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太宗在骈文上的创新

唐太宗不但在政治方面开创了有名的贞观盛世,更是当时的文坛盟主,在文章方面亦颇多创新之举。他不但以实践者的身份在题材、内容、句式骈偶、用典等方面对六朝骈文旧习有所突破,并且提出了新的文风标准,其个人作品也颇有文采,这些情况均标示了唐初文学的渐变趋势,也表明了唐太宗在骈文发展史上的一席重要地位。李世民的文章题材广泛,内容充实,情感真切自然;为文骈散兼用,事典熟悉,使文章更为通脱流畅;反对六朝绮艳文风,倡导为文要庄和典丽,文章颇富文采。这些都对当时骈文乃至整个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唐太宗的“富二代”是如何垮掉的？

如果要咱老百姓举出中国历史上最贤明的君主,唐太宗恐怕是不二人选。不过,唐太宗却不能把治国的贤明用到父子关系上去。头任太子李承乾从一棵好苗变成一头魔兽,乃至意图篡逆。李世民因此被史书数落：贤明如此却不了解儿子!     

唐太宗用人之道与唐初政治结构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太宗李世民则是唐初的杰出政治家。他在任期间,励精图治,使唐初社会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贞观之治”。李世民的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能面对残破局面,根据唐初政治结构的特点,大刀阔斧地进行机构改革,精兵简政,选用廉洁官吏,使社会经济很快发展     

“贞观之治”在于谏

<正>公元626年8月,唐朝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次子李世民登基,年号贞观,史称唐太宗。李世民面对经过严重战乱破坏,社会经济凋敝不堪的局面,励精图治,在不长时间内,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国家逐步强盛的景象,使贞观时期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历史把他当皇帝这一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贞观盛世"出现,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而李     

以史为鉴 励精图治——读《贞观政要》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在位的二十三年(公元627—649年)政绩卓著,历来为史学家所称顷,被誉为“贞观之治”,是我国封建社会里最为突出的太平盛世之一。唐人吴竞编著的《贞观政要》分类编撰了贞观年间唐太宗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的问答、争议和大臣的奏疏,以及政治上的设施等。它和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有关贞观政事的记载相比较,更为详细,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关唐太宗和唐初政治的重要资料。我们认为对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广大中青年干部来说,这是部很值得一读的史书,是可以从中受到裨益的     

大唐名相 房玄龄

房玄龄，别名房乔，公元578年生，山东淄博人，进士学历，初任隋朝末年县处级的羽骑尉、隰城尉。李世民秦王府县处级的记室参军，唐朝建立后，历任副国家级的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司空等职位，受封梁国公爵位。唐太宗东征高句丽时。他留守京师总理国政。     

唐太宗为何竭诚纳谏

唐太宗的求谏、纳谏,一向被传为美谈。论者无不肯定他这方面的高尚品质,这没有不对之处。可是,唐太宗为何如此卑躬屈膝地听取巨下意见,论者多归之于他对“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深刻理解和认识。我们认为这是不全面的,没有点出其要害,唐太宗那样做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的。那就是,他的行动是和他面临的处境有着密切关系的。唐太宗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在玄武门亲手射杀长兄李建成,夺得帝位,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     

毛泽东与公文写作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以宏阔的视野,敏锐的思维,求实的态度,广博的学识,并熟练地运用民族的语言形式,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写下了大量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著作”,当然,也包括他的公文写作。新版《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所收入的毛泽东的重要公文著作就有六十多篇,这些虽然都写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但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典范。研究“毛泽东与公文写作”这一课题,不但是因为这些著作所包含的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有普遍意义,而且对目前和今后仍有指导作用。     

修辞在公文语体中的应用

公文,是人们处理事务时具有一定格式的文件总称。它包括党和国家机关的文件、法令,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合同、规章、总结、汇报、报告、协议书、保证书、广告、启事等等。它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之间起联系、传达的作用,它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广泛而密切,因而,公文语体的实用性和时间性很强。这就决定了公文语体以实用为目的,主要是采取叙事、议论、说明的表达方式,不追求抒情和描写,不追求语言的艺术化。另外,叙述应事例典型,内涵丰富,叙事说理时文笔善于变化,灵活得体,从而收到生动,准确的效果,显示出事理分寸程度的不同。所以,公文语体的修辞方式是和它的语体风格,语言特色密不可分的。修辞对形成公文语体起着积极的作用,同时,公文语体又决定着它的修辞。公文在语体风格,语言特色方面     

论魏徵的治国方略

魏徵是唐朝杰出的政治家和著名学者,他对初唐国力的恢复与社会政治的清明作出了贡献。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徵在治国大事中配合默契,相得益彰,是“贞观之治”开明盛世得以出现的重要原因。治理国家历来是政治家与关心国家大事的有识之士思考的重大问题,魏徵关于治国的许多言行已成为以后诸多有识之士的借鉴。他深刻指出,德、礼、诚、信为治国大纲,关系治国成败;居安思危,特别强调朝廷与其下属百姓关系的和谐;考察官员的实际政绩,由其政绩优劣来决定对其升降;帝王能听进逆耳忠言,大臣敢进谏逆耳忠言,均很难做到,但对治国关系重大。     

刘秀的文学创作及其成就

汉光武帝刘秀,本人为太学生出身,博览经学,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擅长应用文撰作,其诏令及交际文牍颇注重文辞,较少＂浮词虚语＂。严可均《全后汉文》辑有刘秀113篇文字。由于其伟大历史功绩的遮掩,后人较少注意其文学撰作方面的才能及其成就,但他的一百余篇诏令及文牍足以使他在汉代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声调渐响”——论张说对初唐渐盛时期七言歌行的贡献

张说是推动七言歌行由初唐婉转流丽的风格向盛唐拗峭劲健的风格过渡的桥梁式人物。他对七言歌行的贡献不可小视。文章从题材、情感、所势、声律、句式、结构几方面论述了张说对唐代七言歌行发展的贡献     

永贞“革新”与中唐文人刘禹锡、柳宗元及韩愈

发生在中唐顺宗时期的王叔文、韦执谊的短期执政,一直被当代史学界美化为“革新”,然依据史实,王、韦的所谓“革新”,实则有名无实,其政治眼光既缺乏远见,执政粗莽,且个人品质亦甚低下,其“暴起”领事,失败在不旋踵之间,是意料中事。中唐文人刘禹锡、柳宗元固锐于进取,但终因遇人不淑,且个人较少把持,年少轻狂、未识几微,一味盲从,终为其所累。柳一贬不起,郁郁而终;刘虽获永年,仕进道途亦从此一蹶不振。皆令人为之洒一掬同情之泪。反映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则是浓厚的王、韦“情结”和或激愤、或感伤的色彩。中唐另一文人韩愈因撰写《顺宗实录》,对王、韦新政及刘、柳多所批评,又长期被视作政治上的保守派。“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社会学”;明乎此,我们方可对刘柳作品作出深刻解读,对韩愈《顺宗实录》作出正确评价。     

试论郝经文学创作的渊源与造诣

郝经以理学著名,对其文学成就与文学史地位历来较少注意。文章以郝氏文论为主并联系其各体文学方面的创作实践,探索其文学创作的渊源及其艺术上所达到的成就,指出郝经以金代中期以来形成的"国朝文派"为其文学基础,并上溯到以北宋中期文学为下限的整个古代文学传统,对宣和以下的宋代文学则有所贬抑,隐含有以金元文学为正统的文学史观。郝经同时继承宋金时代理学与文学两方面的传统,重视诗赋文章的艺术表现,注重才情,表现出气格与法度并重的创作倾向。其古文继承唐宋古文家的思想与艺术传统,古体诗与辞赋则追仿汉魏六朝的风格。郝经作为一个处于复杂交错的政治、族群及文化背景中的文学家,是十分值得研究的。     

《全宋词》章谦亨小传订补

南宋词人章谦亨,《宋史》无传,清陆心源《宋史翼》亦未之补。《全宋词》章谦亨小传因属草创,故较简略,且有若干讹误,兹予订补。要点有：谦亨,湖州（或“安吉州”,即今浙江湖州一带）人。生于宁宗嘉泰元年（1201）以前。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扬州泰兴县（今属江苏）令。理宗绍定元年（1228）至四年（1231）正月,知信州铅山县（今属江西）。理宗端平元年（1234）五月,已干办行在诸军审计司。理宗嘉熙三年（1239）六月前,已知衢州（今属浙江）。六月,兼提点两浙东路刑狱公事。十二月,直秘阁、提点两浙东路刑狱公事、兼知衢州。是年,阶官已至朝请大夫。四年（1240）十一月,与宫观。     

比物征事 苦心孤诣——李长吉《马诗》初探

李贺是中国诗歌上的卓异之才,在中唐诗坛独树一帜。他生活在混战分裂的唐代中期,怀才不遇,抑郁早逝。他憎恶黑暗的现实,向往光明和幸福。他的诗,对现实生活有一定程度的揭露和批判,但在广度和深度上又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艺术上,其诗力求新奇诡异,洋溢着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以鲜明生动的形象、巧夺天工的构思、瑰丽多姿的语言、光怪陆离的技巧使人目眩神摇,应接不暇。本文试图从其23首《马诗》入手,简析其中的寄托寓意,以见作者的苦心孤诣。     

《唐鉴》成因及其史学地位探析

北宋中期的唐史研究热潮为《唐鉴》的撰写营造了一个有利的氛围,热潮中涌现的一批唐史著作为《唐鉴》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者扎实的知识积累是《唐鉴》得以撰成的基本保障,参与编修《资治通鉴》并与主编司马光发生意见分歧是范祖禹决定撰写《唐鉴》的直接原因。突出的鉴戒思想、浓厚的史评色彩、独特的编纂体例、精辟的论断以及封建正统思想是《唐鉴》在当时和后世受到亲睐的重要原因。     

论龚自珍诗歌的复与变

文学创作的成熟,表现在作家对复变关系的自觉把握上,作家在文学史的位置也往往决定于此。龚自珍在诗史上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定位,这与对其诗歌的复变关系尚未作出很好的研究有关系。龚氏的整个学术文章,都体现出逆今复古的特点,龚诗是对清代盛平诗风的一种逆反。其个人在诗学方面的主观祈向,是超越明清甚至部分地超越唐宋,向汉魏六朝乃至诗骚的艺术精神回复。在这种艺术观念的主导下,龚氏在诗体、诗格、诗法方面,都作出了创新,或者说以复古为创新。     

刘将孙生平创作考论

文章根据刘将孙的文集《养吾斋集》,对刘将孙的生平仕履进行了考辨,揭示了其中年出仕、晚年蹭蹬的仕宦经历;对刘将孙的文学思想及诗文创作成就进行了总体的研究,认为刘将孙论诗主"性情"与"辞达",有纠正江西流弊的意义;其散文风格畅达奇崛,诗歌风格多样,作品开"铁崖体"风气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