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大数据时代的城市风险治理——基于多案例的研究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使得城市风险治理出现了重大变革。大数据城市风险治理框架分为二个面向及六个维度,二个面向是指治理技术和治理思维;六个维度是指多方协同、治理过程、环境风险、健康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多案例研究表明,尽管大数据最近才被广泛关注,但在实践中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得到了运用。这一治理模式能够促进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彰显"第三方治理"的独特优势,也有利于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治理的新格局。与传统治理模式相比,它有利于从简单因果假设向复杂相关分析、从应激式向预警式、从行政化向"互联网+"、从忽视个体向精细化、从感性向量化治理模式转变。同时,它也存在一些局限,如"精确的错误"、"大数据傲慢"、使用范围有限性及数据安全等问题。但勿庸置疑,这一源于复杂性科学思维的治理模式为我国城市风险提供了重要的治理理念、政策工具和研究范式借鉴。     

迈向包容性：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风险治理图景

防范和化解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舆情风险是网络社会和风险社会双重时代背景下需要重视和回应的议题。伪信息扩散风险与非理性表达风险是主要的两类舆情风险,其社会效应、社会危害与可控性等风险属性存在差异。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风险治理实践包括组织建构回应治理需求、制度安排实现监督提质、媒体融入和技术嵌入推动治理效能,但产生了权力配置失衡的认同困境、双重价值需求的价值困境和阶层交织的对立困境等三重治理困境。基于此,包容性治理为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风险治理描绘了与治理诉求更适配的治理图景。应构建双向包容理念、多元主体参与、过程互动合作、引导回应方式以及成果利益共享的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包容性治理模式,通过制度设计、治理过程以及治理策略等三方面的具体路径实现包容性治理。     

数智技术嵌入高校舆情风险治理的新变化及其实现路径

数智技术嵌入高校舆情治理体系带来了从多元一体到差序多元、经验假设到数据驱动、事后应对到预防治理的实践新样态。通过对突发舆情风险事件的生成机理、演化趋势和风险特点进行归纳分析，我们认为，高校舆情风险治理可从设计层级结构、激活参与主体、优化资源要素、维护师生权益方面变革思路。以此为基础，在数智技术嵌入高校舆情治理背景下，高校内部管理者应树立舆情风险“大治理观”,从促进舆情风险治理与现代大学公共服务有效衔接，完善高校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多元主体的协同联动机制，分类指导不同类型高校舆情风险治理的规划建设，夯实高校舆情风险治理的数据决策平台支持层面，进一步优化数智技术赋能的舆情风险治理常态化长效化治理机制。     

大数据时代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的新态势

现阶段,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公共危机与灾难事件频发,群体性事件和舆情事件急增,城市公共危机呈现出新的特征。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全新数据获取、数据存储、数据分析、数据共享方式,为城市公共危机治理注入了新动能。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由分散治理向整体治理、由事中应对向事前预防、由权威治理向数据治理、由经验决策向数据决策、由体系构建向能力提升的趋势愈发明显。     

人工智能时代政府网络舆情治理的逻辑、困局与策略

从治理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政府网络舆情治理方式与治理环境密切关联。人工智能时代泛起的政府网络舆情危机思潮,威胁着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公众群体中传导的效能和生态安全,也催生了智能时代政府舆情治理新范式。首先,本文从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空间逻辑层面阐释人工智能的良性发展与政府舆情治理的共鸣;其次,以问题为导向论证传统政府舆情治理进程中存在着智能化技术观念"失准"、高效化制度建设"失衡"、约束化监管机制"失势"与系统化服务模式"失声"的病灶;最后,在解构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政府舆情治理的发展路径,我们需要革新智能化的舆情治理理念、创设灵敏化的舆情治理制度体系、共建网络化的舆情治理监管体系、构筑共治化的网络舆情治理新范式。     

网络舆情治理的风险与应对策略探析

如何在网络舆情治理过程中规避风险,是网络舆情治理研究亟需解决的问题。"以公共权力为主导"是当前我国网络舆情治理机制的主要特征。以公共权力运用的合法性、有效性和外部性三个维度检视当前的网络舆情治理实践,可以发现,我国网络舆情治理面临着合法性不足、治理效力不足和网络渠道阻塞三重风险。这主要源于网络舆情治理法规的完备性、治理主体间的协同性、治理主体行为的规范性等方面还有待提升。对此,应完善以公共权力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的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并将网络舆情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以体系化力量应对网络舆情治理风险。     

人工智能时代地方政府网络舆情治理的困境与进路

人工智能技术以其具有人机对话模式、自我学习的算法机制和不断改进的算力等特点,在赋能地方政府网络舆情治理时也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主要是主体障碍：技术观念“失准”,导致治理意识淡薄;信息桎梏：共享数据“失效”,造成治理格局削弱;行为破碎：决策程序“失序”,致使治理效果不佳;约束缺失：问责制度“失席”,诱发治理行为乏力。需要从理念、机制、制度和技术等方面着手,坚持整体智治：革新单向度网络舆情治理理念,转变网络舆情治理模式;协调整合：完善网络化网络舆情治理机制,增强网络舆情治理能力;规范管理：建立科学化网络舆情治理制度,强化网络舆情治理监管;技术赋能：发展技术化网络舆情治理手段,提高网络舆情治理效率;使人工智能技术这一新的“变量”成为实现地方政府网络舆情善治的最大“增量”。     

基于AHP-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风险评估

网络舆情关乎社会稳定和国家治理,因此对网络舆情进行风险评估和预警具有重要意义.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通过划分舆情风险等级,构建网络舆情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并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网络舆情为例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网络舆情风险等级为“二级(比较严重)”,与此前专家对这次舆情的评定相吻合.针对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风险防控的现实困境,从卫生体制、网民、政府、媒介四个评价指标提出网络舆情风险防控的对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多元主体协同:网络舆情治理新方式

当前我国采用的网络舆情治理方式主要是政府主导型治理方式,鉴于该治理方式存在诸多问题亟待改进,提出构建网络舆情治理新方式:多元主体协同方式。这种以决策制定中的利益协同、决策执行中的资源协同、实效保障中的政策协同为主要内容的新治理方式,能够把网络舆情治理涉及的各个利益主体与环节有机地联结起来,共同开创以利益引导、心理疏导、依法治理紧密结合的网络舆情治理新局面。     

新时代网络舆情治理现代化的哲学方法论

网络舆情治理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关涉国家安全和党的长期执政。新时代的网络舆情治理关键之处在于将马克思主义思维和方法贯穿于网络舆情治理的全过程。具言之,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为指导,科学认识网络舆情本质是社会意识在网络中的反映;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在网络舆情动态发展中谋划治理进程;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运用战略、系统、法治、创新以及底线思维方法科学统筹网络舆情治理的方案,有效应对网络舆情中的意识形态风险,从而实现新时代网络舆情的有效治理。     

一部突出问题导向与富有新意的著作——《中国城市环境邻避风险的包容性治理研究》评介

<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各种公共设施的兴建,环境邻避风险已成为当前城市治理的重点和难点。中国城市环境邻避风险治理正处于不断探索和发展阶段,并取得了较大成就。但这一治理的现有模式存在一些问题,影响治理的效果。为此,必须进一步探索城市环境邻避风险治理的新路向。方兴未艾的包容性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行的思路。目前有些学者对邻避冲突、邻避现象的包容性治理进行了一定的研究。然而,城市环境邻避风险包容性治理的研究还显得薄弱,还远远不够。     

中国城市治理的模式转型:杭州和深圳的启示

杭州和深圳作为中国城市治理转型探索的先行城市,其探索历程揭示出了三个转型趋势,即:城市规划从技术决策走向公共决策;城市建设从经营城市回归营造良好的人居和营商环境;城市管理从技术革新走向制度创新。这些转型体现了中国的城市发展开始从利益一体型模式逐步向利益协调型模式的转变,从高度依赖行政手段的全能型模式向有序结合市场机制与社会自治的治理型模式的转变。     

突发性网络舆情的政府治理对策

突发性网络舆情的科学预防与有效应对是当前政府治理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难题。突发性网络舆情具有爆发的突然性和传播的快速性、爆发初期信息掌控的高度缺失性、舆情蔓延的严重破坏性、舆情应对的复杂性和敏感性等基本特征。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在应对突发性网络舆情的过程中存在治理观念落后、应急处置机制不健全、常态化监管缺位、法规建设不完善等问题。对此分别从治理模式、应急处置机制和保障机制三方面提出协同完善的治理思路。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背景下的网络舆情治理:作用、风险和路径

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强有力的信息化手段,为网络舆情治理工作提供了全新的信息资源、技术手段和治理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网络舆情治理的全面化、自动化、科学化、精准化和个性化,增强了网络舆情治理的效能;同时,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网络舆情治理中仍存在着算法呈现舆情与真实社会民意存在偏差、舆情预测干涉和情绪分析复杂性导致舆情误判、虚假新闻和信息茧房问题误导舆情引导决策等问题.在此基础上,针对网络舆情治理面临的隐私伦理、数据垄断、数据滥用信息管理风险等新挑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措施:优化技术升级,推进网络舆情治理综合化技术发展;完善舆情治理法制和理念,实现舆情数据管理应用机制升级;壮大人才队伍,培养复合型舆情治理专业人才;加强平台自律,提升公众的网络媒介素养和算法素养.     

论后现代公共行政下的环境多元治理模式——以复杂性理论为视角

风险社会、复杂性理论同环境危机之间存在关联性,而公共行政的后现代转向则与环境多元治理相契合,并促发环境多元治理模式的生成。行政契约是环境多元治理模式的法理基石。环境多元治理模式有赖于多元参与、协同合作以及整体开放这些价值目标的实现。为此,要大力培育社会组织来确保治理的多元性;用行政契约来规范权利和义务,以保障治理的协同性;构建交互式、回应型的信息交流平台,以实现治理方式的整体开放性。     

基于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与社会治理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信息技术的进步,大数据技术开始改变舆情模式,也对社会治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文以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与社会治理为研究对象,探讨网络舆情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和应对策略,以丰富该领域研究成果,为我国网络舆情治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融媒体时代民生类网络舆情引导策略研究

舆情引导是党和国家宣传思想战线非常重要的工作。民生问题作为网络舆情焦点,集中体现了公众对社会热点事件以及切身利益的关注。引导民生网络舆情走向既是党和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也离不开合理的策略支撑。具体包括：提倡话语引导,掌握应对舆论主动权;提倡情感引导,推动“融媒”向“智媒”转型;提倡法治引导,从舆情监管走向舆情治理;提倡价值引导,发挥主流媒体压舱石作用。     

公务员考核指标体系的架构及其构建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结果之一是从城市空间向区域空间、城市竞争到区域合作转向的同城化模式的逐步形成。在资源分配、治理对象、治理功能等领域,行政区行政、法律支持孱弱、公民参与不足、区域协调弹性过大,凸显了其碎片化效应。本文运用协同理论,基于整体性治理逻辑,提出了建立跨区域治理的合作组织、形成区域政府合作的利益协调机制、强化协同治理的政府信任机制、拓宽有序的公民参与机制、完善复合型监管机制等同城化语境下区域政府合作治理模式。     

新兴媒介何以影响城市形象建构?——基于短视频平台的逻辑与路径分析

城市文化是城市形象建构的重要基础,城市形象传播效应是城市竞争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媒体时代城市形象建构与传播经历了场景式个体微观传播、海量式城市形象表达、集合式城市形象塑造三个阶段,通过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兴媒介在推动城市形象由宏观官方建构转向微观个体叙事转变中的因循、路径与效用为分析主线,论证出在公民表达逻辑、城市治理逻辑、技术治理逻辑交织互融的发展模式下,城市文化通过短视频媒介平台的大众化叙事分享、碎片化内容传播与立体化形象塑造功能的加工达成城市形象的集合式表达。由此阐明城市形象传播在为城市“个性资产”的积累、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城市文化新经济业态的形成提供助力的同时,也暴露出同质化形象输出、负面形象管控危机、内容碎片化拼接、城市文化基因侵蚀等可能出现的治理风险。     

智能化舆情嵌入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逻辑与治理路径——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新型数字社会形态的构建及其持续崛起,为智能化舆情资源的流通提供了庞大市场。同时,智能化舆情因其对政治系统的作用力、对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力而与意识形态安全息息相关,可能会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增加不良意识形态的社会显示度并可能诱发数字殖民风险、在微舆论场中导致群体情感的极化效应并容易冲击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等风险。然而,智能化舆情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过程呈现出较为鲜明的资本逻辑、技术逻辑和情感逻辑,且基本贯穿于智能化舆情和意识形态资源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因此,应在对智能化舆情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逻辑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采取优化“元治理”格局并以制度完善抑制不良资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侵蚀力度、强化社会心态治理效能并提升用户群体负面情绪的疏导效果等治理策略,将有助于探索有效治理智能化舆情风险并提升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水平的善治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