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河洛诗人群体的应制诗

唐代河洛地区诗人众多,诗人群体构成复杂,诗歌创作内容异彩纷呈。应制诗人群体出现较早,它以君王为中心,在群体的形成和创作方面都有较高的自觉性。河洛诗人群体的应制诗包括政事应制、宴饮应制、游赏应制、礼拜应制、送别应制等内容。河洛应制诗折射了唐王朝的政治变迁和历史兴衰,推动了唐诗的发展成熟,它是唐代河洛地区人文风流的真实镜像,掀起了河洛诗人群体创作的第一个高潮。     

初唐送别诗创作的多元格局及诗歌史意义

跨度近百年的初唐是唐代诗歌的发轫时期,也是送别诗发展的一个关键时间段。初唐时期的送别诗数量虽然有限,但是具有重要的文学、文献和文学史价值。初唐送别诗的创作格局中,主要存在三种体式的诗歌:存在于宫廷环境中的宫廷送别诗,以创作上的集体性和风格上的富丽性为标志;活跃在贵族官僚阶层的送别诗,其中的送人赴任的饯送诗、涉及贬谪的送别诗具有诗风、诗体的转折意义与示范价值;代表文坛新鲜血液的底层文人创作的送别诗,这类诗歌将送别诗拉回到抒情的轨道上,气势激昂,感情热烈,启盛唐之先鞭。送别诗的频繁创作使初唐文坛保持着活力与生命力,也体现了唐朝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南北文化交融的时代特征。初唐送别诗是整个唐诗从宫廷走向江山与塞漠的表征之一,对后来的同主题诗歌创作起到了开创和引导作用。     

初唐“四杰”与天府

在唐代诗歌发展过程中,初唐的王勃、杨烱、卢照邻和骆宾王,积极摆脱齐梁以来形式主义诗风,在创作上另辟新径,使诗歌开始从单纯地描写淫靡浮艳的宫体诗和富丽呆板的应制诗,移到了反映社会下层市井的生活诗;从亭台楼阁移到了山河和寒漠,提高了诗歌内容的思想境界,扩大了写作题材,为唐诗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唐代的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可以说是由他们四人创作的雏形;后来在我国古典诗歌中,人们最乐道的声律风骨齐备的唐诗,实际上是他们开辟的道路,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因此,他们在当代就被人们誉为“四杰”,“以文章齐名天下”;盛唐伟大爱国主义诗人杜甫推崇说:“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     

南朝送别诗兴盛的文化意义

南朝的宋、齐、梁三代是中国古典送别诗兴盛的第一个时期,史载送别活动频繁,留存送别诗数量多,体式不断新变,诗歌水平不断提高。从文化诗学角度分析,官场祖饯赋诗的政治化、联句赋别、应制赋别、外交出使饯别作诗、饯送仪式感染情感等因素是促进南朝送别诗兴盛发展的原因。萧统《文选》、唐宋类书等编选南朝送别诗,赋予该类诗作应有的诗学地位,彰显了其诗学价值。     

论龚鼎孳之送别诗

康熙六年(1667),吴江顾有孝、赵沄辑刻龚鼎孳、钱谦益和吴伟业的诗歌合称《江左三大家诗钞》。钱谦益、吴伟业由于诗歌艺术较高,可谓人人皆知,而龚鼎孳及其诗歌创作鲜为人知。龚鼎孳的送别诗至少有838首,占全书四分之一还要多的比例,研究他的送别诗对进一步了解他本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龚鼎孳的送别诗继承了《文选》中所录取的七题八首祖饯诗,又有所不同:内容丰富,人物众多,朝野之士皆有涉及;往往用和别人诗韵的形式;喜欢运用组诗;抒发了诗人出仕清朝的悔辱、失路,怀念故国之情。     

论龚鼎孳之送别诗

康熙六年（1667）,吴江顾有孝、赵弦辑刻龚鼎孳、钱谦益和吴伟业的诗歌合称《江左三大家诗钞》。钱谦益、吴伟业由于诗歌艺术较高,可谓人人皆知,而龚鼎孳及其诗歌创作鲜为人知。龚鼎孳的送别诗至少有838首,占全书四分之一还要多的比例,研究他的送别诗对进一步了解他本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龚鼎孽的送别诗继承了《文选》中所录取的七题八首祖饯诗,又有所不同：内容丰富,人物众多,朝野之士皆有涉及;往往用和别人诗韵的形式;喜欢运用组诗;抒发了诗人出仕清朝的悔辱、失路,怀念故国之情。     

应制诗对五言诗律化的影响——以平仄和句数为观照中心

"永明体"诗人沈约、谢和王融五言应制诗中,有合律联的诗歌总数占其五言诗总数的半数以上,尽管其合律联数与总联数相较比例较小,但他们为五言诗的律化开了一个好头.梁时庾肩吾合律联诗歌数量及合律联总数两项都大大超过"永明体"诗人.初唐从上官仪、杜审言到"沈宋",所有的五言应制诗都有合平仄律的联,合律联的比例也在逐渐递升,而有"失粘""失对"现象的不合律诗数在不断下降,这表明诗歌律化程度的加强.从"永明体"诗人到"沈宋",五言四韵诗的比例在不断提高,其中应制诗中四韵诗的比例要高于普通五言诗中四韵句式的比例,这表明应制诗在四韵句式凝定为五律正格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盛唐送别诗略论

送别诗有着悠久的发展史,至盛唐得以繁荣发展,产生了边塞送别诗、漫游送别诗、官场送别诗等风格多样的送别诗.边塞送别诗写"死别",同时表现了盛唐边塞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的复杂心态;漫游送别诗写"不忍别",同时也表现了漫游诗人对祖国奇观异景的热爱;官场送别诗写"喜别",表达了隆重场合饯别友人时"勉之忧国恤民"之情.送别诗在大量创作的同时,其交往功能不断加强,并且在"燕集祖送"的特定场合下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创作规范,为中晚唐送别诗的模式化打下了基础.     

论齐梁送别诗体式的新变

齐梁是中国古典送别诗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本阶段送别诗在魏晋的基础上发生了体式上的新变：从魏晋多章组诗结构向单篇短制转变；五言送别诗取代四言之制，并出现了七言送别诗与乐府送别诗的创新；联句诗也从宫庭台阁的帝王僚吏附和应酬渗入送别领域，形成了联句送别诗；送别诗称题也与魏晋有了很大的变化，送别意图更加明确。     

“诗可以群”与律诗定型

“诗可以群”作为儒家诗教的四大功能之一,其所具有的“群居相切磋”的社会功能不断推动我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发展。“事君”的需要,促使律诗从古体诗中一步步分离出来并逐渐形成了律诗特有的创作规则和表现形式。特别是在初唐时期,在皇帝的大力扶持与文人学士的频繁唱和中,“诗可以群”在规模、范围、层次等方面都得到了快速的扩大,诗艺也不断提高,促进了律诗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快速发展,最终实现了律诗的定型。       

中国古典诗歌与越南古代汉文诗

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发展的高峰,它对越南古代汉文诗的产生、发展及其形式和内容等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两国历史、文化交融以及越南崇尚中国古典诗歌的民族文学审美心理而导致的结果.越南汉文诗在模仿中国古典诗歌的同时,不断创新,体现了浓郁的民族文学特色.     

应制诗:妥协策略下的政治文本——以梁及唐访寺应制诗中佛教因素的消长为观照点

梁和唐是访寺应制诗创作的繁荣期,梁访寺诗的结尾多弘阐佛理,表达对佛法的解会、赞叹和皈依之情,而唐诗的结尾则无一例外为颂圣,并且以"大风"、"湛露"、"南薰"等有儒家意味的典故入诗.梁帝王多笃信佛教,且躬自修持,唐诸帝王虽尊崇佛教,然其目的在于利用佛教,援佛助儒.以为治国之纲.应制诗人考虑到身为"裁判"的帝王对佛教的态度,对自己诗歌的内容作出了微调,甚至不惜隐藏自己对佛法的怀疑或信仰,从而使梁和唐访寺应制诗出现了微妙的区别.这种情况反映出应制诗作为一种优质"文化资本"所具有的政治性、功利性以及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掩蔽"性,而对信仰的"隐藏"则表现出应制诗所具有的工具性.这些都使应制诗成为一种政治文本,反映出士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采取的妥协策略及其与王权"博弈"中的焦虑和无奈.     

岑参对先唐送别诗的艺术超越

中国古代文人钟情于抒写离情别绪,诗作颇丰,本文以先唐送别诗作为参照,研究盛唐边塞诗人岑参送别诗中的功业情志、儒学用世情志及雄奇壮阔的诗歌意境等方面的开拓创新及超越。岑参送别诗的特质是诗人改变了先唐送别诗随意点染的写景状物特点,大肆渲染,烘托环境气氛,改变了先唐送别诗普泛化的抒写离情别绪的方式,是独具特色的心灵抒唱,用传统的低沉忧伤的诗题传达出坚定、高昂、豪迈的时代强音。     

对唐人送别诗的几点看法

我国古代的诗歌在唐朝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作为唐诗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送别诗,由于唐朝特殊的政治背景,更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本文概述了唐人送别诗的特点,并以大量的诗歌为例,具体论述了唐人送别诗独特的成因、分类及独特传神的艺术表现手法。同时总结了唐人送别诗的特殊存在环境,紧扣标题,在诗歌中找寻历史,在历史的天空捕捉诗篇。     

应制诗对和诗发展的影响——以"和意"和"和韵"为观照点

先秦及秦汉之世和诗之风并不盛行,最早的应制诗产生于邺下文人的君臣唱和,和诗遂多。在南朝和初唐两个应制诗创作的繁盛期,应制和诗的数量更是远迈前朝,从中可见应制诗与和诗间的紧密关系。和诗由“和意”到“和韵”的转变过程中,前人将“元白”列为关捩人物,但在南朝诗人的应制和诗中,诗人已经开始进行步韵、依韵、分韵及用剧韵的韵律实践,在“和意”的同时也“和韵”,并且在唐人应制诗创作中得到继承。     

论黄遵宪与同光派诗学观的异同

黄遵宪和同光派的诗人们都在探索中国古典诗歌的出路,同光派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古代,诗界革命派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异国.前者所创作的诗歌虽有异于前人,但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古典的,不能给人以新的惊奇和感受;后者所创作的诗歌,内容是新的,语言是新的,创作出了新奇的效果,但它的形式是旧的.他们的探索都不是中国诗歌发展的康庄大道.     

论李白乐府诗表现功能

(一) 绪说诗人心象与表现样式之间具有密切关系,而中国古典诗歌中唐诗部分则是考察这一问题最恰当的领域。其依据(1)一般说,中国中世诗歌已涉及到字数、句数、平仄、押韵各种要素,这一时期诗歌已受到相当严密的韵律制约。(2)特别是唐诗,由于古体同近体、绝句同律诗、杂言同齐言、乐府诗系徒诗系等诸种相对立要素的复合,从而组合成各种各样诗型,具有特定的色彩和感觉。(3)为世人所公认的李、杜、白所代表的具有个性或个性强烈的诗人们,作为在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确认自我的证据——他们都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个性倾注于诗歌之中。     

王府教官身份与史浩的应制诗

史浩的王府教官身份对其应制诗的创作有重要影响.首先,品学老成、政治可靠是王府教授选拔的两个重要标准,史浩的老成催生了他精粹练达、雍容和平的应制诗风,高宗的亲擢则令其所作多有感戴之语;其次,教授内容上的重德轻艺的特点使得作诗不被提倡,故史浩应制诗的数量较少,且少声色之娱的描写,语言也不涉华丽奇险而略显质朴雅淡;最后,与教授方式上的寓诫于读相一致,史浩的应制诗也能委婉箴讽.在出任建王府直讲期间,其所作应制诗中,抒情言志有所加强,对建王与皇孙皆有影响.     

朝鲜诗家申钦对古典诗歌的审美批评

朝鲜诗家申钦的诗学批评理论,在继承前人诗学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见解。他对古典诗歌的审美批评,内容涉及唐诗、宋诗、明诗以及朝鲜本国诗,审美眼光独到,体现出朝鲜诗家对中国古代诗歌、朝鲜古代诗歌的鉴赏、品析能力,为我们提供了域外的诗评视角,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论莱蒙托夫从个人化写作转向社会化写作的原因及意义

诗通常是个人的抒情艺术,诗人的生存环境常常影响着诗人的抒情方式和写作方式。受俄罗斯诗歌爱国主义传统的影响和生存时代的局限,特别是政治形势的制约,莱蒙托夫的诗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沉湎于个人情感,而是贴近时代、干预生活,完成了由个人化写作向社会化写作的转变;浪漫主义诗人在做人作诗上的偏激也有助于这种转变。这个转变强化了俄罗斯诗歌关注社会现实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的传统,对俄罗斯当时及后世诗歌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个转变有助于个人化写作泛滥的中国诗坛重视社会化写作,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但是,这个转变不是绝对的,诗的功能是多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