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淮河流域水环境述论

汉唐时期淮河流域河流众多,密如蛛网,湖沼棋布,犹如串珠,水资源格外丰富,水环境整体格局稳定,处于良性循环状态。就河流言,由淮河干流与37条一级支流及众多的二级、三级支流构成一个完整而开放的网络结构体系,期间虽有汝水、泗水和沭水的改道事件,但总体来看,整个流域的水系面貌并未发生大的变动,处于相当稳定的状态之中。就湖沼论,有各类湖沼253个,数量多,规模大,分布密集,功能多样,水体状况运行良好,虽然鸿隙陂、荥泽、圃田泽等湖沼有显著变迁,但流域湖沼整体面貌和格局未有重大变化。     

明清时期海神信仰与海洋渔业的关系

明清时期中国沿海渔民的种种海神祭祀活动,尤其是渔船上神龛供奉的诸神合祀现象等,揭示了海洋渔业生产与海神信仰的密切关系。渔民的海神信仰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即平安捕鱼、多捕鱼、捕好鱼。这是渔民海神信仰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点。但海神祭祀活动只能是消除渔民的紧张心理,获得心灵上的宽慰,从而增强漂泊于大海的信心与勇气,去追求海洋渔业的经济利益。     

论汉唐时期河西的民族融合

汉唐时期,河西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一方面,汉族的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和制度文化等对游牧民族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汉化现象;另一方面,游牧民族的一些生产、生活习惯也逐渐融入到汉族的日常生活中,在一定时期还曾出现过胡化趋势。正是在各民族长期的交流融合中逐渐形成了河西的多元民族结构,共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河西文化。     

汉唐时期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从两汉、历经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的整个中世纪前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两汉时期，史籍在目录分类上尚未形成独立的部类，史家的崇经意识非常明显，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对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的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则与这一时期玄学经学的兴起、以及南北朝经学分立现象的出现是相一致的；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许多经史兼通的大学者和进行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     

汉唐时期西域饮食文化交流探析

丝绸之路是饮食文化交流之路。汉唐时期西域饮食文化交流具体体现在西域各民族饮食文化间的交融、西域与中原饮食文化的互动及西域与中亚、南亚等地饮食文化间的交流。探析汉唐时期西域饮食文化交流,有助于促进文化交流史、社会生活史乃至经济史的研究,并能促进对西域多元文化的认识,使我们更为立体地认识和理解丝绸之路文化,为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提供文化资源。     

汉唐明时期中原王朝在西北的边防设置述要——兼论西北开发的重要意义

我国西北地区是农耕经济区与游牧经济区交错相接的地区,也就成为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流、碰撞与冲突的前沿阵地。汉唐明中央王朝为了应对来自亚洲北方腹地游牧民族的挑战,在西北地区构筑了大量的军事设施。这表明,西北地区在中国边防史上是具有重要地位的,从中亦可发现中央政府适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是非常英明的。不过,在实施西北开发的过程中,应将其提到维护国家稳定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着眼于西北地区少数民族集中、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与民间资本发育不足的实际,为实现西北地区整体现代化的目标倾注推动之力。     

汉唐时期阳翟褚氏源流考论

自西汉历经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阳翟(今河南禹州市)褚氏家族800年绵延不绝,长盛不衰,人才辈出且始终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与同时代其他门阀世族相比,褚氏既有与之相同的时代风貌,又有家族自身的个性特点。探讨这个家族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全面了解认识门阀世族,准确把握历史的时代特征。     

汉唐时期西域生态环境与屯垦开发研究

西域屯垦的兴盛与西域气候、生态的变化紧密相关。伴随着全球气候状况的周期性变化,西域气候、生态环境也呈现出了一系列阶段性特征,深刻地影响到西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生产方式。汉唐时期西域气候相对温暖湿润,客观上促进了西域屯垦的发展兴盛。但同时由于西域气候的阶段变化和屯垦的时兴时废,给西域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西汉国家祭祀中的方士

方士在西汉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在西汉国家祭祀的建设和改革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西汉中后期,方士在国家祭祀中经历了两起三落,这时的方士属于祭祀中的旧势力,是不利于儒家祭祀礼仪发展的。王莽依据儒家经典《周礼》建立"元始仪",彻底改变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祭祀格局,从此方士彻底退出了国家祭祀的历史舞台。但其思想仍影响后世,刘秀在建立东汉之时就利用了方术中的谶纬之术,更甚于在临死之前使得谶纬之术法定化。     

论汉唐间的五行志与志怪小说

汉唐时期,作为历史叙述的"五行志"与神异虚诞的志怪小说在思想、内容、风格方面存在交集:阴阳五行学说、鬼神观念是五行志与志怪小说共同具有的思想文化背景;志怪小说的作者常从五行志中寻找创作灵感,或摘抄感兴趣的内容;史官在修撰五行志时,也从志怪小说中择取材料.五行志与志怪小说在文体功能与创作目的上的差异,使二者存在分化;五行志重推占,用阴阳五行学说对神鬼异常之事进行理论解释,推验祸福,指导国是.因此,五行志的叙事尽量淡化故事情节,重在揭示故事背后的政治因素.而志怪小说对故事始末刻画得细致委婉,情节比较复杂,在叙述中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气、伦理道德及人类普遍的情感.     

元杂剧的鬼魂戏和元代的祭祀习俗

文章探讨元杂剧的鬼魂戏和元代的祭祀习俗.认为元杂剧的鬼魂戏主要分为祭奠神明剧、祭奠亡人剧、祭奠冤魂剧三种.元代鬼魂戏反映了元人的祭祀习俗,并体现了元人的偶象崇拜、鬼魂崇拜及儒、道、佛的思想在元人祭祀礼仪上的影响.     

隋唐五代帝王崇道活动述略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河流中,隋唐五代是道教重要的发展繁荣与转折时期。其间,隋唐五代历代帝王崇道之风颇盛,其大势进行的崇道活动主要由以下几方面组成:一、尊崇道士;二、痴迷道术;三、营建宫观;四、颁令制度,发展道教。     

秦汉时期的侵权行为民事法律责任论析

近几十年来,随着出土的秦汉简牍文书中的陆续公布,其中的法制史料使我们发现:在这一时期,最高统治者在所制定的法律中已有初步的侵权行为法律规范。在这些秦汉简牍法律文献资料中已经有规定近于现代民法的侵权行为民事责任构成的要件,以及具体的民事责任形式。秦汉时期,统治者所制定的法律中,这些侵权行为法律规范,虽处于初步阶段,但其中不乏有科学、先进的成分。分析当时侵权行为民事责任构成要件、基本类型和相关特点,对于进一步认识中国古代的民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东海神的崇拜与祭祀

黄淮海平原是先民们最早的活动地区之一,先民们很早就萌发了对其东部辽阔大海的崇拜,出现了对东海神的祭祀.从东海到东海神的形成,从东海神纳入国家祀典的岳镇海渎到历代统治者的祀典礼制不断完善,东海神的封号与神祠位置也都随之发生了变化.宋代东海神崇拜与祭祀日隆,就与庇佑社稷和护卫海上交通有关.东海神崇拜与祭祀的变迁可谓是国家祀典岳镇海渎变迁的一个缩影.     

从西王母到观世音:汉唐间救苦救难信仰的变迁

东汉时期,西王母是民间信仰中最重要的神祇之一.她的功能也日益多元化,其中救苦救难是最重要的内容.而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西王母崇拜被引入道教,成为道教神谱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其救苦救难的功能渐被观世音菩萨所取代.究其原因,首先佛教以苦立教,注重解脱,道教则以生为乐,追求长生.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需要获得民众,而道教则有意去民间化.最后西王母信仰有复杂的仪式,而观世音信仰则简单易行.     

唐至北宋时期的太庙禘祫礼仪

唐至北宋时期太庙禘袷礼仪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汉魏以来太祖以上的毁庙之主不参与禘袷合食的成例在晚唐发生了改变,这些神主参与禘袷礼仪的程度不断加深;别庙皇后开始参与太庙的禘袷合食,暂居别庙的皇后神主从晚唐开始以祔于祖姑之下的形式合食太庙,到了北宋,还确立了长居别庙的皇后神主参加太庙合食的制度;北宋后期,朝廷取消了禘礼.这些变化说明:禘袷礼仪尊崇正统、体现名分的功能有所淡化,敬奉祖先、着眼本宗的考量不断凸显;汉魏礼学家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已经无法左右禘袷礼仪的调整.     

唐代德宪两朝翰林学士探略

翰林学士始设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 (738) ,掌重要诏令的起草并参内议。这一重要职官历经玄、肃、代宗三朝发展 ,至德、宪宗时 ,因集中皇权和动荡的局势的需要以及朝中权势斗争的影响 ,翰林学士的职权得到显著发展 ,导致其政治影响在唐后期日渐提高     

浅析汉晋时期汉文化对南中地区的影响

通过对比南中地区在汉政府开发西南夷前后的考古学文化,探讨汉晋时期南中各地的考古学文化及其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