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的资源配置逻辑与实践困境

扶贫资源的合理配置是确保精准扶贫战略目标顺利实现的关键所在。然而,当前精准扶贫资源在配置的过程中存在着资源的项目化与社会生活的不规则性、政策执行的科层逻辑之间的张力。这一巨大的张力使极具科学性和合法性的程序受到非正式制度的倒逼,从而产生“反科层”的逻辑,进而使精准扶贫资源的配置面临实践的困境。要走出这种困境,精准扶贫资源配置应着力于增强资源配置的灵活性、增强贫困人口自身能力建设和因地制宜地发掘地方优势资源,以激发扶贫对象为主体的内生动力。     

新时代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及治理路径

新时代扶贫开发方式创新转变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实现路径。当前，我国精准扶贫实践困境主要表现在精准识别偏离、精准帮扶错位、精准管理缺位和与之相关的精准考核不完善等4个方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和文化深度性贫困以及政策执行主体面临双重压力、公共品供给错位、市场失灵的政府缺位等国家治理不足等。为此，在脱贫攻坚的最关键阶段，需要重点聚焦深度性贫困问题，从完善精准管理机制，提升帮扶政策精准度；强化力量集成，提升基层扶贫治理能力和水平；激发扶贫对象内生动力，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和积极性等方面增强精准扶贫力度，有效实现精准扶贫的常态化，确保2020年全面脱贫目标的顺利实现。     

从产业扶贫到产业振兴:政策转向与实践困境——基于D村脱贫产业的考察

本研究聚焦于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有机衔接这一时代性主题,理论分析了产业政策的调整方向,并基于对沂蒙山区D村的考察,揭示了在衔接背景下脱贫产业面临的实践困境。研究发现,在脱贫攻坚阶段产业扶贫取得了突出成效,为脱贫地区实现产业振兴奠定了基础。但由于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存在差异,要实现二者有机衔接,一方面需要在顶层设计上,对产业政策的发展目标、作用对象以及路径策略进行及时调整;另一方面需要破解脱贫产业在实践中面临的产品销售困难、普通农户参与积极性有限、脱贫人口自主发展产业的能力不足、扶植政策缺乏连续性以及后续管理薄弱等困境。对此,围绕推动脱贫产业提质升级、丰富脱贫村产业结构、培育内生动力以及加强脱贫资产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控制性赋权:基层政府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基于国家级贫困县J村的田野考察

“赋权”是理解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视角。田野考察发现基层扶贫实践既有“赋权”又有变通的“控制”,由此导致了扶贫过程中“精准”程度有所差异,为此,需要从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分析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从外部选派驻村扶贫工作队,由于较少受到当地社会网络的约束使其能够“理性行动”,但在“限期”脱贫的目标责任制下,基层的扶贫工作队受到了“规避责任”与“追求政绩”的双重约束,故此工作队根据自利原则策略性地选择了赋权或控制策略。进一步考察发现,扶贫工作队主要通过利用传统权力结构、地方性知识及现代化知识话语“异化”赋权策略,从而构建了“控制性赋权”的实践逻辑。基于此,地方政府应着力于构建“外派”与“内生”相结合的基层扶贫工作队,设置部分基于“赋权”“参与”的考核指标,培训提高扶贫干部对贫困户的尊重和理解,从而使得长效脱贫的精准扶贫政策能够得以执行。     

工具理性：精准扶贫实践困境的一个伦理学解释——基于我国中部地区Z村的调查

结合对我国中部地区Z村的调查,从伦理学视角对精准扶贫实践过程进行研究,发现工具理性超越价值理性是导致精准扶贫基层实践困境的重要原因。工具理性的形式合理性导致了在农村场域中扶贫干部与贫困户关系松散的境地。政策的效率优先逻辑弱化了政策的公平属性,考核的数字化挤压了扶贫干部的工作成效,政策的形式合理性以及政策的工具化认知,致使精准扶贫陷入实践困境,出现了地方政府、村干部与贫困户共谋和贫困户对政策的福利依赖,精准扶贫实践困境进一步凸显。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国家政策嵌入到农村社区网络的过程中,谨防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弱化工具理性是精准扶贫高效实践的有效方式,也是实现农村社区治理良性运作的重要途径。     

扶贫实践与扶贫文化的提出

扶贫文化产生于扶贫实践 ,作用于扶贫实践。扶贫文化具有文化所有的文化特征 ,有其内部完整层面、亚文化的动态性和边缘性以及多维的亚结构体。扶贫文化对扶贫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自卑和焦虑——中国文论“失语”的历史溯源

20世纪的中国文论处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欧美近现代文化因素构成的“文化场”内.中国文化在20世纪中的“低势态”与西方文化的“高势态”的悬殊差异,形成了特别的自卑心理和焦虑心理,这种心理分别在“五四”时期和新时期的40年左右的时间中得到充分的表现,20世纪中国批评的历史几乎就是西方各种批评流派在中国轮番上演的历史.这也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历史和现实的关键原因.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对华北李村产业扶贫项目的考察

以华北李村“整村推进、连片开发”产业扶贫项目为例,发现在产业项目申请阶段容易出现“精英捕获”与“弱者吸纳”;在产业进行中易遭遇由逆向软预算约束带来的“政策性负担”以及规模化经营不善等问题;最终在产业完成之后又面临着后续维护的缺失与农民生计系统的损害。产业扶贫的地方实践背离了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目标。产业扶贫背后隐藏着扶贫济困的社会道德逻辑与产业发展的市场化逻辑的矛盾,前者决定了产业扶贫是以项目为载体,后者则容易导致规模化的经营方式,两种逻辑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增加了产业扶贫项目失败的风险。     

高校德育目标建构的历史溯源与时代审视

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把德育放在首位。高校德育目标经历了历史发展的过程。追溯高校德育目标建构的历史轨迹,便于反思高校德育目标建构的经验与教训,同时,也为合理地构建现代高校德育目标提供了历史依据。     

中国共产党驻村工作队制度的历史变迁与实践逻辑

向农村地区选派驻村工作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村工作的优良传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不同时期,代表国家意志的“工作队”深入乡村社会,在不同阶段完成相应的任务与目标,以外来力量深刻嵌入乡村社会内部,将乡村社会有机整合进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回顾驻村工作队的历史变迁,需要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转变及中国共产党践行群众路线的关键举措的双重实践逻辑;同时,还要在总结和吸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助力驻村工作队在乡村振兴阶段发挥其功能优势,引导农民实质性参与乡村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基础;此外,需要谨防驻村工作队运行过程中的异化与污名化风险。     

转型期城市扶贫困境及对策选择——以河北石家庄市为例

转型以来,我国城市贫困问题成为继农村贫困问题之后又一个公众关注的焦点。面对有着明显"过渡期"特征的城市贫困,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贫措施。但现实效果表明,当前的扶贫工作正在陷入诸多困境:贫困人口产生"福利依赖"思想,社会保障体制功能缺失,政府财政压力加大。解析困境,产生困境的根源在于三个方面:贫困治理方式与贫困模式不相匹配,就业与社会保障相互背离,"能力贫困"与"权利贫困"治理脱节。困境之下应选择平衡发展就业和社会保障措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体现公平理念的城市扶贫模式等对策。     

论习近平的精准扶贫理论与井冈山的创造性扶贫实践

扶贫问题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自2013年11月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构想以来,习近平对精准扶贫的战略理念、战略目标、战略举措和战略格局等问题进行了诸多创造性的探索,形成了由“一个核心”、“四个目标”、“六个精准”、“一个格局”构成的完整理论体系。2016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实现脱贫。这充分彰显了习近平精准扶贫理论的实践魅力。在精准扶贫实践中,井冈山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注重契合度为价值取向与目标追求的“井冈山扶贫模式”。这一模式实质上是一种需求导向型扶贫模式。     

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理论溯源与双SMART框架

国家在精准扶贫中引入第三方评估,既顺应国际发展趋势,又是我国政府治理转型的需求。在当前,梳理其理论溯源和评估框架不仅为各级政府开展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也能对其他领域第三方评估运行、指标设计提供借鉴,以确保第三方评估的独立客观和有效运行。立足于国际趋势和理论基础,在宏观上,形成以制度建设、操作规范、应用专业、属性革新、目标导向为内容的SMART运行框架,以确保组织客观运行;在微观上,围绕指标体系,形成以具体化、可衡量、可达到、目标相关、评估时期为核心的SMART评估框架。两个框架源于第三方评估公共治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综合评估理论,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第三方评估的运行和评估系统。     

精准扶贫思想内涵特征及对扶贫实践的启示

为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自2013年以来,我国掀起了精准扶贫的热潮。正确认识精准扶贫思想的内涵特征,要克服将精准错误理解为绝对片面个别单一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指令,避免认识的几大误区。需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重要批示及精准扶贫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脉络,从普遍性和特殊性、整体性和局部性、个体性和国家性、历史性和现实性、客观性和能动性、经济性和社会性、短期性和长期性等辩证统一的关系视角,全面、深刻地认识精准扶贫思想的内涵特征。经过分析,可对精准扶贫作为国家新时期的扶贫思想、理论和战略进行内涵的概括。精准扶贫思想内涵特征的重要意义在于对精准扶贫实践的启示和指导,包括精准扶贫对象的认定,方法的实施,效果的评估三个方面。     

困境与超越：扶贫工作的政治学分析

扶贫开发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有着丰富的政治意涵,展示着执政党执政、政府治理的基本过程和价值归属。中国的扶贫工作带有着明显的运动式、项目制、压力型的色彩,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也有着走向无序化、无效化的风险。以现代国家建设和政党建设的基本理念,构筑多中心的贫困治理格局,建立现代化的扶贫开发的制度体系,走向法治化、制度化、民主化、规范化是扶贫开发的治本之策。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困境及其破解——基于政策网络模型分析

新时代中国贫困治理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亟待探寻一种新思路。政策网络模型作为政策研究的新型分析工具,揭示了多元主体在利益导向下的动态博弈过程。该文通过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动态互动过程和内在特征的分析,重点探讨政策执行困境。结果发现:府际网络因争夺资源归属秉持"策略主义",忽视扶贫政策的实际产出;议题网络影响力较弱,主体性地位丧失,致使扶贫政策执行精准力度有限。新时代针对政策执行困境可通过建立开放性政策网络,协调府际网络合作机制,增强专业网络自我管控能力,强化议题网络话语权加以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