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考核、地方官员晋升与环境治理——基于2004—2009年中国86个重点城市的经验证据

长期以来,由于官员过度追求以经济增长为主的晋升激励指标,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也愈加严重。随着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的科学化,以环境质量和能源利用效率改善为核心的环保考核对地方官员的晋升概率已经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并且在大城市和政府行政力量较强的城市这种作用更加显著。这种考核机制的变化能够有效促进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特别是在大城市和政府行政力量较强的城市,单位GDP能耗和环境污染水平都将更早地跨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拐点,环境质量改善的前景更加乐观。除此之外,地方官员受教育水平和民众受教育水平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人口流动性影响地方政府规模的区域差异研究

以“利维坦假说”为理论起点,对“以足投票”机制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了理论探讨,并利用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人口流动对不同地区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效应。人口流动对不同地区地方官员晋升环境以及财政支出压力影响的差异是形成区域差异效应的重要原因所在。据此,应在加强政府审计、改革政绩考核体系等方面采取措施,对地方政府不合理扩张规模行为加以遏制。     

财政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运用面板计量模型,对我国财政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尝试性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财政分权并没有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下,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挤出效应大于其正面的激励效应。此外,财政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跨时和跨区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财政分权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     

政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运用面板计量模型,对我国财政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尝试性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财政分权并没有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下,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挤出效应大于其正面的激励效应.此外,财政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跨时和跨区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财政分权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     

基于SEEA体系的青岛市绿色GDP核算初探

绿色GDP是指从传统GDP中扣除资源环境成本后的国内生产总值,弥补了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给社会带来的负效应这一缺陷。借鉴SEEA体系,通过对青岛市2006—2010年绿色GDP的核算,可以看出青岛市的绿色GDP水平较高,但通过分析发现,青岛市存在资源利用效率不高、清洁生产力度不够、产业结构比例不协调及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不科学等问题,为此,建议青岛市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倡清洁生产、促进第三产业升级、建立以绿色GDP为基础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文明网:“幸福指数”走红 不唯 GDP 论英雄

据报道:自2008年起,平顶山市推出幸福指数监测体系,试图以幸福标准中和纯粹以GDP考核发展的路子,构建出幸福指标量化计算体系,将每年的数值作为县区官员业绩考核标准之一,将百姓"幸福指数"作为官员能否提拔的"硬指标"。实施以来,先后5名干部因为考核不达标而暂缓提拔。实践证明:这一举措在催生地方官员民生执政观念方面已经起效,将民生指标量化最终也提升了民众的幸福感。近年来,很多地方都将"幸福指数"纳入官员政绩考核。南京市今年年初发布"幸福都市考评指标"     

府际关系视角下区域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研究 ——基于博弈模型的分析

区域环境政策执行对改善环境质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基于府际关系视角,通过构建三个博弈模型,对区域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府行为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区域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从横向府际关系来看,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共谋行为",负面的"共谋行为"会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偏差;从纵向府际关系来看,行政发包制的政策执行机制,在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政治锦标赛背景下,会造成政策执行的"囚徒困境";从时间维度上看,中央政府的监管举措是约束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必要条件。为此,地方政府间应增强互信与信息共享,中央政府必须创新政策执行机制、政绩考核机制、激励机制、问责机制和协调机制,建立社会监督体系,推进区域环境治理的技术创新。     

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影响效应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1998—2012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和通过改进后熵值法计算得到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GMM)实证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竞争对环境污染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地方政府竞争显著增加了地区污染排放,降低了区域环境质量。而经济发展水平、资本存量与环境污染均呈倒“U”形关系,经济发展短期会带来环境污染,长远则有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资本存量决定了一个地方的投资能力,投资速度过猛或滞后均会给环境造成影响。认为,应从改革传统政绩考核办法、确立地方政府环境责任制度等方面优化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并进一步加大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投资力度,着力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从而提高环境质量。     

官员更替、失信惩戒与环境质量

考察官员更替对地方政府环保行为的影响及其环境质量改善效果,是揭示地方环境治理行为逻辑的关键。基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地48个城市环境保护部门2015—2017年公布的污染处罚决定书及所处罚的758家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利用市委书记和环保局局长更替作为准自然实验,就官员更替对企业环境失信惩戒的影响进行探讨,并结合官员更替对环境质量的改善效果,讨论政治关联的干扰影响。研究发现,官员更替(市委书记更替)提升了对企业的环境失信惩戒,强化了地方政府环保行为,有利于大气环境质量改善;不过,政治关联表现出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政治关联的存在掩盖了部分污染,削弱了官员更替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     

"硬指标"的"软约束":干部考核"一票否决制"的生成与变异

"一票否决制"是一项极具威慑力的干部考核手段。"一票否决制"以科层制政府体系、干部人事管理权限及基于目标责任制的分层考核为制度要素,通过将"硬指标"完成情况与地方官员的职业前景挂钩,形成为一种刚性激励措施。然而,强制命令与刚性激励并不总是能够带来高度服从与有效回应。地方官员的"应付性服从型"和"蓄意偏离型"规避策略,以及"硬指标"的无限扩大、内生性缺陷与非正式制度共同导致了"一票否决制"约束力的弱化与政绩激励的扭曲。为消除"硬指标"泛滥的负面影响并化解政绩激励扭曲问题,除清理和规范"硬指标"外,还需从管理思维、行政模式以及干部人事制度建设等方面入手,整体提升干部考核的理性化、科学化和规范化水平。     

环境法视野下的环境伦理

在环境问题频发的社会大背景下,以环境法的视角研究环境伦理以及环境伦理与环境法的关系,并将环境伦理运用到环境保护的法律实践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界定环境伦理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对环境伦理与环境法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重要关系进行分析,并以此对环境伦理本体进行反思与重构,以期为环境保护提供法律与伦理道德的双重支撑。     

环境伦理与可持续发展——对环境伦理学的反思

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以环境问题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其目标应当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原因在于可持续发展内在地包含了公正、平等的道德规范;可持续发展逻辑地包含着人类应当保护生态环境、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含义;可持续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人类社会的发展.     

环境时代与宪法环境权的创设

论述创设环境权的必要性 ,环境权的形成和发展 ,环境权的概念和性质以及环境权的种类等     

政府环境责任与《环境保护法》的修改

我国环境法律施行效果不理想的重要原因是政府环境责任的缺失,应当将《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和这一现状的改变结合起来,在《环境保护法》中强化政府环境责任。笔者分析了为什么要强调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责任,介绍了美、日、俄的环境基本法在政府环境责任方面值得借鉴的规定。鉴于我国的国情,《环境保护法》应当规定积极和消极两个层面的政府环境责任,重点构建积极层面的政府环境责任体系:提供环境公共产品(服务),执行各项决策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信息公开。     

环保约谈、环保督查与地方环境治理约束力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难以调和,致使地方政府环境治理陷入"内卷化"困境。在实行环保垂直管理体制的背景下,环保约谈能够督促地方政府增强环保责任意识,给予污染企业一定的震慑压力,但却存在行政干预的衍生风险、刚性不足而难以落实、运动式治理的短期行为等困境。环保督查能够规避属地管理带来的执法困境,突破地方保护主义的行政干预,但也存在职能的有限性、层级的局限性等问题,难以保证督查到位等实践困境。因此,应促使环保约谈和环保督查有效衔接,在环保约谈中发挥环保督查的刚性约束力实效,在环保督查中加大环保约谈的软约束力的作用,使地方政府回归环境治理的主导者角色。     

美国环境文学中的环境正义主题内涵探析

环境正义是美国环境文学的核心主题,它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正义和人与人之间的环境正义.前者要求人类张扬自然的价值和尊严,突破经济主义价值现的羁绊,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樊篱,重塑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共荣;后者提倡代内环境正义和代际环境正义.     

在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之间——反思中国环境保护的制度工具

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是中国环境保护最为重要的两种制度工具,二者相互交织、共生共济,型构了中国环境法治的实践图景;环境法律政策化和环境政策法律化是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之间联接、互动的主要途径和方式;环境法律政策化应以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的功能"区分"为前提,实现环境政策对环境法律灵活性机能的补给与拓展;环境政策法律化则是以法律的稳定性持续彰显现代环境法治理念与价值的重要方式;囿于环境政策与环境法律在环境保护中的工具性局限,中国环境法治的未来发展应当走向以制序为基础的环境保护新格局。     

谈谈环境道德与环境法的双向趋同——环境道德的法律化与环境法的道德化

在当代环境法的发展中,有一种环境道德与环境法双向趋同的趋势,这种趋势以环境伦理的兴起与发展为现实基础,以环境道德和环境法的共生互动关系为理论依据.该趋势表现为环境道德的法律化和环境法的道德化两方面,这两方面辩证统一、构成环境法治的两个阶段,但并不能因此而将这种趋势绝对化.同时还应注意其在发展中国家有特殊的表现:即更多地体现为较低层次的环境道德的法律化;此外在我国环境法治建设中,环境法的道德化更是格外重要.     

环境伦理与环境美学

环境美学建立在环境伦理学的基础之上,但是它超越了人类与环境的那种对立的关系,而在人与环境的和谐统一中寻求精神上的愉快。环境伦理面对的是人与环境的抗争,对立是它的关键词,如何消除这种对立是它的职责;环境美学面对的是人与环境的统一,和谐是它的关键词,如何将这种和谐转化成精神享受是它的使命。     

环境何以为权利之体系论——以环境核权利与环境束权利为视角

生态文明入宪以及民法典的颁布，提升了人们对环境权的预期，但一定要避免环境权在论证中过度泛化的问题；要充分认识环境权不可替代的独特权利价值；识别出与环境有关的但并非环境权所独有的权利，明晰环境权的核心内涵；环境权的规范与社会功能导致环境权应被再次认真对待并加快其宪法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