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台湾与“满洲”文化圈研究

上世纪前半叶,日本对台湾和中国东北地区发动文化管制,先后在两地建构出一南一北的殖民文化谱系。这些文化政策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和延续性,造成了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映像。当时的报纸、文学期刊、日记等第一手资料,以及近年的口述历史等,真实地呈现出殖民地台湾和中国东北之间的文化连接与互动。殖民当局通过语言政策、报纸等强制推行日语,并最终废止汉语。在其建构的"大东亚共荣圈"中,两地文字先后成为其殖民文化体系的"南方文学"和"北方文学",沦为日本扩张殖民的文化工具。     

“理番政策”与台湾少数民族社会变迁刍议

本文着力论述了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当局的“理番政策”及其对台湾少数民族的影响。在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过程中 ,日本“理番政策”的手段是剿抚兼施 ,其间根据情势的变化有所侧重 ,以图达到培育“日本情结”,使台湾民众心甘情愿做日本“顺民”之目的。在日本“理番政策”作用下 ,台湾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及社会文化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本文认为 ,这些变化反映了台湾少数民族传统社会对新的情势的一种调适与反应     

后殖民乡愁:当代台湾电影的日本想象

台湾电影的日本想象在"解严"之后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作为一个殖民帝国主义的负面形象,悄然变身为"殖民地怀旧"与"大众文化迷恋"的对象。"殖民世代"的"恋日情结"与"战后世代"的"文化哈日"在电影中混杂汇聚,共同形成了一个融铸"后殖民乡愁"和"国族身份狂想"于一体的影像奇观。重构"日本想象"是台湾社会进行主体历史再生产的重要内容,其不过证明了当下台湾社会的物质生活与文化想象,依然笼罩在殖民主义的无意识梦魇中,"去殖民"仍然是一个有待在未来完成的项目。     

从台湾泰雅人的建构与分化看民族客观论与主观论之差异与发展

现代意义下的民族是现代性的产物,与国家的政治形态与政府治理密切相关,"民族建立"的过程因而本质上是一个现代的过程。在传统的政府治理中,民族客观论是民族识别与认定的主要依据,然而随着世界政治形态与政府治理的变迁,民族主观论在实务与学术研究上逐渐受到重视。日本殖民台湾时期,为了殖产兴业而对台湾土著民族多次实施人类学调查,并依其所获得的蕃情知识进行民族识别分类。台湾泰雅族原有25个方言群与地域群,因为共同的独特文面习俗,在20世纪初被日本殖民者划定为单一民族。但自2004年起,由于不同方言群争取独立成族,泰雅族从单一民族分化为三个民族。文章以泰雅族的建构与分化,论证在当代政府治理与学术研究中,关于民族客观论与主观论间的辩证发展。     

台湾之殇:当野蛮遭遇文明

以电影《赛德克-巴莱》的两个版本为基础,还原"真实"的雾社历史事件,雾社事件中台湾原住民反抗日本殖民暴政是表,捍卫本土文化信仰是本。台湾少数族群有14个,包括9个较大族群,主要是从祖国大陆自北而南迁到岛上的古越族后裔,原本是一家人。日本殖民台湾50年并没有使台湾原住民产生文化认同,台湾原住民的出草书写了另外一种类型的"抗日"历史,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在文明与野蛮、殖民与反殖民的对垒中,文明固然可贵,但"野蛮的骄傲"也同样让人尊敬。     

“台湾文学史”书写的两岸互看——从“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命题谈起

20世纪20年代张我军等台湾作家提出"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命题,缘于日本殖民者将台湾文学排斥于其文学史之外而引起的反弹,台湾作家认为当时台湾落后于祖国大陆而欲向大陆寻求"现代""文明",以及台湾文学的固有根柢乃中国文化却与日本文化格格不入等。这个命题在1990年前后为大陆的"台湾文学史"著作广为引用,实在因为它代表着历史的事实和真相,但却遭到了"台独"派的猛烈抨击,加之以"统战""霸权""意识形态作祟"等"罪名"。在台湾自身的"台湾文学史"书写中,1985年后叶石涛等抹去或篡改了此前沿用的"一支流说",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2011)更从史明"台独史观"脱胎出"战后再殖民论",试图以所谓"台湾民族主义"取代固有的"中华民族主义",如以"台湾心灵"来概括70年代乡土文学的主要精神,从而将具有"中华民族主义"性质的"回归传统"取向消音、抹杀和遮蔽。这种史观、论调助长了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认同偏向,应引起学界的高度警惕并加以必要的批判。     

论清代台湾的"开山抚番"政策

清代后期治理台湾的“开山抚番”政策与历代统治阶级所采取的民族隔离政策相比 ,是一个重大突破。本文分析了这一政策实施的原因、背景和过程 ,认为“开山抚番”政策的实施 ,有利于促进台湾的开发 ,打破民族壁垒 ;有利于加强我国东南沿海和台湾的防卫力量 ,一定程度上抵御了外国资本主义对台湾的侵略。     

日据时期台湾的语言教育

日本占据台湾期间,为巩固其统治,大力推行对台湾人民的同化教育。同化教育重在文化教育,而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形式之一,因而语言的同化教育便成了日本殖民教育的重心所在。台湾人民为抵制殖民当局的不均等教育制度及其同化教育政策,也以语言教育为武器进行抗争,其主要表现形态为汉文书房、义学及汉文私塾等的设立。     

台湾香港当代文学中“日本形象”比较

日本在台湾、香港当代文学中呈现出不同形象。台湾文学中的日本形象是复杂的,有着特定的发展过程:从光复初期日本形象的多元化,到20世纪70年代文学作品多以"反日"为题材,再到20世纪80年代很多作品中的日本殖民者形象被国民党"殖民者"形象代替,直到今天某些台独分子表现出"日本情结"。而同样曾经历经日本殖民统治的香港却没有形成台湾人那样复杂的"日本情结",对战时日本的记忆更多表现为残忍、血腥和暴力的形象。这种差异的产生与台湾、香港不同的地理位置、文化传统以及被殖民方式有关。     

日据末期台湾作家日语写作的反殖民书写策略

日据末期台湾作家运用殖民者语言,策略性地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言说世界,挑战殖民者的文化霸权;挪用写作权力来反思殖民当局近代化论述的破绽、重新体认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台湾作家从“被动”生产的小说文本,敷衍殖民当局的文艺统制政策,转为书写回归乡土、民俗传统与歌颂劳动之美。那种认为台湾作家已经屈服于殖民当局的研究观点并不正确,应该正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反殖民文学书写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