辖区经济增长绩效与省长省委书记晋升

目的/意义检验地方环境治理绩效对省级党政领导政治晋升的影响,以期窥探环境保护绩效考核制度的激励效应,为进一步优化地方环境治理和干部管理制度提供经验证据和政策建议。设计/方法考虑多维度的治理绩效,包括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治安和民生保障等,构建官员晋升的多重影响因素模型,并以1997～2017年发生职务变动的省级党政领导为样本进行回归检验。结论/发现任期内二氧化硫（SO₂）和工业化学需氧量（COD）的减排对省级党政领导的晋升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是在2007年之后,SO₂减排的影响大于工业COD减排的影响。地方GDP增长率对官员的晋升几率始终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在2007年以后大幅减弱,并且开始小于SO₂减排的影响。因此,以GDP为导向的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已经发生显著转变。     

基层副职官员的晋升激励:官员晋升的激励相容

追求晋升是官员最大的效用函数,如通过有效的晋升激励来鼓励副职官员努力工作,并认真接受正职官员的领导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党管干部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当前的官员晋升体制主要有传统的常委会任命制、公推公选制、考试选拔制、海推选举制等,这些都未能很好地解决副职官员在晋升中的激励相容问题。在遵守现行的有关法律和政策前提下,通过基于绩效的副职官员选拔制有助于克服以上障碍,实现副职官员工作努力中的激励相容。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环境税费污染减排效应研究

以环境税费为自变量,以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固体废物的排放量为因变量,以人均GDP和政府竞争为控制变量,构建省级面板数据模型,对地方政府环境税费的污染减排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城建税的污染减排效应较好,其他环境税费的污染减排效应不明显。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现有环境税费政策,扩大征税范围,提高税率;从长期看,应取消排污费,开征环境保护税,增强环境治理的针对性,充分发挥污染减排效应。     

财政分权、晋升激励与环境污:基于1997～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与传统的研究方法不同,文章从财政分权和政治晋升激励的视角系统分析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以我国1997 ～2010年30个省(市)环境污染面板数据为样本,探索财政分权、政治晋升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政府从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享有的收入越多,则工业“三废”排放量也就越大;(2)政府与企业之间寻租交易将增加地区工业“三废”的排放量;(3)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4)工业化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将分别起到增加和降低工业“三废”排放量的作用.     

财政分权、晋升激励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形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2010-2017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用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和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晋升竞争激励程度与债务风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两因素的共同作用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一结果为管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提供了思路。     

国家审计治理、晋升激励与经济增长绩效——基于2002—2013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态势举世瞩目,而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政府运行过程中,政府行为更多地取决于官员个人的素质和追求。因此,合理的官员激励和监督机制,是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制度保证。但现实情况是,官员晋升激励在促进可度量的经济发展指标不断增长的同时,却忽视了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经济增长绩效提升缓慢。基于2002—2013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从国家审计提高政府效率、优化官员激励机制的角度,可考察国家审计治理在增进地区经济增长绩效中的作用。官员的晋升激励越强,其所在地区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经济增长绩效越差,而国家审计治理则明显抑制了官员晋升激励对经济增长绩效的负面影响。国家审计在提升经济增长绩效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治理作用。1     

财政分权、晋升激励与环境污染：基于1997~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与传统的研究方法不同,文章从财政分权和政治晋升激励的视角系统分析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以我国1997～2010年30个省(市)环境污染面板数据为样本,探索财政分权、政治晋升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政府从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享有的收入越多,则工业三废排放量也就越大;(2)政府与企业之间寻租交易将增加地区工业三废的排放量;(3)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4)工业化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将分别起到增加和降低工业三废排放量的作用。     

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与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

通过建立一个多任务下的地方政府官员晋升激励模型,从中央和地方政府委托—代理关系的角度分析了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障缺失的原因,结论认为,以GDP为主的绩效考核机制下的晋升激励扭曲了地方政府应当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保障的职能,这是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障缺失的根本原因。     

污染减排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机制研究——基于门槛效应回归模型

选取2005—2014年各省份相关变量数据,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门槛变量构建产业结构与污染减排之间的门槛效应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模型存在单一门槛值45 342.981 3。以该门槛值为界限将中国区域划分为高经济发展和低经济发展两大区域,实证结果表明只有高经济发展区域北京、天津和上海才存在污染减排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机制,低经济发展区域不存在倒逼效应,并根据实证检验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CGE模型的产业结构调整污染减排效应和政策研究论纲

项目研究架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运用CGE模型,紧紧围绕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环境保护、污染减排协调发展的主题展开,结合宏观经济与行业发展的预测分析,设置环境账户与行业间分解关系,建立产业——环境CGE模型,并对行业调整的情景与政策组合进行模拟分析与优化选择,从而构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污染减排的政策体系与支撑体系.     

财政分权与晋升激励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瓶颈,依靠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这一问题,利用2000—2015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计量模型,基于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激励的视角,检验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1）单独来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2）在考虑财政分权这一制度背景的条件下,由于财政纵向失衡和地方官员“自利性”的行为方式,会导致环境治理政策的“缺位”,进而不利于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3）在考虑“唯GDP论英雄”的晋升激励机制下,会出现环境规制的非完全执行,进而抑制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4）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而且,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与官员晋升激励的调节作用也呈现相反的特征。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完善与促进地区污染减排效应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双重差分分析

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将污染防治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本文以2013年启动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切入点,探讨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在中国的减排有效性,运用双重差分法对2000—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试点地区的二氧化碳和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工业固体废物等三种工业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和人均指标都显著低于非试点地区,其中碳排放权交易对二氧化碳和工业固体废物的减排效果是逐年增加的,对不同工业污染物影响的动态效应存在差异。机制分析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通过能源结构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两种渠道影响地区污染物排放。本文的发现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利用市场交易治理生态环境的突出成效,为新阶段环境治理领域进一步推行市场型环境政策工具提供重要的启示。     

管理者激励:从激励效应到激励契约影响因素

管理者激励是否产生效应是管理者激励契约研究的前提,所以对于管理者激励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一直受到人们关注,然而这方面的研究却始终没有得出一致结论;进一步,管理者激励契约研究扩展到契约影响因素上,尤其是内、外部公司治理因素,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是目前研究的视角仍然更多地停留在公司层面,没有明确制度环境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对激励契约的设计、执行和效果缺乏系统分析;研究理论有待创新;研究方法还需改进.     

央企高管政治晋升预期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基于重污染行业的实证研究

选取重污染行业央企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手工整理其高管个人特征数据,实证检验高管政治晋升预期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重污染行业央企董事长政治晋升预期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显著负相关,支持政治晋升预期“消极效应”假说,但总经理政治晋升预期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影响不显著,说明“一把手”现象在央企较为突出。而且,地方政府环境监管力度越强,重污染行业央企董事长政治晋升预期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负相关性越显著,表明董事长在面临政治晋升机会时存在“风险规避”倾向;公司上市年限越长,董事长政治晋升预期对环境信息披露的负向影响越低,表明声誉“软约束”能发挥积极作用。     

产业结构调整与污染减排的演化博弈分析

产业结构调整是实现污染减排的有效途径,运用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对产业之间以及产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结构调整与污染减排行为进行分析。博弈结果表明：无政府干预下,产业之间的结构调整选择策略主要与其收益有关,但在政府干预情况下,产业之间是否进行结构调整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奖励或处罚力度。地方政府只有在收益大于成本时才会推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产业只有在利润大于成本时才会主动进行污染减排。     

以环境税治理雾霾的减排效果及减排成本——基于动态多区域CGE模型

建立多区域动态CGE模型,将中国划分为京津冀、环京津冀、中部、长三角、东北、西北、西南、珠三角和南部九个地区,并按雾霾严重程度划分为高污染地区和低污染地区两组。设定三种不同的模拟情景,从空气质量、硫税税率、减排成本、各行业总产出等多个维度评价政策影响。模拟结果显示：（1）在基准情景中,直至2030年九个区域的空气质量均无法达到国家一级标准,其中四个地区甚至不能达到二级标准。（2）当前环保法规定的硫税税率偏低,远低于减排成本,无法根本扭转雾霾问题。（3）减排的平均成本、边际成本与当地经济对能源开采的依赖程度高度正相关,东北、西北等富煤地区的减排成本最高,2030年边际减排成本可达50~70万元/吨。相对而言,珠三角和南部地区由于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均较低,减排成本处于九个区域的最低水平,2030年边际减排成本仅为30~45万元/吨。（4）硫税等环保税政策导致煤炭行业严重萎缩,在最严厉的模拟情景（B03）中,2030年煤炭总产出相对于基准情景下降70%以上。（5）在各区域实施不同政策的情景（B01和B02）中,高污染产业会由紧约束地区转向宽约束、无约束地区,即存在所谓的“监管泄露”现象。     

“十一五”时期污染减排效果的省际比较

对十一五时期主要污染物的减排效果进行省际比较,结果表明,虽然经济发达的东部省市污染减排任务比较重,但由于这些省市污染治理投入力度大,更好地执行和落实减排任务,因此,东部省市污染治理效果较为明显。与之形成反差的是,欠发达的中西部省区污染减排目标相对放宽,但其实际污染治理效果与东部省市相比仍有差距。各省市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是导致减排效果差别的主要原因,高污染高排放产业自东向西转移也进一步加大了中西部省区的减排压力。     

共享经济的节能减排激励制度研究——以我国《节约能源法》制度设计为视角

互联网技术与闲置资源的结合让共享经济迅速兴起,这一经济模式颠覆了传统商业模式,社会经济效益与低碳节能效益均十分显著。针对共享经济模式带来的新变化,借鉴域外实践经验,我国《节约能源法》应当通过制度设计将共享经济模式纳入节能减排激励范围,并从产权激励、财政激励及融资激励等方面完善共享经济模式下节能减排的激励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