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家集团多重博弈研究——基于国际公共品视角

全球气候变化形势日益严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全球气候治理最重要的行动纲领与合作平台。研究了全球气候治理中存在的国家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关系,尤其是发达国家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集团之间、各集团内部所存在的多重博弈与重复博弈,并分析了气候基金中存在的联盟博弈和子集团的权力大小关系。必须合理分配各国温室气体减排责任,并落实发达国家承诺的资金与技术支持。     

《巴黎协定》中的国家自主贡献:履约标准与履约模式——兼评《中国国家计划自主贡献》

提交国家自主贡献是《巴黎协定》规定的一项缔约方义务。从履约标准上看,《巴黎协定》对全体缔约方采取的是行动标准,即减缓和适应,而对发达国家缔约方采取的是"行动和支持"标准。在履约模式上,《巴黎协定》采取"国际总目标—国家自主—国际评估—减排差再分配"的路径。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法律义务主体不同的是,《巴黎协定》给缔约方施加的国家自主贡献通报义务,是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缔约方必须履行的国际法律义务。我国在2015年提交的《中国国家计划自主贡献》的内容满足《巴黎协定》中的法律标准。     

国际碳减排合作的博弈论分析

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谈判与磋商的平台日趋多元,这为将来国际碳减排合作增加了诸多可能性和变数,联合国第十九次气候变化大会的结果充分说明了这点,各方仍未达成满意且有实质性的全球减排目标。博弈论是一个研究国际环境问题的有效工具,通过它可以有效分析国际碳减排合作中国家的战略行为,进而解析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可能的解决途径。本文首先构建信号博弈模型,将博弈主体对待环境的态度分为强弱两类,分析了国际碳减排合作的基本特征和存在的问题,由于发展中国家往往是弱环境偏好的,不能让它们承担先行者的责任,因此在国际碳减排问题上,发达国家能否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是合作形成的前提保证。为了解决国际减排合作中的搭便车问题,本文借鉴Carpenter et al(2009)所建立的公共品供给模型,引入惩罚机制,分析了影响国家搭便车的因素,结果显示惩罚机制可以有效解决环境保护中的"囚徒困境"问题。     

京都议定书提供的“选择性激励”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以减缓全球变暖趋势是整个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重要环境问题。由于国家在温室气体减排过程中需要支付巨额经济成本,且全球大气资源具有典型的国际公共物品特征,因此为了克服各国“搭便车”的倾向,国际社会需要制定新制度以促成有效的集体行动,保障国际公共利益。文章从国家行为体理性、自利的角度出发,借用了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的理论框架,以2005年2月正式生效的《京都议定书》作为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提出为解决全球公共问题而设计的国际制度,吸引行为体加入的关键在于它能否有选择地为不同类型的成员提供单独的激励因素,而不仅仅是国际公共福利本身。     

气候变化“自下而上”治理模式的 优势、实施困境与完善路径

《巴黎协定》“自下而上”的模式开启了气候变化治理的新篇章,它创新了减排义务分配方式与减排模式,通过全球盘点机制保障国家自主贡献不断提升,参与主体广泛,具有更强的包容性与适应性。它打破了气候变化治理僵局,将所有缔约国纳入到强制减排队伍中,对减缓气候变化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也面临着实施困境,如制度安排较为松散,欠缺强制约束力,主体参与的广泛性与行动力度之间难以协调等。因此,应通过为发展中国家实施减排行动设置“过渡期”、采用复合标准确定减排责任的分担、加强“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模式的结合、打破国家与区域利益的偏见、加强国际合作等路径加以完善。     

UNDP的碳预算目标能够达到吗?

"京都议定书"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发达国家主动减排温室气体,但通过对主要发达国家2004年与1990年温室气体排放水平的比较,发现发达国家并没有履行"京都议定书"的承诺,而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同期急剧增加,全球气候环境形势日益严峻.数据分析表明,世界经济的发展是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的格兰杰原因.在当今各国政府主要致力于各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要想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以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下降,达成UNDP 的21世纪"碳预算"环境目标相当困难.     

“一带一路”伙伴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资金需求评估研究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走到了关键时刻。中国在双碳目标下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和建设绿色“一带一路”,资金问题是关键挑战之一。根据“一带一路”伙伴国家接受气候投资现状,基于65个伙伴国家最新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报告,定量分析其气候资金需求并进行合理性评估。经测算,“一带一路”伙伴国家到2030年累积减排总量为9148Gt CO2-eq,减缓和适应资金比例约为5∶3。通过构建成本核算模型,计算出“一带一路”伙伴国家碳减排平均成本为7475美元/t CO2-eq,气候变化资金总需求约为1144万亿美元,而根据UNEP每单位合理减排成本标准计算,“一带一路”伙伴国家合理资金总需求应为585万亿美元。为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与开展气候国际合作,伙伴国家应进一步完善国家自主贡献报告(NDC),提高气候资金需求合理性,形成和实施“一带一路”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战略,促进伙伴国家系统性开展气候治理,努力实现15℃/2℃全球温度控制目标,为落实巴黎气候协定和走向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     

中欧气候变化治理利益格局比较及对策分析

全球气候治理关系到世界各国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国家利益决定一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立场,成本与收益的激励决定一国在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中的态度。欧盟与中国在气候治理中的不同表现是基于各自在发展阶段、能源结构、贸易结构等方面的国情不同导致的不同的节能减排成本与激励水平。推动全球气候治理需要有效的国际合作,应加强气候问题的科学研究,促进节能减排的技术推广,避免国际合作中的泛道德化和目标过高等倾向。     

从履约角度谈《京都议定书》的争议解决机制

为了探究国际能源消耗纠纷的解决机制,比较了<京都议定书>争议解决机制的几种和平解决方法,考察了<京都议定书>的履约情况,认为<京都议定书>表面上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协议.实质上是各国对能源消耗控制的协议,争议解决机制中的和平解决方法对解决在能源消耗中各国之间的纠纷,促进世界稳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贡献度视角下的生鲜农产品共同配送成本协调策略

共同配送合作成员对联盟的贡献程度直接影响成员的获利能力.生鲜农产品共同配送作为共同配送的重要方面,基于生鲜农产品的特殊性,从共同配送中的联盟成员个体资源贡献、联盟地位差异贡献以及承担运送风险贡献三方面探讨生鲜农产品共同配送成本分摊的协调策略.其中,个体资源差异性通过Banzhaf权力指数体现,联盟地位探讨了具有交流结构和优先联盟两种情形,都刻画了联盟中的"话语权".由此可知,保障联盟的稳定发展可从联盟合作文化、监督制度建设和风险控制方面综合决策考虑.此研究可在一定程度解释当前农产品共同配送剩余成本分享中的差距悬殊现象,也从贡献与收益关系视角提出维持联盟稳定的综合政策建议.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球气候治理难题的破解之道

全球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合作治理是应然需求。然而,人类行为对气候的破坏、气候灾害的流动性增加了跨国治理难度,特别是受全球气候治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领导力匮乏等因素影响,全球气候合作治理仍面临难题。面对新形势与新挑战,中国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破解全球气候合作治理难题的路径选择。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理念、新思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主张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治理、坚持实践导向,将推动各国以合作共赢为共同体意识,加快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积极承担节能减排主体责任,助推国际社会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维护国际气候公平正义,实现全球气候善治。     

贸易措施在减排温室气体度安排中的作用

贸易措施是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措施的重要部分,它也将是2012年后的后《京都议定书》安排中所必然采取的措施之一。在以市场为基础的减排温室气体的模式中,限制和贸易(cap-and-trade)是能够比较灵活地包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利益而且对全球减排量予以稳定控制的模式;碳税作为另一种更加节省成本的经济措施,将在一些区域或者国家之间得到实施。限制和贸易模式的实施机制,如清洁发展机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改革和完善。能够实施广泛参与的多边机制应该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共同的努力目标。     

主持人语

<正>《巴黎协定》的达成标志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已经进入到了全新的阶段,同时为国际社会开展碳减排行动提供了法律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国应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碳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是达成碳减排目标的要举,同时也是落实《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的重要方式。我国各级政府、企业主动通过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推进气候变化立法等一系列措施来加强碳减排。2012年,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应对气候变     

试析南斯拉夫党和国家对外政策

南共联盟十三大提出,南斯拉夫党和国家今后将在国际斗争中牢牢地坚持铁托制定的对外政策,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发展平等合作关系,积极支持各种进步的政党和运动,努力解决世界遇到的所有问题和争端,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做出贡献。为了加深理解这一原则立场,我们有必要对南斯拉夫党和国家的对外政策,从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加以分析。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南共联盟致力于建立党际平等关系南共联盟一贯坚持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和尊重各自差异的原则立场,主张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之间建立民主的平等的健康关系。因此,他们认为,各国     

《京都议定书》的集体行动困境

20世纪末期，气候变暖已经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京都议定书》就是国际社会为防止全球气候变化做出的积极行动。由于其成员的广泛性与多样性，各成员对于《京都议定书》这一国际集体行动承担了不同的行动成本，各国的收益也有较大差异。笔者试图利用奥尔森的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京都议定书》面临的集体行动的困境，虽然其自身提供的成本-收益分担机制和选择性激励机制能够分担不同国家的履约成本，在增进全球公共利益的同时，增加各成员个体履约收益，但同时还需要外部的激励机制，以提高发达成员履行其国际义务的积极性，促成《京都议定书》的有效执行。     

论哥本哈根协议的法律价值——兼论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法律措施的完善

《哥本哈根协议》坚持并维护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巴厘岛路线图的授权和双轨制谈判进程,明确了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与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的权利义务,强化了发达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的法律规定,积极维护了发展中国家在减缓行动的衡量、报告与核查方面的基本权益,确立了将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工业革命以前2℃的长期行动目标,在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大步,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法律价值与行动指南意义。落实哥本哈根会议承诺,中国应积极完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法律措施。     

中国气候领导力的突出特点、呈现方式及全球影响

领导力对全球气候治理具有重要作用,推动了联合国气候制度的建立和演变,促进了气候条约的履约和遵约。但仅以温室气体减排为衡量依据、从“领导者—落后者”视角出发的对立性领导力概念无法反映各国在适应、资金、技术及合作上的表现。因此,本文引入关系性领导力概念解释中国的气候领导力。研究发现,中国气候领导力具有互容性、互惠性和融合性特点,将气候治理与社会发展紧密融合,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等互利地开展谈判和行动,并结合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两种模式参与气候治理。总体上看,中国通过国内目标管理和低碳行动、国际互惠合作和气候援助等方式展现气候领导力,赢得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认同。相对而言,中国气候领导力兼顾气候与民生、公平性与可行性,明显区别于崇尚规则的欧盟领导力和依赖结构实力的美国领导力,这种区别于欧美“绿色霸权”的特点促进了联合国气候制度的公平合理与合作共赢,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推动集体努力不断接近《巴黎协定》的治理目标。     

“气候变化”:从科学到政治

人类有关气候变化的认知逐渐成为一个科学问题。由于为了延缓气候变暖必须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排放权的分配便成为一个事关各国(国家集团)切身利益的政治问题,各国因此展开了艰难的博弈和谈判,气候政治登上了国际舞台。在后哥本哈根时代,美国的气候政策发生了比较积极的变化,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加大了自主减排行动,人们不得不接受只能在现有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中最大限度地谋求气候合作的愿景。作为最大的排放国,中国的经济转型、科技创新与对外权益诉求的政治智慧更加引人关注。     

论气候变化后京都安排应设定中期减排目标的原因

＂巴厘路线图＂的绘制标志着气候变化后京都安排正式启动。不少发达国家为了规避承担继续率先减排的义务,极力反对后京都安排设定中期减排目标。但是,来自科学、法律等五个方面的理由显示必须设定中期目标,以降低气候变化带给人类的巨大风险。     

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前景探析

《京都议定书》第4次缔约方会议计划在2009年底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就2012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达成新的全球协议计划,但是能否顺利地达成新协议的预测则比较困难,后“京都”时代的前景依然模糊原因在于：一方面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协议显然没有给涉及到众多国家利益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谈判留出足够的时间;另一方面,现实中很多阻碍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地解决,如各方利益分歧难以协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得不到彻底的落实、《京都议定书》内容的缺陷、理论上的争论不休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因此,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仍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