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赋能碳减排的多重路径——基于中国省域的组态分析

文章首先梳理了数字经济发展赋能碳减排的作用机理;然后,建立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GMDH算法识别数字经济的不同维度中影响碳减排的关键因素;最后,考虑条件间的组合关联,收集2016—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组态分析,得出等效组态方案和因果结论。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赋能碳减排的过程形成了“数字技术主导型”“数字金融主导型”“产业数字化主导型”和“数字产业主导型”四条路径。江苏和北京是“数字技术主导型”路径的代表性省份,依托数字技术和产业数字化而产生先发优势。浙江、广东和上海是“数字金融主导型”路径的代表性省份,利用金融普惠性解决传统行业的融资需求,整合重组要素资源,研发数字技术和低碳产品。山东、江西和天津是“产业数字化主导型”路径的代表省份,推动解决低碳技术的应用与转化问题,形成低碳发展模式。福建是“数字产业主导型”路径的代表省份,依托较高的信息化水平实现碳减排目标。     

基于融合视角的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编制研究

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复杂性对构建数字经济卫星账户提出更高要求。本文选取了OECD、BEA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字经济核算框架进行差异对比,结合我国“加快推进数字产业 化、产业数字化”重要方略,明确编制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的测算目的是掌握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的作用传导机理和影响形成规模,从而决定基于数字技术对实体经济融合的视角定义数字经济产业和产品,将其分为数字经济基础产业和融合产业,以及数字产品和数字化产品,并据此识别数字经济核算界 限,尝试构建具备全面性、国际可比性的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的基础框架,设计了核心表式和相关总量指标。文章最后针对构建卫星账户的现实挑战,从政府、企业、社会层面提出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产业转型

文章把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探讨了数字经济、环境规制及二者的耦合效应对产业转型的影响,并基于2011—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产业合理化具有显著的负向促进作用,对产业高级化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环境规制与产业合理化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与产业高级化之间存在“U”型关系;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的耦合效应对产业转型的促进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鉴于此,应加快发展数字经济,重塑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同时应调整环境规制强度,激励产业绿色转型,助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数字内容产业国际竞争力比较

文章以“因—果”为逻辑框架,从核心竞争力、基础竞争力、环境竞争力、现实竞争力四个层面构建数字内容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依据相关截面数据,以2019年世界经济总量排名前20的国家为研究对象,对中国数字内容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行横向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目前仅是数字内容产业大国而非强国,综合竞争力水平在世界经济总量排名前20的国家中处于中游,与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的地位明显不匹配;政府政策不到位、产品竞争实力不强、产业基础设施薄弱、关联支持产业不完善、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是制约中国数字内容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主要因素。因此,需要从完善政策配套体系、推动企业持续创新、构建协同产业集群、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要素资源升级等方面采取措施,提升中国数字内容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     

中国数字经济产业的关联拉动效应研究

厘清数字经济产业驱动传统产业发展的“红利”效用,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研究议题。基于国家统计局2021年6月发布的数字经济产业分类标准：《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利用2018年全国投入产出表的样本数据,从投入产出模型视角测度数字经济产业在连接、平衡和带动传统产业发展的驱动效应。研究发现：从产业关联效应来看,数字经济产业的内乘数效应、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均高于社会平均水平,说明数字经济产业是促进经济“内循环”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数字经济产业前向关联大于后向关联,对下游产业的支撑大于对上游产业的拉动,属于要素驱动型产业;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与数字经济产业最为密切,是发展数字经济的主战场。从宏观经济效应来看,数字经济产业的产出效应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力引擎;收入效应和就业效应的带动作用还未充分释放,但与平均水平相差不大,一旦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完备,数字经济红利向外辐射,将为国民经济带来更强的收入和就业拉动效应。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提出加强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建设,降低“数字化”赋能成本;立足数字经济的主战场,打造数据要素...     

中国数字经济产业统计分类问题研究

数字经济在推动经济增长和转变人们生活方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然而,中国数字经济统计研究明显滞后于数字经济发展实践,这不利于相关部门监测数字经济发展和科学制定政策。本文系统梳理了数字经济的概念演进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美国经济分析局等国际组织和官方统计部门对数字经济相关产业的统计划分。结合中国已有相关统计分类标准,提出了中国数字经济产业统计分类,具体包括数字设备制造、数字信息传输、数字技术服务、数字内容与媒体、互联网应用及相关服务5个大类,共计22个中类、122个小类,并与国际上现有的相应产业分类进行了对比分析。本文可为官方统计机构建立数字经济产业统计分类标准、统计和发布相关统计数据提供理论参考。     

数字经济供给使用表:概念架构与编制实践研究

数字经济供给使用表是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的核心表式,具有统计协调和分析工具的双重作用,能够准确监测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规模及传统产业与数字经济的融合程度。目前,国际上对数字经济供给使用表的研究尚处于初期探索阶段,还未有国家编制出基于实际数据的数字经济供给使用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数字经济供给使用表的理论框架进行了前瞻性探索,但系统的数字经济供给使用表构建指南还亟待完善。本文首先从供给和使用层面构建数字经济供给使用表概念框架,界定数字经济特征活动的概念和范围,梳理OECD 划分的数字经济供给使用表中的产品清单和数字经济产业分类;阐释数字经济最终消费、固定资本形成、贸易活动的内涵和种类。其次,围绕“产品×产业×特征活动”三重维度,设计数字经济供给使用表整体架构、阐明其核心指标。再次,编制数字经济供给使用表实例,剖析编制流程、总结编制要点。最后,提出结论和建议。本文尝试完善数字经济统计核算体系,为提出促进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提供核算方法参考。     

数字经济与产业耦合共生发展：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1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与产业耦合共生系统,测度数字经济与产业耦合共生水平,采用核密度函数和Dagum基尼系数对其分布动态、区域差异和产业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经济与产业耦合共生水平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并呈现“双核独大”的空间格局;数字经济与产业耦合共生水平空间分布不均衡,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但总体上呈波动下降趋势,区域间差异是其主要来源;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耦合共生水平低于数字经济与服务业的耦合共生水平,存在明显的产业异质性。     

中国数字经济研究的计量可视化分析

文章以中国知网“CSSCI”数据库中2012—2022年相关文献为样本,借助CiteSpace软件分析数字经济研究知识图谱,回顾与总结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前沿趋势,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研究有如下特点：（1）研究热点可分为数字信息技术应用与创新、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升级与企业转型、数字经济赋能政府治理、数字人才培养与数字素养提升以及数据隐私保护与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五个方面;（2）研究趋势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探究不同维度上我国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平衡点与协调度,二是探讨全球数字化趋势下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数字贸易模式,三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高效数字协同治理体系。     

数字经济增加值结构与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数字经济的爆发式增长以及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逐渐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面对不断涌现的新平台、新业态和新场景，如何在数字经济涉及产业频繁变化的情况下准确核算数字经济增加值，完成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服务等数据投入要素和产业数字化这一产业融合成果的增加值结构分解，对于探索数字经济推动产业链现代化的路径、范式意义重大。文章采用产业范围界定与假设提取法相结合的“两步走”方法核算了全球50个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总量，完成了数字经济增加值结构分解，分析了三类数字经济规模对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增加值界定和理解差异是造成不同研究方法之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总量核算结果相差悬殊的主要原因；明确三类数字经济对实现产业链现代化多元目标的具体作用，有利于增强数据要素投入的靶向性。     

数字经济的统计界定和产业分类研究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力量,然而国内外尚无统一的数字经济定义和产业分类标准,亟需明确数字经济统计界定,统一产业分类标准,为进一步研究分析提供支撑。首先,本文在系统梳理数字经济狭义和广义定义基础上对数字经济进行了广义界定。其次,将其生产活动归纳为核心活动和应用活动两部分。最后,进一步构建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分类体系,将数字经济核心活动识别为数字设备制造业、数字产品贸易业、数字技术服务业和数字驱动产业4个大类、19个中类,将数字经济应用活动识别为电子商务产业、数字内容产业、数字金融产业、数字政府产业和 其他数字产业5个大类、24个中类,共计9个大类、43个中类。本文研究成果有望为完善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分类标准、制定产业政策和定量测算产业规模提供参考。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内在关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且这一作用存在动态持续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东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大地区与成熟型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产业空间集聚的渠道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产生促进作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提升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此,提出适度超前布局数字基础设施、打造区域产业联动网络、推进高技术产业“聚链成群”的对策建议,为扎实推进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提升提供助益。     

共同富裕进程中城乡“数字鸿沟”的检验与测度

发展数字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而弥合“数字鸿沟”成了发挥二者协同关系的关键所在。文章基于2011—2019年我国28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三级数字鸿沟”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显著提高了城乡居民整体收入水平,但这种积极作用并非动态均衡的,在数字经济发展早期确实存在城乡“数字鸿沟”现象,但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深入,城乡“数字鸿沟”开始逐步弥合,并且这种弥合效应在时间线上呈现逐步强化的趋势。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弥合效应存在显著的门槛特征,并因城市所处区位的不同和城市规模差异而表现出异质性。     

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效应识别与机制检验

有效的金融服务供给能够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活动,文章基于2011—2018年新三板上市公司数据,探讨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最大,使用深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小;数字金融对不同类别的技术创新表现出一致的促进作用;数字金融对非高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且对不同行业具有差异化的影响;数字金融会通过“外降”与“内增”途径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在影响企业技术创新上,数字金融与金融发展、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相互替代效应。现阶段,应从政策引导、产业升级、平衡发展及金融监管四个方面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带动作用。     

基于财富和生产双重属性视角的我国数字资本测度研究

数据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是国家基础性战略性资源。本文兼顾财富摸底和贡献衡量的双重需求,利用永续盘存法（PIM）新途径,系统测算1995—2021年我国数字资本的财富性资本存量总额、财富性资本存量净额、生产性资本存量和资本服务规模,继而分别刻画了数字资本财富积累的阶段性特征及其赋能经济增长贡献的变化趋势。研究表明：从财富积累特征看,财富性数字资本存量净额以21.12%的年均增速实现跨越式增长,表现出“加速–放缓–提速–阻滞”的四阶段变动特征。不同于其他类型数字资本的持续快速积累态势,融合数字软件资本积累更易受宏观经济形势的扰动。分行业看,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呈现出“三产>二产>一产”的逆向渗透格局,且显现出数实融合过程中“不均”“不深”的特征。从赋能经济增长贡献看,基于数字资本服务测算得到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呈现“升–降–升”的N型增长趋势,且数字软件资本逐步取代数字硬件资本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本文全方位地展示了数字资本“投资–消耗–积累–服务”的资本运动全过程,论证了将财富与生产双重属性置于同一资本测算框架的必要性,以及以资本服务测度资本投入的不可替代性。     

基于最新统计分类标准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但由于缺乏权威的产业统计分类标准,学者们一直面临"数字经济研究缺乏数字依据"的尴尬境地。文章基于国家统计局公布并实施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中的分类标准,对各省份统计年鉴的数据进行重新整理,利用熵权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测度了我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析了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的差异以及时空特征。研究发现,2009—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迅猛,各项子产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相比较而言,数字要素驱动业发展速度略低于其他三个子产业;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区域不平衡。东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明显优于西部地区,南方优于北方,而且区域不平衡有持续扩大趋势。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实证检验

在数字经济赋能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文章基于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采用熵值TOPSIS法测度2011—2019年我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根据测算结果探究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推动劳动技能结构向高级化演进,即对高技能劳动力产生的需求效应大于对中、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效应,且劳动技能结构优化是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渠道。随着劳动技能结构的升级,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呈现“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当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超过43.1560%时,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具有“跨越式”提升。     

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作为一类高融合性、高协同性、高成长性、高科技性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新动能。立足2009—2021年中国10个国家级城市群面板数据,借助双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政府治理转型均能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且要素市场化、政府治理转型在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不同数字经济类型对各城市群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且在空间层面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趋势。相比于大型城市,中小城市要素市场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偏小。另外,产业数字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存在显著单一门槛效应,即跨过门槛值后产业数字化方可显著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据此,提出构筑数字经济发展新生态、布局要素市场化配置新机制、构建区域协同发展新格局的建议,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新思路。     

数字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内在机制与空间溢出效应

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目标，共同富裕关系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而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尚待论证。为此，从理论视角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和空间溢出效应，并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研究期内，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共同富裕发展水平，且对共同富裕的推进作用具有正向“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中介机制分析显示，数字经济通过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和缩小“数字鸿沟”推动了共同富裕的发展。此外，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积极影响存在空间溢出特性。研究有助于阐释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共同富裕发展的动因、机制与效应，为中国共同富裕发展建设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及其核算研究

2003年,美国商务部的实证结果证明了数字经济的存在,在此之前,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对本国的数字经济状况进行核算。虽然我国的数字经济总量目前处于世界前列,但我国尚未对数字经济开展核算工作,这使得政策制定者缺乏相应的数据支持,国家对数字经济产业的政策也失去了针对性,从而导致我国数字经济在产业结构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文章从美国商务部的数字经济研究成果出发,针对我国实际情况设计了数字经济核算的基本框架,并且对核算工作在我国的推行提出了相应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