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郭象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郭象是魏晋时代重要的哲学家,现存研究他的思想的重要著作是他的《庄子注》。对他的哲学体系的分析目前有着不同的看法。冯友兰先生认为郭象的“祟有”思想是唯物主义(《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27页、66页)。《中国思想通史》的作者则认为郭象在“迹”之后虚构了一个“所以迹”的物自体,因此他的哲学是唯心主义的(该书第3卷第230--233页)。这两种说法都有一些根据,但也都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须待讨论。前者似乎只是看到郭象哲学思想的特点的现象;而后者则似乎忽视了郭象哲学思想的特点。本文试图就郭象     

冯友兰英译《庄子》之义理源流——以《逍遥游》为例

冯友兰的《庄子》英译本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翻译的译本。也是第一部强调庄子哲学的译本。该译本的主要特点是在英译《庄子》原文后,译有相应的郭象注,并有译者自注。考察译本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译本并没有区分庄子和郭象的哲学思想,没有着意分析庄子哲学与郭象的《庄子注》在哲学思想上的分歧,而是以郭象的注解为基础去理解庄子哲学的。英译本的多处表达更接近郭象义理。郭象注的先入为主,影响到冯友兰对庄周原作的理解。所以我们可以说冯友兰的《庄子》英译本字句取自庄周,而义理却承袭于郭象。     

《逍遥游》郭注成疏比较研究

在《庄子》诠释史上,郭象和成玄英是两个重要人物,但对于郭象和成玄英注庄的异同,却少人比较。本文详细分析郭象和成玄英在《逍遥游》注上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色,以及由此而导致的逍遥观和自然观上的差异。     

中国大陆学界郭象《庄子注》研究述评

1980年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关于郭象及其《庄子注》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相关研究著作和论文层出不穷;学界探讨的重点集中于郭象《庄子注》的著作权问题、诠释方法、玄学观、纵向比较研究及其影响等几个方面。但总体来看,郭象《庄子注》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刘安与《庄子》

<正> 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到魏晋,玄学之风大盛,注《庄子》之家蜂出。先后编注《庄子》者有孟氏、司马彪、向秀、郭象、崔譔等人。陆德明认为“帷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经典释文》)现存《庄子》只有郭象编注的三十三篇本。很长一个时期以来,不少学者都据此得出注《庄》自晋人始的结论,如闻一多就叹惜“两汉竟没有注《庄子》的。”(《闻一多全集·古典新义》)江世荣在“有关《庄子》的一些历史资料”一文(载《文史》第一辑)中提出淮南王刘安对《庄子》做过注解,是五十二篇本《庄子》的编者的新见解。张恒寿在《庄子新探》一书中提出:“《庄子》书一定经过刘安和他的门客们的编纂和整理。”江、张两位学者破除刘向编定《庄子》、     

透析郭象《庄子注》中的矛盾论述——“有我”与“无我”的自相抵牾

为了消除人对于死亡的恐惧,郭象在《庄子注》中特别强调实体性的自我会持续存在,但是他在另外一些地方的论述又等于在实质上否定了自我的存在。郭象之所以在理论上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庄子》中的许多概念特别是“物化”概念的误读。郭象对于“物化”的解释又是以他对《庄子》中的“万物以形相禅”之说和有关事例的理解为依据的。《庄子》中所谓的“以形相禅”已不同于原始的转生观念,郭象却把二者混为一谈。     

郭象"性分"观念探微

郭象是以其《庄子注》流芳于世的。魏晋时期 ,庄学大盛 ,谈者云起 ,注家星布。于诸家注释之中 ,郭象特会庄生之旨 ,不仅对《庄子》之篇目进行分并改隶 ,厘析编定 ,而且对其义理也适应时代和学术发展的要求予以阐发 ,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性分”观念是郭象在注释《庄子》的过程中所提出的重要思想主张 ,集中反映了郭象理论体系的某些本质特征。     

试论郭象方法论的特点

郭象在《庄子注》中以有无(动静)统一论反对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以及各种名目的创世说,把魏晋玄学推到了一个新阶段,但他又把(动静)的统一加以无限夸大,最后陷入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泥坑。不过,从方法论上说,郭象强调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则既是精致的唯心主义思辨,又有辩证法的思想因素。从哲学思想的发展史来看,是值得我们加以研究的。     

沈居士《论语》注研究

南齐沈居士《论语》注现存七条,是学术界的研究空白。以此七条为研究对象,可以很好地分析其和玄学的重要关系,以及其在《论语》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南齐的沈居士《论语》注,具有一反传统汉注的奇思妙解,而且深受玄学思想的影响,既受到王弼本末说的影响,但更主要是受到郭象思想的影响,一方面继承了郭象"性分说"来注解《论语》,另一方面发展了郭象山林和庙堂关系的学说。最后,对儒藏精华编一零四册皇侃《论语义疏》和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的沈居士《论语》注七条进行校对。     

雅量与魏晋玄学

“雅量”是魏晋人物品鉴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品目,其本质是沟通儒道,“游外以弘内”,是魏晋玄学理想人格的体现。魏晋玄学人格理论自刘邵《人物志》发轫,经何晏、王弼、阮籍、嵇康,至郭象《庄子注》而集大成。士人对于雅量的品赏亦在两晋蔚然成风。     

向秀《庄子注》别本略论

向秀、郭象两家《庄子注》的关系问题是学界讨论的一个焦点。向注别本的存在与否可以成为解决此问题的一个关键。从史料比较和逻辑分析的结果看,向注别本是极有可能存在的。在向、郭两家《庄子注》的关系上,所谓“述广”说和“盗窃”说是能够并存的,我们应把今本《庄子注》视为向、郭两人共同的作品。     

论向秀、郭象两家《庄子注》的关系(一)——兼与《中国思想通史》商榷

一、问题的提出魏晋玄学家向秀、郭象先后发展了当时盛行的玄学观点,并用以注释《庄子》,获得了突破前驱的成就,为千多年治“庄学”者所推崇。这在稍具中国哲学史常识者都是知道的。玄学创始人王弼、何晏只讲《老》而不及《庄》;继起的嵇康、阮籍讲《老》并及《庄》,且把重点转移到庄子思想上,但并没有作出可观的成绩。到了向秀、郭象才在庄子思想的园地上浇灌着魏晋特有的玄虚精神,开拓玄学领域,超嵇、阮而绍王、何,“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使“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     

庄子与郭象——从《逍遥游》《齐物论》及郭注谈起

文章从《逍遥游》《齐物论》及郭象注释,探讨庄子与郭象思想的差别与联系。庄子以"小大之辨"指点人们从浅近的功利追求脱出,而成就"逍遥游"。此为"无我"的"天地境界"。其形上学为借宇宙论开出的"齐物"论与借认知反省建立的齐"物论"。郭象则通过破解"小大之辨"使人们回归每个个人之"自然性分",以"自得之乐"为"逍遥游"。此为"当下个我"的极度彰显。其形上建构为指认个体任何存在方式与变化样式具至当性的"万有独化"论。郭象在思想脉络上仍属庄学的进一步开展,其"有"论与裴頠的"崇有论"在学理与价值取向上有原则区别。     

今本三十三篇郭注《庄子》流传原因探析

魏晋时期,玄风盛行,注《庄》极盛,有崔误、向秀、司马彪、郭象的注和李颐的集解,他注亡佚,郭注独存,乃由于郭象广罗众本,在古本五十二篇《庄子》基础上,集各家之精华;凭着高深的玄学修养和高超的善辩才思,注《庄》言辞清丽,妙旨道深;删裁去冗,穷庄生之妙旨,合庄周之本义,是众家注解中之善本,所以流传下来,影响甚广.     

郭象的“有无之辩”及其“造物者无主”思想浅析

郭象是魏晋时期一位重要的哲学家,其哲学体系的基本特征是崇有还是贵无?崇有论在魏晋时期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这在郭象哲学的研究中,长期存在着不同看法。本文采取郭象是崇有论的说法,并试图在众家研究的基础上就郭象的“有无之辩”及其“造物者无主”     

郭象哲学与“寓目辄书”关系考

魏晋南北朝时期,"寓目成咏"一时蔚然成风,钟嵘于《诗品》中首次使用了"寓目辄书"这一批评术语,阐明了中国诗歌强调以精深直觉去点悟即目印象的传统。这一新变与郭象哲学于相似的思想文化脉络之中生发而来。一方面,郭象哲学对"逍遥"的重新定义,将士大夫从繁琐的经学束缚中解脱出来,为"寓目辄书"的兴现提供了现实可能;另一方面,郭象哲学独标物各之"有",发现了现实的审美对象,高扬自然生命的原发精神,强调寓目之下的个体鲜活,是为"寓目成咏"对应之哲学阐释。作为一对桴鼓相应的文学现象,郭象哲学与"寓目辄书"开启的即物即真的审美观照方式对中国古代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逍遥游》篇旨及其鹏、晏鸟对照

正确理解《逍遥游》篇旨是把握庄子其人其书的一个关键。本文从《逍遥游》中的正言、正论出发,认为郭象所提取的“有待”与“无待”两个概念是该篇的思想核心;并通过历代学者关于鹏、晏鸟关系看法的述评,说明了庄子塑造这两个寓言形象的真正意义和作用     

刍议郭象的“寄言出意”及其独化论的建立

王弼以"得意忘言"的方式建立贵无论进而开创魏晋玄学之后,郭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自觉地运用"寄言出意"的方法,借助注《庄子》的机会及形式,对《庄子》中诸如逍遥、自然等关键性的概念加以创造性的解读。在郭象看来,世间万物于其性分之内顺其所待而得自由,万物各安于其性分并使性命得安、其性自足而得逍遥。郭象对自由和逍遥的见解建基于其性分思想,即事物各自秉承的天性便是事物自身的根据,事物实现自身正是依靠自适其性的方式来达成的,所以凡人也可以达至逍遥之境,关键在于对自身秉性的把握。郭象之"自性"含有人为修饰之意,所以把"有为"之意渗入"无为"范畴遂成为其思想进路,认为事物依其本性而行便是"无为",万物自适其性而自生独化于玄冥之境乃理之至极。郭象的独化论指向了个体自性的完满和自足,在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基础上将魏晋玄学推向高峰。     

从《四因说演讲录》和《圆善论》论牟宗三的道家诠释

牟宗三在《四因说演讲录》一书中,以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哲学理论,来讨论中国的道家哲学,他牵强地认定,中国的道家是没有实体创生的意旨的,道家的道,是一个非实有以及非必然的理论模型。他还认为,老子的“无”概念,虽然有动力因的意思,但却只是一个作用的姿态,因此并没有真正的形上学意义的创造性,只是一套境界型态的形上学,而不是一套实有型态的形上学。其实,牟先生是把道家的工夫论命题,当作了形上学的命题在解读,因此导致了错解。在《圆善论》中,牟先生又借由郭象的“迹本圆融”之说,来诠释庄子书中的儒家圣王帝尧的形象,这种做法,从儒家立场来说是可以的,但却是违反道家庄子立场的。牟先生只是借非儒非道之郭象哲学,来建立儒家的哲学,并且曲解又贬抑道家哲学。     

《逍遥游》主旨论析

"小大之辩"是《庄子·逍遥游》一文的主要论题及要义之所在。文章反复申说"小大之辩",展示境界大小的不同,意在指引人们突破自身的局限,自致于远大,并从而获得身心的解放与自由。然而,自向秀、郭象和支道林以来,对于《逍遥游》主旨的认识便一直存在曲解和分歧。这些曲解,至今仍然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庄子思想的理解和认识。支道林与向秀、郭象的观点表面上相反,而实际上相通,都抹煞了"小大之辩",抹去小与大的界限,反映了晋代门阀世族混世媚俗的心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