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番之间:明代川西北边地的卫所关堡

川西北边地自古以来就是众多民族南来北往、交流沟通的廊道地带。明代川西北卫所关堡的通道性质非常显著,维持松潘南路和东路的畅通是明代在川西北边地统治的关键。卫所关堡与川西北边地族群的互动频繁而深刻,边地族群对通道沿线关堡的袭扰,在更多的时候表现为生计性的劫掠或索取,这本质上是由川西北特殊的地理环境、边地族群的生存境况以及当地汉、"番"力量的消长决定的。川西北边地卫所具有土汉混编、军政兼辖的特点,经过明朝的长期经略,卫所关堡体系在民族关系调控、道路拓修、区域市场建构、人口迁徙、"教化"施行等方面促进了川西北边地社会的发展变迁。     

羌族族源及其文化多样性成因研究

本文结合文献、考古和民族学调查资料进行研究,提出羌族主要由世居川西北岷山山区的古蜀人后裔冉駹氐人与西汉时期由西北南下的河湟羌人后裔部落、唐宋时期由川西北草原及邛崃山区东迁的众多羌人部落、历史上尤其是明清至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从内地迁入岷山地区的大量汉人融合形成,羌族是一个多元复合型民族.羌族族源的多元性及其多元文化融合状况是羌族文化多样性的主要成因,应高度重视和保护羌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原生性.     

灌县老城觅羌迹

一条岷江,把昔日灌县今之都江堰市与上游羌区紧紧相连,这里自古是川西平原与川西北高原的分界所在,也是羌、汉文化交融的重要地带。2008年"5·12"地震后,有关部门编制的《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没有列入都江堰市,但是,无论从旅游文化还是民族文化角度考察,川西北地区的羌族文化,与以都江堰水利工程闻名的灌县城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可忽视。     

茶马古道的松潘回族与伊斯兰教

松潘是川西茶马古道上的重镇,历史上就是藏、汉、羌文化交汇之边地。元明清以来,随着回族移民不断迁徙进入松潘,松潘成为藏、汉、羌、回多元族群交汇之地。文章通过对元明清以来茶马古道松潘地区回族的迁徙,松潘回族伊斯兰教清真寺与回族文化名人的考察,认为松潘回族伊斯兰教与松潘地域文化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汉化”还是“羌化”?——川西石棺汉墓遗址族属问题再思考

四川岷江、青衣江流域曾陆续出土大量汉代石棺墓,发掘单位或研究学者大多认定,墓葬当为古羌人遗留,甚至将石棺等同羌人文化,并认为此说已成考古学界的定论。从近来族群研究与民族考古学视野而言,这批石棺墓群的族属值得再思考,从墓葬形制的混合多样性,随葬品来源分散广大区域的现象,确实反映出两汉时期川西地区复杂的族群接触,在漫长互动过程中,被泛称为"羌"的当地民族有所谓"汉化"现象。但另一方面,更不能排除被视为主流中原汉族,在当地却为"少数民族"的中原汉人,由于徙民或互市与当地民族长期族群接触,因而"羌化"的可能。     

苏维埃阶级政策和川西北及康北各民族的左右分化

［摘要］1935年春夏之交红军进入川西北后继续苏维埃革命的阶级政策。红四方面军阶级政策的实施使川西北各民族左右分化,原来同国民党及其政府有着错综复杂矛盾与斗争的藏羌民族土司土官急剧右转,他们“一边倒”地站在国民党及其政府一边。与土司头人不同,红四方面军的阶级政策使藏羌回原本误解甚至仇视汉人红军的民众迅速左转,他们积极地配合红军、支持红军。1936年初,红四方面军得到有关瓦窑堡会议所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后,在未根本放弃阶级政策的前提下对苏维埃的阶级政策有所调整,故在康北地区出现了部分土司、喇嘛支持红军或保持中立的现象。     

空间诗学下的《松游小唱》简

《松游小唱》是晚清流传在川西地区的一首羌地纪游长诗,是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富含浓郁的边地民族风情与诗性。《松游小唱》又属于空间文学,它线性地将地理空间、民居建筑、寺庙建筑和历史古迹四个方面诗性地结合在了一起,展示了七百里松茂古道上各族人民的诗性生活状态,构成了一部蕴含着空间和历史文化、风俗文化的少数民族的文学。它奇特的诗歌形式在近代中国诗坛具有承上启下开创意义,对研究中国诗歌发展史和指导诗歌突破传统都有着启示意义。     

空间诗学下的《松游小唱》

《松游小唱》是晚清流传在川西地区的一首羌地纪游长诗,是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富含浓郁的边地民族风情与诗性。《松游小唱》又属于空间文学,它线性地将地理空间、民居建筑、寺庙建筑和历史古迹四个方面诗性地结合在了一起,展示了七百里松茂古道上各族人民的诗性生活状态,构成了一部蕴含着空间和历史文化、风俗文化的少数民族的文学。它奇特的诗歌形式在近代中国诗坛具有承上启下开创意义,对研究中国诗歌发展史和指导诗歌突破传统都有着启示意义。     

先祖敬奉?族群想象?文化认同——从四川茂县“中国羌城”说开去

祭祖意味着寻根:寻家族之根,寻民族之根,寻历史之根,寻文化之根。这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群体而言都是关系自我身份的极重要问题。古“羌”曾是驰骋中国西北的族群的泛称,如今聚居在四川西北部岷江上游的羌族是其后裔的一支。当代川西北尔玛人祭祖认祖的族群寻根意识,在羌文化核心区茂县以“中国羌城”命名的建筑群中有鲜明体现。文章从祭祀先祖的羌城神庙中的元昊纪念大殿切入,立足笔者在川西北羌族地区的田野走访,结合羌族社会、历史、文化的若干事象,透视其中的族群心理和文化认同问题,对于我们认识当下语境中的中国羌族及其文化有重要意义。     

川西北羌族探源——唐宋岷江西山羁縻州部族研究

本文从历史民族地理角度 ,探讨了川西北羌族的渊源 ,认为唐初岷江上游西山地区各羁縻州的部族属于冉、左封、昔卫、葛延、向人、望族、林台、紫祖、四邻、白狗、千碉等羌人部落 ,其后又有涉题、特浪、辟惠、那鄂、渠步及西山八国诸羌内徙该地区 ,至宋 ,融合为茂州羌和维州羌 ,他们是川西北羌族可考的祖先。     

试论明代对川西北民族地区的政策

明代的川西北民族地区,系指今阿坝藏族自治州以及今绵阳专区之平武、北川等地。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居住的地区。川西北地区的历史,是以藏、羌为主体,包括着汉、回等族在内共同发展的历史。 明朝在川西北民族地区推行的政策,出发点虽然是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但它对各少数民族和汉族的经济联系、文化交流,也起了积极作用。     

白石祭·西山村·羌文化

在中国西南地区把白石作为神灵象征的不止是羌族,但川西北羌族的白石崇拜习俗无疑最有代表性。理县西山村的白石祭由来已久并在岷江上游羌区颇有知名度,是研究羌族白石信仰不可忽视的重要个案。当地的白石传说及信仰有"在地性"特点,其中凝结着非我莫属的祖先崇拜意识和族群历史记忆。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目前西山村挖掘本地传统并向外来游客展演的白石祭具有明显的文化整合特点,这种整合体现在三方面:从主体看,是官方与民间的整合;从结构看,是传统与现代的整合;从功能看,是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整合。     

1935-1936年国共内战与川西北土司(官)的政治态度

1935-1936年国共川西北内战时川西北土司(官)除羌族红色土司安登榜外都一边倒地站在国民党及其政府一边,这种"一边倒"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川西北土司(官)一边倒地支持国民政府的直接原因在于中共过"左"的苏维埃阶级政策.川西北土司(官)支持国民政府的政治态度稳定,但在具体策略上又有灵活性.南京国民政府既利用川西北土司(官)"协剿"红军又心存戒备,川西北土司(官)想借"剿赤"扩充自己实力的愿望未能实现.     

清代羌区的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

川西北羌族地区的官学始建于宋,至明代羌区各州县均建立起官学,清代则官学、书院、义学全面发展以至学校教育臻于全盛。与学校教育相匹配的科举取士也在清代达到了封建时期的顶峰,二者共同促进了汉文化在羌区的发展,起到了建构羌人汉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积极作用。     

四川彝藏羌地区近代教育的起步——边疆服务中的教育事业研究

边疆服务运动是基督教为实践其提倡已久的"社会福音"而展开的改造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状况的实践,推进这一运动的机构是边疆服务部(简称"边部").增进边民智识水准的教育服务是边疆服务的主要内容之一.边部在川西和西康的彝羌藏地区创办了多个小学,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形式对当地儿童及一般民众施以教育服务.根据当地特殊的历史文化及民族习俗,边部采用了一套有效的教育内容与方式,形成了与教会在其它地区所办教育不同的特点.边部在彝羌藏地区开办教育虽遇到教员的缺乏、经费短拙等困难,但在提高边民知识文化、移风易俗等方面,成绩卓著,对推进该地区的社会发展做出过有益的贡献.     

民国时期基督教与川西赈灾

近代以降,基督教福音慈善事业不断得到发展.1939年代末至1950年代中期,边疆服务运动在川西区开展的病灾诊治、农业灾害治理、戒除烟毒等活动卓有成效.基督教在川西的赈灾对当地民众破除迷信、相信科学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政府与边地的紧张关系,使边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增强;同时还对改善藏传佛教与基督教之间在川西的关系起了重大作用.     

清季民国川西北汉商经营与区域社会——以杂谷脑市镇为中心

［摘要］以清乾隆17年（1752年）杂谷土司改土归屯为标志性事件，川西北杂谷脑河流域的政治经济体系发生了重大转化。伴随王朝势力的推进，内地汉人商贾得以进入该族群边缘区域。从杂谷脑市镇的汉商类型、经营活动、汉商会馆与地方社会互动等情形，可以窥视川西北族群边缘区域在清季民国时期的历史图景。     

基督教与四川羌寨早期社会改良

基督教在四川羌寨中的影响历来较为微弱,直至1939年底,中华基督教会成立"边部"开始从事边疆服务,基督教在四川羌寨的活动状况才得到改观.边部在四川羌寨工作的主要内容有:提高边民精神生活的基督教传播;增进边民智识水准的教育服务;试图改善边民物质生活的农业生计服务;希望能解除边民疾病痛苦的医疗卫生服务.这些服务提高了羌民的知识文化水平,在边地产生了移风易俗的作用.边部的宗教事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羌民对基督教的认知,固有的宗教状况开始发生变化.不仅如此,经过边部努力,以前采取各种手段与政府对抗的边民,也逐渐配合政府实施边疆建设与改造.     

贵琼人的来源与迁徙初探

川西民族走廊地区分布着一些名为藏族而实具独特语言、文化色彩的古老部族,其族源迄今仍然是谜,居住在四川泸定、康定县境内的贵琼人就是其中之一.笔者根据历史文献及有关调查报告,初步认为贵琼人是古牦牛羌的一支,唐武后时以酋首居住在贵川(今宝兴河),称为贵川羌.唐末,贵川羌酋首改高姓,迁居天全碉门外砂坪,称为砂坪番.南宋时一些贵川羌迁居岩州,与原住王氏等部落羌杂居、融合,仍称贵羌,或译贵琼、顾羌.明代岩州贵羌向康定东北部鱼通等地发展,与原住藏化羌人融合,成为贵琼人先民.     

南朝淮南的羌人聚落

我国历史上的羌人一般分布在西北的陕、甘、青及川西北地区,江淮流域很少留有羌人活动的足迹。但是公元五世纪,淮水岸侧却出现了一个由“羌人始立”的聚落;崇义县,很少为人注意。《宋书·州郡志》南豫州南梁太守条云:“崇义令,《永初郡国》:羌人始立。”东晋豫州是侨州,辖境与治所屡徙不常。宋武帝刘裕立国后,于永初三年(422)二月丁丑诏分豫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