律层面来看,解决这些问题要从社会治理的法治理念与法治文化、户籍和社会权益保障等法律制度、社会治理模式和社区自治以及利益表达和矛盾化解机制等方面着手。     

思想政治工作助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路径构建

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内容实施的关键场域.不过,当前基层治理却存在着民众法治意识较为淡漠、治理法治化水平不高、社会组织参与不足及与民众需求不相适应等诸多难题.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政治优势及最主要形式.因此,以思想政治工作为切入点,强化思想政治宣传教育提升基层民众的法治意识,加强教育培训提升治理主体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并通过构建良好的基层治理法治环境,完善基层民众参与机制切实保障民众的有效参与,这不仅有益于构建基层价值认同与相互包容的共识,而且还有益于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     

无理上访以何终结——对一起长达30年信访个案的考察

信访制度是公民利益表达和监督的途径,信访问题的有效解决助益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公平正义的实现。中国信访治理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无理上访所致,无理上访对法治的不断冲击致使法治化进程陷入困境。通过对一起长达30年的无理上访的个案考察分析,信访制度的政治意义已超然于法律意义,信访部门的无原则救济功能凸显,究其原因是政策的失灵、法律的失效和个人主义的膨胀等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应对之道是信访部门的限权、信访法治化和公民法治信仰的形成。     

三峡库区人口环境容量与环境移民安置选择

三峡库区人口环境容量是库区移民安置的基础,农村移民安置规划的核心是按照土地等资源对人口的承载力来适量安置移民。三峡库区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发展落后,土地及其后备资源短缺,农村移民环境容量有限,影响库区移民的就近消化。环境移民是人口外迁的一种基本形式,起源于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生活贫困等物质性原因。直接映示出移民与环境、资源、生产资料的对比关系和移民对客体的渴望水平。     

社会治理构成及法治保障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新型社会治理机制的提出,具有国家与社会分化协同、政府职能角色深刻转变、治理观念更新发展的时代背景.社会治理在内涵上是自主治理、法理治理、协商治理及分享治理的结合与统一.当前的社会治理在基层自治、社会治理以及治理制度衔接及平台建设等方面,面临着规范结构性缺陷、制度环境欠佳、法治化保障不力等问题.着眼于建设民主包容、形式多样、富有生机的社会治理格局,应当在法律层面明确社会治理体系的平台、途径、保障措施,制定完善支持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具体举措,优化社会治理的法律保障、政府配套及制度环境,为建设充满活力、成熟而强大的社会治理体系奠定法治基础.     

分殊与共识：信访制度改革的策略选择--基于２００４—２０１６年若干学术文献的考察

信访制度的现实困境和改革走向日益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命题之一。研究运用文献分析法阐释信访研究的学术样态,继而探讨信访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研究发现信访制度改革可归纳为功能范式、法治范式和类别范式三大类,诠释了信访制度安排的逻辑结构、信访治道变革的机制创新和信访基层治理的路径选择。并归纳信访制度改革策略的分歧和共识,提出信访制度改革的主导性方向在于变革治理观念,从维稳思维走向维权;优化治理方式,从人治化走向法治化;健全治理体系,从片面化走向整体性。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与现代化建设

自近代以来,中国就面临一个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历史课题,即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统治向现代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共治)转型;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制度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利益的日益多元化和社会多样性,更是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迫切要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不仅要完善体制内的社会组织建设,更重要的是将体制外的社会组织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以此为基础将其纳入到体制中来,在法治约束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基础上建立起公共权力与公民之间制度化、规范化与法治化的良性互动关系。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民生权利法治保护研究

民生权利保护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国家治理现代化要以民生权利的保护和促进为本,在改革和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其本质是以人为本的民生法治的实践要求。民生法治对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要求。面对民生法律制度体系立法碎片化、民生法治化程度低、缺乏民生权利意识和程序机制保障的问题,需要重新设计民生保护的法治原则和法律制度体系,从而加强民生法治建设,奠定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民生法治根基。     

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法治化能够提高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水平,为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提供保障。随着我国法治化速度不断加快,民族地区的 基层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由于诸多原因,当前我国民族地区在法治化进程中还存在着法律制度不够完备、村级党组织的建 设滞后、乡镇政府与自治组织职责不清、基层治理队伍的法律素质不高以及部分群众法治意识淡薄等问题。为了进一步提高 民族地区的法治化水平,我国应当健全法律制度、加强村级党组织的组织建设、明确乡镇政府与自治组织的职责、加强基层治 理的队伍建设、增强群众法治意识。     

论我国政党内部治理的宪法规制

政党内部治理的宪法规制是指政党内部的各级领导机构及其领导成员与普通党员在宪法的框架内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共同参与、上下互动的方式,依照宪法和法律民主管理政党内部事务的政党建设过程。随着政党入宪的日渐普及和政党政治法治化的发展,许多国家的宪法性文件不仅对政党依宪治理外部事务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而且对政党依宪治理内部事务也作了原则性规定,普遍确立了现代政党内部治理活动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原则,如民主原则、法治原则、人权保障原则等,极大地促进了政党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人性化。在当代中国,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宪法规定的民主、法治、人权原则就必须在国家治理层面和政党内部治理层面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实施,政党内部治理与政党治理国家社会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关系。为了防范政党对国家社会治理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域外许多国家都把民主原则、法治原则、人权保障原则规定为政党内部治理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宪法原则。我国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应该在宪法中规定政党内部治理必须遵循上述原则。     

全球互联网治理法治化思考

互联网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生产方式，但互联网在给人类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其引发的问题也层出不穷。互联网所引发的问题不是单个主权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从而给全球治理带来了挑战。基于法治的超国家价值、互联网治理的核心是法律问题以及全球互联网治理对法治的呼吁等因素，法治是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最佳选择。要实现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法治化，其基本前提是尊重网络主权，基本原则是主权平等，基本价值是网络安全。     

中国信访之法有何用——一分为三的信访制度法治思辨

对信访制度应当一分为三地客观看待,既不能妖魔化,也不能采取鸵鸟政策,更不能对信访和法治的关系持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正即邪、非对即错的简单看法。信访与法治的冲突客观存在,信访存在着诸多先天制度缺陷,对法治确有负面影响,但信访也有独特的优势,是对法治僵硬性和滞后性的必要的柔性补充。信访是当前社会治理不能放弃的手段,是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一环,但信访不能游离于法治之外,找准自身定位,在法治轨道内良性发展才是信访制度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信访走向程序化、规范化、法治化是信访改革的根本取向和必然趋向。     

新形势下信访制度革新的困境与对策——基于《重庆市信访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调查分析

信访法治化建设与信访工作制度改革是当前信访制度革新的核心维度.基于对《重庆市信访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调查分析,得出重庆市目前存在“信访法规体系不完善、信访意识与观念落后”“信访功能定位模糊、信访工作机制与方法欠缺”和“信访第三方参与缺失、多元信访凸显潜在危机”等问题,并提出“转变思路,更新理念,加速法治信访建设”“绿色公开,精准终结,推进责任信访建设”以及“公民参与,基层治理,推进多元信访建设”等3条基本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