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国家权力于河湟边地的延伸

明清时期河湟地区随着卫所、郡县的设置、移民的涌入,其传统的族群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央政府一方面因俗而治,对藏、蒙牧区实行部族制、盟旗制,对土人、撒拉等族群施以土司制的统治策略;一方面则通过逐步加强汉人移民区及"熟番"地的军政控制,实现了中央王朝于此地界的政治主导地位,从而也使国家权力不断在河湟边地获得延伸。     

辽金政治制度的比较

辽.金是我国北方两个少数民族政权。辽朝与金王朝前期统治政策基本相同,即都是接着因俗而治的方针进行统治。但金建国不久就在中央全部实行汉官制,而辽的因俗而治政策则贯穿始终。究其主要原因有:一是金的民族习惯更与汉族相近;二是金朝为加强皇权的需要。     

土族的土司制及其式微

中国历史上历代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的统治特意实行不同于中原内地的一种羁縻政策.自明至清,基本上也是延续了元朝的治边方略,继续实行“封土司民、以夷治夷”的羁縻政策.随着中央政府权力的增加及其实力的巨大膨胀,对少数民族及边疆地区实行的封土司民的“土司制”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因为地方政权或地方势力的崛起或存在,对中央政府始终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所以,在中原及汉族地区行之有效的“流官制”最终取代被统治者仅仅作为一种权益之计而不得不为之的封土司民的治理模式,便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土族的土司制度同样也经历了由盛及衰的这一过程.     

明清时期土族地区土司军事活动述略

土司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中央政府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统治形式。中央王朝通过对控制一定地域、掌握一定军事、政治、经济权力的各族首领,授给不同级别的世袭文武官职,让其缴纳一定的贡赋、承担一定的义务,并对本部落或本地区进行世袭统治。明清时期,这种制度曾广泛存在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民国时期在部分地区依然存在,解放后才被彻底废除。在我国北方,青海土族地区的土司制度颇具代表性。它自明初形成至1931年被明令废止,在土族地区竟存在了560余年。为了对土族地区历史上的土司制度获得更全面的认识和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评价,本文就明清时期土族地区土司的军政活动作一考察,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论中原王朝治边的理念、方略与制度安排

中原王朝治边的理念、方略与制度安排相对完善,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治边理念"是中原王朝治边思想与方略形成的基础,主要包括天下观、边疆观、华夷观与夷狄观。"治边方略"指历朝经过长期的实践与总结所形成较稳定的谋略与传统,核心部分是地缘政治方略、文化软实力方略、博弈谋胜方略。"制度安排"包括制度制定以及修改完善的过程。边疆统治制度是中原王朝治边的理念、方略的制度化体现。中原王朝的边疆制度,可分为秦汉至宋代施用于整体边陲的羁糜治策、元明清时期以土官土司制度为代表的因地制宜型制度两个发展阶段。自元代起,中原王朝对邻邦实行藩属国制度。     

试论国家认同视野下的土司关系——播州例证

因特殊的自然人文条件、民族发展过程,中国西南、中南和西北等民族地区经历元明清等朝数百年的土司政治。从播州土司案例看,历代土司认同元明清等朝代表的王朝国家治统,因统治利益而结成复杂的关系:土司内部扶持又冲突,土司之间联合且攻伐,为国家权力向民族地区和各族土民渗延提供了契机。     

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民族政策

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是指两汉时期分布在南方的诸多少数民族.西汉王朝对"西南夷"实行的"厚赂"、武力统一、"故俗治"、徙民实边、打通西南夷通道等民族政策,在客观上有利于西南夷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增进民族融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东汉王朝对"西南夷"实行的加强边郡统治、廉吏政策、"以夷治夷"等民族政策,是以德化为主,这一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东汉王朝所委任的边吏多比较清廉,善于安抚西南夷,这也是东汉西南民族政策成功的保证.     

论清初西北边疆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

清朝重新统一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以后,出于稳定边疆形势、维护领土完整的施政目的,制定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其中,大一统观念是清朝制定民族政策的思想基础,极力淡化华夷观念是清朝民族政策的指导方针,"德足绥怀,威足临治"是清朝处理民族问题的总方针,因俗而治是清朝制定和实施边疆少数民族政策的基本手段.     

述论清代甘孜藏区的设治特点及演变状况

清代,中央政府视甘孜藏区为"内属区域",采取内地民族地区的管理方式,"流"(官)主"土"(司)从而实施统治。雍正初年,清政府划分川、滇、藏三地界线后,设立雅州府打箭炉厅,驻扎军队,派遣官员及将领,封土司委土目,施以管理。稍后,清政府设立三处粮台,粮务委员监控地方,加强统治。清末,清政府改土归流,废土司建官府,改造基层,拟建西康省,彻底"内地化"。清政府在甘孜藏区的设治特点及演变状况说明所谓"大藏区"是不存在的,中央政府依据藏区实际、沿袭传统,因俗而治,分区管理。     

清代管理青海河湟地区方略简述

清代中央政府为把青海纳入其统治范围，对河湟地区采取了一系列有别于其它地区的管理措施：行政上完善军政设置，政治上推行土流参制，对少数民族实行“因其教不易其俗”的政策。文化上以儒教化民众，培养治国理事人才等等。上述政策的实施，对青海河湟地区各民族的社会心理、文化取向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唐代羁縻府州制度述评

羁縻政策是我国古代历朝统治者惯用的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政策,唐代的统治者把这一政策推向高潮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羁縻府州制度是唐羁縻政策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对唐中央政府和各少数民族都具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特殊意义。唐代的统治者在羁縻府州设置和治理中成功地把握了适时适地、机动灵活的原则,全方位地体现了“因俗而治”的基本宗旨,是唐灵活处理民族关系的成功之举,其合理内核颇有借鉴意义,很值得研究。     

“圈层结构”视域下道光年间滇南地区土司权力结构与运行——以《滇事杂档》史料为中心

土司权力问题在土司辖区的社会结构中始终处于中枢地位,因为它体现了中央政府权力与地方土司权力之间,地方土司权力与内部权力、上下层级权力之间的生成理路、结构对比和运行机制。土司权力结构与运行实际上就是土司制度顶层设计的制度安排。文章认为,土司权力是帝国通过一定的形式让渡给他们的权力,土司只是在其辖区履行帝国管理地方、治理边疆的权力;滇南地区土司权力的获得来自于他们对大清王朝的无限忠诚、对西南边疆的竭力拱卫及其对地方社会的有效控制;滇南地区土司的权力结构和运行,自始至终都是以清政府的意志为转移,是在中央政府、当地流官政府、基层组织、宗族社会的共同参与下的"因俗而治"。文章以《滇事杂档》所载的基本史料为中心,试图用"圈层结构"理论视域来探讨土司权力结构和运行,这不仅是打开清朝中后期中央政府与土司政权、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三种关系的一把钥匙,而且能够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建设、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等提供借鉴。     

拉祜族地区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进行统治的一种政治行政制度,是封建统治的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拉祜族地区土司制度的基本特点表现为从属性、分散性,交融性。“改土归流”是封建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变革,拉祜族地区的“改土归流”对其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变化：一是促进了其经济形态的变革;二是引发了其政治制度的变革;三是引起了其社会基础制度的变革。从发展的眼光看,“改土归流”是一种历史进步;但同时也伴随着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民族歧视     

论清代对蒙古族“因俗而治”的立法原则及其意义

“因俗而治”是清代对蒙古族立法最为重要的原则。它是清朝统治者对历代王朝治理边疆少数民族方略的继承的结果，也是清代统治蒙古成功的原因所在。     

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元明及清前期封建王朝对我国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一种管理制度,是从历代＂羁縻政策＂发展而来。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土司主要包括石砫马氏土司,酉阳冉氏土司,秀山平茶、邑梅、石耶和地坝四个杨氏土司。重庆土司制度包括职衔制度、承袭制度、升迁制度、惩罚制度、贡赋制度、土兵制度和教育制度等七个方面的内容。探讨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土司制度,有助于专家学者们更加深入地研究我国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     

辽朝“因俗而治”政策的作用及思考

辽朝是以契丹人为主的政权,其民族政策从职官制度、政区建置、法律制度、选官制度、礼仪与服制制度等方面都体现着“因俗而治”的原则。“因俗而治”的实施不仅对辽朝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等方面产生了重要作用,其对于我国当今民族政策的完善同样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雍正朝在鄂西的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是鄂西历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本文对鄂西改土归流的经过及其前因后果作一概述。 据一些史志记载,从元代起,中央王朝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对愿意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采取招抚政策,给以土司官职,以统治本族人民,这种制度,史志上称为土司制度。土司制度是元朝统治者在总结了前代封建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羁縻政策的基础上,也就是在总结了“以土官治土民”的基础上,制定出承袭、考核、朝贡、征调等制度。土司官职按等级分为宣慰、宣抚、安抚、长官或蛮夷长官。元代在今日鄂西自治州境内仍设施州,除了汉族聚居的清江(后并入州)、建始二县设流官外,在土家族聚居的地方,普遍设置了土司,计有施南道宣慰司等十四个土司。明初中央王朝对待元代土司,凡来归附者即以原官授之。其后为了便于控制,还采取将大化小,遂使鄂西土司数目增加到三十一个。这三十一个是:宣抚司四、安抚     

土司制度下的“准”法律制度

土司制度具有准封建性、准法律性，对封建中央王朝负有一定义务。它确认了民族风俗习惯、禁忌、族规、家训的合法有效，是封建统治王朝最终找到的统治少数民族地区最好、行之有效的政治、法律手段     

清代前期陕甘地区治理体系的变革与重构——以卫所裁并为中心

裁并卫所、设立府县,是清代前期陕甘地区治理体系变革与重构的重要内容,该举措使陕甘地区由"边疆"走向"中心"。它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遇到了诸如民族、赋役等不同于他地的新问题新挑战。清政府因俗而治、因地制宜,有效化解了因改革带来的"阵痛"。虽然清政府保留了参治于卫所中的土司,并在裁并的同时,还增设了新的卫所,但最终完成了对陕甘地区治理体系的重构,使得中央对陕甘地区的治理进入一个新阶段,奠定了今天陕甘地区的行政建制格局,打破了当地社会的二元制结构,促进了社会整合,推动陕甘地区融入王朝国家,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用夏变夷":明朝对边缘藏区的儒学化趋向

以中原核心文化儒学“染化”边疆少数民族,是历代封建汉族中央王朝实现政治大一统的一种重要的辅 助措施。明朝对其对于西北西南边疆统治安定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今甘青川滇等边缘藏区的控御,正是充分运用 这一手段,使其在该地区的因俗与变夷有机结合,并取得较好的客观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