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治理视阈下教育扶贫的逻辑与路径

教育扶贫作为扶贫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备受实践与理论领域关注。反思当前教育扶贫实践与研究,呈现出"强"政策依赖性、"窄"教育扶贫内容、"工具化"教育扶贫目标等现状,以致于过分关注"扶教育之贫",而忽视了"依靠教育扶贫"的整体目标实现。文化作为教育的上位概念,是我国"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重要环节,教育扶贫工作必须关注文化的存在,且教育作为文化核心承载要素,文化治理逻辑符合教育扶贫要义,能够承担起教育扶贫的重任,可通过对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的治理,从观念、能力、行动方面,关注"人"的存在与发展,使得贫困群体实现"要我脱贫"—"我要脱贫"—"我能脱贫"—"我会脱贫"的转变,这既是对扶贫过程的关注,也是对扶贫效果的重视,最终通过以人化文、以文化人、以文促建等路径,尊重公民的文化权利,最终实现人的发展和促进国家"五位一体"战略发展的双赢局面。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文化贫困解析

农村扶贫工作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文化贫困作为贫困重要范畴之一往往被忽视。经济增长新理论已逐步从强调物质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转而突出人力资本对经济进步的贡献。文化教育可以形成文化资本,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文化扶贫主张从文化教育着手,注重于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增强农民对社会转型期的适应能力。本文聚焦于农村的文化贫困现状,通过研究提出一些与农村文化扶贫相关的建议,为推进新农村建设提出一些新的思路。     

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逻辑框架———基于农民工城镇化的视角

农民工由于经济资本薄弱、社会资本赤贫、文化资本欠缺,在城镇化进程中脱贫乏力,进而导致经济融合不力、身份融合困顿、心理融合受阻,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并转型新市民。职业教育作为精准扶贫的有效方式,通过发挥补偿性和发展性功能,能帮助农民工改善就业、扩充社会关系网络和认同城市文明,在缩小物质贫困、消解能力贫困和消弭精神贫困方面有着巨大价值。为此,要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价值,必须精准“分析需求”,优化扶贫供给;精准“协同帮扶”,增强扶贫合力;精准“治理督评”,保障扶贫效能。     

基于精准扶贫的农村贫困留守妇女创业扶持

家庭贫困留守妇女是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主体,是农村脱贫道路上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指导下,地方政府帮助贫困留守妇女脱贫的方式有直接物质补贴、促进就业、鼓励和扶持创业等多种选择.从各种扶贫方式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来看,帮助农村贫困留守妇女脱贫最好的方式是充分利用当地特色资源鼓励和扶持具有创业意愿的留守妇女创业....     

特色村寨建设与深度贫困民族地区反贫困

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关系着国家能否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攻坚的总目标。文章在把握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贫困现状、空间特征以及贫困的多维成因的基础上,以特色村寨建设为突破口,从文化、空间、生态、人口聚居及物质遗产优势五个方面阐述了特色村寨在深度贫困地区反贫困中的价值与作用,探索符合民族地区实际的脱贫模式,提出重视特色村寨建设的价值、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民族文化为核心的产业融合发展、走以生态为基础的"绿色产业"道路、树立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指向的多维扶贫观以及通过政策输入聚合资源、提高扶贫效率六条可行性反贫建议。     

论精准扶贫中的“思想扶贫”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任务的重中之重。当前,精准扶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但实践中部分农民呈现出的消极脱贫现象,也有必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就要求精准扶贫必须重视思想扶贫。思想扶贫就是从农民启蒙的角度,祛除"贫困文化"对贫困农民的制约和束缚,改变贫困农民安于贫困、不思进取的思想观念,培育贫困农民积极脱贫的主体性意识,从而帮助贫困农民而不是代替他们脱贫。思想扶贫应当注重"循序渐进"和"润物无声",应该在厘清思想扶贫目标人群的前提下,从硬件、软件两方面着手积极推进;同时,作为思想扶贫的主体,帮扶干部应该在精准扶贫中正确认识思想扶贫,持之以恒地打好这场攻坚战。     

脱离“贫困陷阱”——以西南H村产业扶贫为例

扶贫背景下,深度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诸多限制性因素导致其自身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深度贫困群体脱贫存在对起始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交织的最低需要,即投入的“关键性门槛”.从长期来看,提高人力资本是脱贫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无法实现人力资本短期飞跃的现实情况下,则需要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外来物质资产的介入.西南M县H村展开的扶贫实践表明,用外来物质资产暂时替代人力资本,通过人工干预扶贫措施来实现村庄产业扶贫的成效显著,结果显示,H村的产业扶贫不仅带来了主营产业收入,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外溢收入,H村采用干预扶贫措施农户的收入显著高于未采用干预扶贫措施的农户.研究表明外部援助对于深度性贫困群体脱贫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意识到摆脱深度贫困这一过程的复杂性,“输血”资源到“造血”功能的转化,需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提升.     

从摆脱贫困到精准脱贫——论习近平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现实逻辑与思想脉络

扶贫是一项持续性的动态过程,脱贫思想亦随之嬗变。习近平在闽东工作期间,在脱贫领域形成了"摆脱贫困"的重要论述。通过对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梳理,厘清了"摆脱贫困"到精准扶贫再到精准脱贫的脉络和逻辑,并对当下精准扶贫与包容性发展融合的新思路进行了探讨。中国的脱贫事业已进入攻坚拔寨的关键阶段,按期完成脱贫任务虽有难度但希望很大。放眼全球,仍有很多发展中国家还处在低效的扶贫状态,中国作为世界上负责任的大国,应当在减贫领域贡献中国经验和智慧。     

精准扶贫视角下兵团少数民族聚居团场家庭可持续生计发展研究

团场家庭发展是兵团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兵团少数民族聚居团场发展的快慢,会直接影响到该团场家庭经济生活水平的提升。探寻一条适合少数民族聚居团场家庭摆脱贫困的路径,发展多元化经济,对兵团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的意义。该文运用可持续生计发展理论及框架,结合兵团少数民族聚居团场家庭特点,平衡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发展关系,利用"公司+农户"模式,贯彻新发展理念,整合扶贫资源配置,解决贫困发展中遇到的瓶颈问题,以促进兵团少数民族聚居团场家庭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凉山连片特困地区弱势群体的精准脱贫现实困境与对策研究

凉山连片特困地区由于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形态单一,生态环境恶劣,资源禀赋不足等发展条件限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长期累积的矛盾和多种困难问题叠加,使大多弱势群体始终得不到有效帮扶而游离在社会边缘,逐渐积弱成群,衍生出数量庞大的弱势群体,常规扶贫手段难以奏效,成为凉山摆脱贫困所需重点突破的掣肘。笔者聚焦凉山连片特困地区弱势群体特殊贫困机理和关键症结进行深入调查和剖析基础上,认为避免弱势群体因发展失衡被扶贫"平均化"和"数字脱贫"所遮蔽而成为扶贫攻坚的盲区,只有遵从精准扶贫战略导向,找准致贫原因,着力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精准开发优势特色产业、强化脫贫能力建设等更具个性化、操作性和长效持续的精准脱贫模式,才能使凉山连片特困地区弱势群体摆脱贫困,最终化解凉山脱贫难问题,实现与全省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目标。     

关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思考

脱贫攻坚是贫困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推进乡村振兴也有利于从根上改变贫困地区的面貌和促进贫困地区的发展.在乡村振兴的起始阶段,如何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建立可持续脱贫的长效机制意义深远.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应在战略、责任、政策、工作四个层面有效衔接,要重视战略部署和规划,坚持将"精准"思维同时贯穿两个战略,充分吸纳脱贫攻坚中具有实效的体制机制,政策上要做好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扶贫减贫"与"惠农支农"的衔接;在工作上全力推进产业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加大农村基础设施、人才队伍、乡风文明建设,以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以脱贫攻坚夯实乡村振兴的基础.     

中国西北民族地区农村贫困问题研究——以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为例

贫困是困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现象之一。我国西北民族地区的大部分农村,由于受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的相互制约,贫困问题依然严重,扶贫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因此,深入研究西北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的原因,探索有效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途径,直接关系到我国多民族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新农村建设的实现,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残疾人收入贫困特征及致贫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辽宁省沈阳市的实证

残疾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与贫困往往具有同源性,其贫困问题应该得到足够重视。利用沈阳市残疾人生活质量调查数据,定性分析残疾人收入贫困的隐蔽性、传递性和支出型贫困特征,并采用二元Logit模型探讨残疾人陷入贫困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表明,没有劳动能力、受教育程度低、不参加社会公共活动以及农村残疾人更容易陷入贫困,医疗保险、教育和就业是帮助贫困残疾人摆脱贫困的有效途径。并在最后就贫困残疾人精准脱贫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农村区域性贫困标准及脱贫进程指标体系研究

我国以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为目的的扶贫攻坚已进入了最后的决战阶段,贫困人口的分布正由集中连片向零星分散过渡,国家扶贫攻坚的重点随之由县域转向进村入户。因此,如何准确地界定贫困村,全面描述和正确评估农村贫困的现状和脱贫进程,及时把握扶贫政策对缓解农村贫困的实际效果,已成为当今理论研究和反贫困实践的热点。本文在吸取多年农村贫困监测经验基础上,根据贫困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表现特征,研究构建了农村区域贫困标准及其脱贫进程指标体系,籍以对贫困进行识别测量和动态监测。一、指标体系确立的原则贫…     

资本的培育:我国农村社区多维贫困治理路径

贫困现象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虽然近些年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贫困人口数量不断减少,但贫困现象仍然存在,尤其是农村社区。我国农村社区发展基础差、底子薄,贫困人口数量多且有返贫问题,治理难度大,可以说,我国扶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是解决贫困的有效手段。然而事实证明,经济增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贫困,但却不能永久地消灭贫困。我国农村贫困不仅仅是传统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发展和制度安排问题。贫困与资本缺失密切相关,我国农村社区因物质资本匮乏、人力资本不足、文化资本缺乏、社会资本缺失而呈现出经济、人力、文化及社会权利多维贫困。基于我国农村社区资本缺失导致的多维贫困,通过增加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再生产文化资本、保障社会权利资本和建构社会关系网络资本来培育农村社区资本,是治理农村多维贫困的有效新路径。     

后脱贫时期我国贫困治理的演变趋势与应对路径

我国进入“后脱贫时期”这个贫困治理的新阶段,由于贫困的韧性和动态性,贫困治理将呈现治理主体由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客体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治理视域由农村贫困转向城乡贫困、治理模式由攻坚扶贫转向预防返贫等一系列新特征。基于此,“后脱贫时期”的贫困治理需要提出新的应对路径,通过整合社会扶贫资源、发挥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治理的叠加效应,综合治理相对贫困、探索建立长效机制,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融合的贫困治理体系,防范化解返贫风险、构建防返贫机制,实现“后脱贫时期”贫困治理体系的重塑与转型。     

西部与贫困

中国要在本世纪内消灭绝对贫困,实现小康生活水平,西部是重点,农村是关键。中国的贫困问题主要是中西部农村贫困问题。西部作为中国的半壁江山,其价值远远超越了资源基地这一经济层次。解决西部的贫困问题。将是中国政府本世纪末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部将越来越成为中国消灭贫困的主战场 1978—1995年间,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和政府开发扶贫,加速了全国各地区农村经济的全面增长,使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累计有1.85亿农民脱贫,在摆脱绝对贫困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然而,各地区的脱贫进展并不平衡。 我国反贫困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8—1985年间,联产承包变革推动了全国各地农村经济的高速增长,使贫困状态大大缓解。我国农村绝对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14.8％。     

政策实践与资本重置: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经验表达

“易地扶贫搬迁”是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有效方式之一。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经验表明,构建多元互动的整合型政策实践网络,创新移民安置方式与调整移民生计方式,可以改变贫困群体原有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资本,使其在新的生存空间中实现重新聚合。但是,如何进一步提高政策设计的瞄准性,增强扶贫主体的互动合作,加强资源对接效率与移民的社会融入感,提升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依然是易地扶贫搬迁面临的主要问题。     

2020年后农村反精神贫困探讨

2020年中国将如期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并不意味着中国永久消灭贫困。2020年后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反贫困的目标将从以消除物质贫困为主转化为同时消除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反精神贫困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要从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方面统筹推进农村反精神贫困,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基于文化建设的脱贫攻坚路径创新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贫困地区的贫困现象,表面上属于经济问题,但从深层次考察却有着极深的文化根源,没有文化扶贫作支撑,物质扶贫将难以取得实效且保持可持续性。近年来为落实中央的战略部署,湖南省在以文化建设助推脱贫攻坚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主要体现在：加快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强化脱贫载体持续发力,加快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增强扶贫脱贫的文化支撑;提高贫困人口的文化教育素质,提升脱贫攻坚的内生动力,做到打破智力桎梏实施教育“全覆盖”,对贫困主体转变思想观念开展对话“心连心”;提升“文化+旅游”对脱贫攻坚的内在张力,大力保护和开发传统文化产品,以此加快贫困地区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强化扶贫脱贫的“造血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