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论纲

无论中外古今,无论宫廷与民间,无论主流与非主流,史学大多具有参与意识。历史学家应该积极地参与现实生活,但历史学家参与现实社会生活,主要是以史学来参与而非其他。因此,历史学家如要积极参与现实生活,首先必须积极参与历史生活,亦即走进历史,理解历史,把自己重新体验并赋予生命的真正历史奉献给人类。百对当代人类文明重物质轻精神的严重缺失,历史学家不应该保持沉默,更不应该无所作为。必须和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广大科技专家中的有识之士一起,共同纠正现今文明的缺失,并且用自己的学术精品,用自己的智慧与热情,营造健康向上的使人类免于继续沉沦的精神文明。     

"革命"与"历史"——刘大年史学观念研究

刘大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从"革命"与"历史"的视角考察,刘大年的史学观念的形成与民主革命和建国后以阶级斗争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环境直接关联;"文革"后刘大年所坚守的革命史学观念突出反映了他的学术定位和风格;以革命史学观念为核心理念的"革命史范式"受到"现代化范式"的挑战,但仍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寻找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已成为坚持这种史学观念论者们要解决的紧要课题.     

从"中国中心观"到"历史三调"

本文以柯文的三部被翻译成中文的著作为主 ,试图从历史本体论、“理论框架”、历史学家的作用及“局外性”等几方面简要探讨柯文的史学思想。柯文的史学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这三部著作便分别代表了其史学思想的不同发展阶段。柯文最初较多地接受了美国传统史学的影响 ,但到后来其著作中更多的显示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他认为历史是不可认知的 ,过去发生的历史虽然存在 ,但它已很难为后来的历史学家所认识 ,作为撰述的历史根本不同于实际发生的历史。柯文不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终极目标 ,他极力反对历史研究中总括一切的历史框架 ,认为理论框架是一种“必需的坏事” ,无之固然不可 ,有之势必遭殃。柯文强调历史学家的主动作用 ,认为历史学家的目标应该是尽可能真实地记录历史 ,但是历史研究中的种种局限却使得历史学家无法提供“原原本本的历史” ,只能提供“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柯文对于历史学家“局外性”作用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从强调其负面作用走向肯定其优点。     

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西方话语冲击下的中国史学理论

在古代中国,出于对官修史学种种弊端的不满,一些以私人身份撰史的历史学家提出了成为良史的标准,并对历史撰述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修辞与真实的关系、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价值中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进而形成了他们特有的历史观念。近代以来,出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中国历史学家开始大量引入西方历史理论,以创建一种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新史学,但同时也使中国史学处于与西方理论的紧张关系之中。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理论指导地位的形成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理论选择的多样化,并没有减轻中国历史学家面对西方理论时的焦虑感,即在运用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撰写历史和研究历史的同时,也逐渐意识到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有时并不能纳入到西方理论的普遍性框架中。对中国历史学家来说,既不必将中国当前的理论状况看作西方理论的延伸,也不必因为强调中国历史的特殊经验而将西方理论搁置一旁。理论的混杂性、与生俱来的旅行特征及其在穿越不同历史文化语境时所表现出的可变性和适应性,为中国历史学家吸收、借鉴西方理论,进而创建自己的史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西方学术与政治语境下的公共史学——兼论公共史学在中国发展的可行性

公共史学强调历史学家的公共责任,其所奉行的“共享解释权”和互动性思维等原则包含一种更为民主和包容的态度,对专业史学家所追求的“独立性”、“真实性”和“客观性”提出了挑战.同时因为多重身份的重叠,公共史学自身也面临诸多困境.在国内开展和推动公共史学必须对相关理论问题做出思考和厘正,尤其是“公共史学”或“公众史学”概念的翻译与定义、公共史学与“官方史学”、“私人史学”之间的关系、公共史学的种类、“公共空间”和“公众社会”的有效存在,以及历史记忆与新公民社会构建之间的关系,等等.     

史学

一、在史学宏观理论研究日益被重视的今天,历史科学正越来越趋向于摆脱脱离现实的状况.近期发表的下述文章,论述了史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1、齐勇锋的《史学家应当重视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见《光明日报》1986.5.21)一文认为,史学要赶上时代步伐,就必须重视对现实问题的研究.除了考虑学术价值外,首先应考虑社会价值,要做到这一点,历史学家必须认真研究并深刻理解现实.其次,历史学家必须依靠他们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认识,提出与迫     

从"叙事"到"在场"——论安克施密特史学理论嬗变及其意义

从1983年<叙事的逻辑>出版为起始,安克施密特先后提出了"叙事实体"和"历史再现"理论,对海登·怀特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做出了积极的响应.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过十多年的思考和酝酿,安克施密特精心构建了一套旨在超越叙述主义的"历史经验"理论.随后,在与古姆布莱希特和鲁尼亚等人的对话中,他又在其先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在场"概念的看法.我们不妨谨慎地预期,"经验"和"在场"概念如果不能独立构筑一个新的史学理论范式,起码也会成为新范式或新话语中的     

中国史学与现实关系研究二十年

199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与现实关系研究和探讨的主要内容包括:一、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主要涉及史学为什么要面向和服务现实、史学服务现实的特点、史学与现实的互动关系等.二、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主要包括史学是否要服务政治,史学服务政治时如何保持学术独立性,史学服务政治的特点和方式.三、对史学脱离现实原因的反思,或者认为是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所致,或者认为是史学自我的学术封闭造成的,或者认为是未能正确认识史学的性质、任务和服务现实的方式与原则所致.四、关于史学的价值与功能,主要涉及史学价值与功能的构成及特点,史学的人文价值及社会功能,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关系等.与1980年代相比,这一时期的研讨结合新的社会条件和学术进展,拓展了研究的范围和内容,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重要的理论进展,但不少基本理论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在实践上仍然未能很好解决.     

刘大年史学研究述论——一种基于学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考察

刘大年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回望他的一生学术历程,关注现实、服务政治是其史学研究的主要动力,以史论政、援政入史构成刘大年史学著述最突出特色。刘大年的史学研究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比他早或比他晚的,大概都没有像他那样把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那么明朗、那么紧密地联在一起的。刘大年史学堪称成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结合的典范。     

历史等于历史学:海登·怀特治史主旨简述

作为名闻遐迩的当代史学思想家,海登·怀特在最近二十年来已经引起了史学界许多人的注意,中文学界也不例外,但现有的著作比较侧重分析他的论著,特别是《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的内容及其影响。其实,怀特的治史路径有着几个明显的转折——怀特并不是一开始就想成为一个史学理论家,而是想成为一个"正宗"的史学家,但他自学生时代起,又受到老师威廉·博森布洛克的影响,寻求一个经世致用的理想。他的这一追求称得上一以贯之、始终不渝。怀特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史学理论,通过历史书写中"叙述"的功用,写作包括《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在内的许多论著,为的是实践这一理想,让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形成积极的互动。而到了晚年,怀特又探讨超越"叙述"的新路径,以求历史学展现"实用的过去"。怀特的思想遗产既在于他所提出的理论,亦在于他在革新历史学性质、观念和方法上所做的不懈努力。     

清高宗与章学诚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透视清朝"盛世"史学的价值取向

清高宗与章学诚同生活于传统文化大总结的时代,各自对史学理论多有探讨,分别是官方和私家对传统史学思想总结的代表者。将二人的史学见解予以比较,很有学术意义。他们的具体史学主张各有特色,而在大的原则问题上极其近似,这可以透视出清代"盛世"史学的价值取向,即贯彻纲常伦理准则、官方主导方向、提倡经世致用宗旨。清高宗与章学诚都善于在已经陈旧的史学体系中,提出翻新花样的设想,当时堪称创新,而从长时段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实为加固了传统史学的旧有轨道。因此,当时无论官方还是私家对史学思想的总结,不仅没有带来史学体系的嬗变和突破,反而更严格地束缚于传统政治文化的躯壳之内,其负面作用不容忽视。     

关于史学理论和史学评论问题——访周溯源编审

本文以访谈形式，通过介绍周溯源编审个人的学术道路和他对当代史学思索的看法，希望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关注史学理论和参与史学评论。     

“公众史学”的理论基础与学科框架

"公众史学"是指公众在反思自我历史意识和历史认识生成的情形下所进行的历史表现与传播。在新媒体急剧发展、自媒体传播渐成趋势,而公众对历史知识的渴求日益增强的状况下,职业历史学家面临着两种路径的选择:或者是自觉地反思和分析自我历史认识、历史意识的形成过程,扬长补短,成为"公众史学"的参与者或引导者;或者是继续保持"圈内人"并且只面对内行的身份,等待公众这些"圈外人"或外行在新型知识传播方式下自我提升,然后被取而代之。以学术学科的建制与专业性眼光来建设"公众史学"学科乃当务之急。人们可以在历史认识形成过程研究与分析的基础上,超越国外"公众史学"学科建设在理论设计上的零散性;同时,充分考虑自媒体传播的趋势,结合史德、史学方法论、跨学科交流、实务操作四个层次进行学科框架设计。历史知识的公众生产与传播既可以促成社会的有序和健康,也可以导致社会的混乱和病变;在自媒体传播状态下,"历史"的这种双刃剑功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转换。因此,有必要对公众参与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做出战略性思考,尽可能使之形成一个可控而又开放的健康环境。     

历史的重写与史学史的超越

史学史首先给史家提供了一种认识历史的观念框架,其次给史家提供了一套写作历史的程序和技巧,最后给史家提供了研究历史所必需的史料。一旦摆正历史学家与史学史的关系,重写历史就有了可能。在这里,史学史之于历史学家已不单单成为一种具有内在约束力的特殊传统,而且成为一种具有现实开放性的生存方式     

当代西方历史哲学一览

如果说怀特关于叙述文本的分析主要取径于文学理论中的叙述学,当代历史哲学另一重量级人物,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思想史与史学理论教授安克斯密特的史学思考则更多体现出与作为当代西方主流的语言哲学的对话关系,这从他的处女作《叙述的逻辑》的副标题“历史学家语言的语义分析”即可窥其信息。     

焦Hong的史学思想

焦竑是明代后期的著名学者,其著述中包含了丰富的史学思想,体现了他对一系列史学问题的看法.在刘知几"史学三长"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史职"说,拓宽了对史官外部条件的要求.同时,他也发表了对史馆修史、史料收集、修史原则的看法,构成了他的历史编纂观点.在目录学方面,焦竑继承了前人的成就,在分类上有所新创,形成其独特的目录学思想.此外,焦竑对历史考辨的态度以及所运用的方法,也对传统考据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现代史学视野下的胡适——从唐德刚相关言论出发的讨论

"中国传统史学"、"新汉学"与"新史学"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三大形态,三者的优劣比较也构建了评判20世纪中国史学的多视角坐标。通过此坐标可发现,胡适尽管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史学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关键的历史学家之一,但他却未能完全冲出种种束缚而带领中国史学健康发展。个中原委,在于胡适的史学研究存在着忽视对历史本身的探讨、偏离世界史学发展主流、严重的门户偏见等局限。这些局限不仅制约了胡适自身学术成就的取得,也阻滞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健康转型。学界在对胡适的史学贡献及遗产重视和继承的同时,对于其局限,不仅重视得不够、反思得不够,而且改正得也不够。时至今日,中国史学再一次面临关键的转变,我们需借助对胡适的深刻反省,为当代中国史学发展寻找有益的借鉴。     

清代乾嘉时期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不仅官方史学繁荣鼎盛,私家历史考据也精深广博,在编纂史书、理论阐发、历史考据、文献整理等方面皆超越往代,是传统史学大清理、大总结的阶段。近代以来,学术界在评价乾嘉学术时,多称其时考据学独领风骚,事实上,所谓的"乾嘉史学",应当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总合,而不能仅仅关注私家之历史考据。官方与私家史学之间,有挤压,也有竞争,但以相互补益为主,史学思想与历史观念也趋向于一致。但是,这种"盛世"史学的繁荣,却增强了传统史学思想体系拖延转型的力量,并不利于长时段史学的发展。中国近代史学的产生,之所以滞后于鸦片战争多年,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现实关怀下的学术实践——读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20世纪的历史学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叙事史学,而转变为问题史学,强调的是研究主体对研究对象的解读和分析.它以受众对历史文本进行多维互动的阅读为基础,以能够激发受众理解当下的生活为主要目的.就历史研究主体而言,"理解"实质上是他或她对现实生活的某种关怀方式,研究行为则是主体参与社会实践的具体方式.美国二战后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对反智主义的探源、梳理和分析,就是建立在对50年代美国社会生活的深度思考基础之上的,并较好地处理了现实关怀与史学学术性根本原则一真实性一之间的关系.     

"五四"时期唯物史观传播热潮的时代特点

本组笔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探讨.李根蟠认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陈其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张越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唯物史观所起的作用重大,意义深远.王志刚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即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张利认为,范文澜在历史评价问题方面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张剑平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许殿才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邹兆辰则认为,在中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善于分析与借鉴,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