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与刑:《尚书》的法思想解读

为了探讨古代法思想的起源、内容、特点及流变,通过对<尚书>的解读,认为礼与刑起源于祭祀和战争,构成了古代法的主要组成部分.建立在"祀与戎"基础上的国家治理模式赋予了古代法的宗教性和宗法性的特征,并对儒法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大清新刑律》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启动

运用马克思主义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去审视《大清新刑律》,可见它在刑法体系、刑罚制度、刑法内容等方面与现代刑法有诸多相通之处。《大清新刑律》是中国法制从传统刑法向现代刑法过渡的分水岭,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端     

中国古代法秩序的形成及其现代影响

中国古代的法秩序是建立在纠纷解决机制下的,且具有独特的内涵,这种法秩序的形成归因于古代社会的独特条件,如人员的非流动性、乡绅的独特作用等。但古代社会形成的法秩序面临着解决现代社会纠纷的巨大压力,显示出不相适应性。只有对古代法秩序进行重构,才能解决现代社会纠纷,适应现代法治社会的需要。     

关于《暂行新刑律》修订问题

《暂行新刑律》是北洋政府始终适用的刑法典。它的公布时间,在法学界和史学界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一九一二年三月十日公布的。这种说法,最早见于国民党政府的《六法全书》。另种说法是一九一二年四月三十日颁布的。这种iL法,最早是杨鸿烈先生在《中国法律发达史》一书中提出来的.这两种观点,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为什么说《暂行新刑律》不是三月十日公布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必须要搞清两个问题:一是《清新刑律》与《暂行新刑律》的关系。二是三月十日临时大总统命令的内容。就《清新刑律》与《暂行新刑律》的关系言,《暂行新刑律》是从《清新刑律》修改而成的,虽然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但它们是两个法典,是有差异的,主要是:(一)从体例来看。《清新刑律》有两编(总则、分则)五十三章四百十一条,另附暂行章程五条;而《暂行新刑律》是由北洋政府法部将清新刑律中与“民国国体抵触”之第二编第一章(侵犯     

民国初期民法的"新""旧"冲突与调适——以制定法为中心

民国初期,《大清现行刑律》民事有效部分与以《清理不动产典当办法》为代表的一批单行法规构成了民事制定法的基础。《大清现行刑律》在本质上属于封建法典,与民国初期迅速发展的近代商品经济和社会民主思潮难以契合,需要加以改造和更新。为弥补法律规范的不足,民国初期司法机关以司法行政命令等形式颁行了部分单行法规,在一定程度弥补了《大清现行刑律》的不足。民国初期民事制定法新旧并存的特点明显,反映了这一时期的过渡性社会特征。     

孔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确定性的影响

学界对于中国古代法是否具有确定性一直争论颇多。一般书本中往往将儒家和法家的论争归结为人治与法治或曰礼治与法治之争。然而礼法之争中,儒家之"礼",与法家之"法",都非现代语意上的礼制与法制,更不可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此文旨在从儒家经典中对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思想的阐述为出发点,讨论孔子对法律的确定性的认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     

清末新政时期法律修订论略

依据湖广总督张之洞“中体西用”的修律路线,清末新政时期修律的主要程序是编订商律、修订刑律和译法三项,其中修订刑律的内容是改良诉讼与刑狱,主要方向是刑罚由重改轻 修律的模式是效仿日本法制 修律的论证方式亦是取资法古、仁政和情理等传统法资源。此间法律修订在清廷内部虽并未引起较大争议,但亦有明显的分歧出现。     

法家的法治思想及其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尽管和现代的法治思想有原则区别,但它仍有精华部分值得我们汲取,而且,它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论部落意识对青海藏族聚居区社会的影响

历史上部落是藏族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新中国建立后,部落组织被打破,部落意识逐渐淡化.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牧业生产责任制的实施,部落意识呈现抬头趋势,这不仅不利于藏族聚居区公民现代意识的培养,影响现代社会基层组织权威的正常行使,而且也有碍于现代法制意识的形成和法制的全面实施.     

中国古代“法”的自然和谐观──也谈法的精神与价值追求

本文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小农自然经济所形成的“宁静”、“惧变”心理入手，分析论证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古代法的治家、治国的实用功能，礼法合一的道德倾向，消弭冲突、平息纷争的无讼思想，融情于法、法源自然的司法实践，并从中逻辑地推演出了中国古代法文化所具有的自然和谐之特征。为了突显这一特征，文中还把中国古代的法与西方古代的法之原则不同，作了比较研究。     

论中国刑法的自然法思想

我国自古就存在着自然法思想,在古代刑法中可以找到自然法的踪影;在现代刑法理论和实践中更是隐含着自然法的思想。在当下,自然法对刑法体系的重建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能够弥补实证主义刑法规范的封闭、机械与僵硬。自然法以独立原则或规则的形式纳入刑法体系是顺应后现代思潮的最好选择。作为一个后起的法治国家,我们可以发挥后起法治国的优势,绕过大陆法系弯曲的道路,直接吸收和借鉴当代的有益探索,自然法恰能满足这些探索的初衷。     

略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性质——兼谈中国古代无民法

关于中国古代法律,"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习惯说法并不妥当,它意味着诸法都有,没有分开而已;民法之说则似是而非,模糊了民法与刑法的区别,也模糊了古今与中西法律的基本区别.在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法律作为维护家天下统治秩序的工具,核心是一个"刑"字,是泛化的刑罚.它无所谓民事与刑事的区分,只有事之大小、刑之轻重,故与民法无关,也不等同于刑法,勉强可视为一种片面的刑法.实际上,中国古代社会无从产生民法,民间社会关系与纠纷概由律及礼、俗调节.     

从实证法学角度看保安处分的中国化

保安处分制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但是受到特别重视却是到了近代的事情,保安处分之所以在近代兴盛与资产阶级的统治需要是分不开的.保安处分在古罗马的产生,经中世纪的缓慢发展,再到近代的兴起,而在现代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典有所体现.通过实证法学角度来分析保安处分的历史沿革,对保安处分制度做出分析,并联系我国现实情况,以期将来对我国保安处分制度的设置有所借鉴.     

西部开发的环境刑法思想重构

本文拟通过追溯朴素的“自然观”、反思当今的“生态观”,探索西部开发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区域环境与生态保护中不可或缺的刑法作用,并从人类活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冲突中重构环境刑法的思想理念。     

试论唐代的侵权民事责任——以唐律动物致害责任为典型

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中没有侵权的概念,但古代法律中确实存在现代侵权法意义上的相关规定及解释.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法律典章极其完备.唐律作为中国法制史上的经典之作,包含了许多民事法律条款.虽然当时对于民事责任的承担还同时兼有刑事惩罚的性质,但其有关侵权行为的种类及承担责任的规则的表达完全具有了近代以来侵权法的特点.文章仅以《唐律疏义》中关于动物致害责任的规定为核心,在现代侵权法的语境中对唐代的侵权民事责任进行学理分析.     

中国古代刑法总则成就初论

中国古代刑法典中总则的产生远远早于东西方其他各国,而且其内容先进成熟。现代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和罪刑均衡理念以及对刑事责任进行主观考量的原则、刑罚的矫正意识,在以《唐律疏议·名例》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刑法总则中都已经有了圆熟完满的的表达。     

刑法规范的有效性及其实现——以法人类学为视角的考察

现代刑法正朝着日趋精细化、复杂化的方向发展。在此进程中,社会公众被逐渐边缘化,公众对刑法的认知亦愈来愈模糊。刑法规范的有效性即公众对刑法的可接受性日益成为刑法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刑法规范的有效性根植于刑法规范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是刑法规范有效性的动力源泉。刑法规范的有效性要求刑法规范必须对非正式规则予以吸收和疏导,从而形成开放性的规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非正式规则对刑法规范的解释论功能。刑法规范的有效性还要求构建公众广泛参与的商谈与沟通机制,从而形成公众广泛参与刑法的制定和适用的新格局。     

中国古代民事证据法的特点考论

中国古代民事证据法的形式主要体现为判例及司法官员的论述,现代证据法中的多数证据方法在当时都已出现,书证和人证是民事证据中最重要的两种。民事证据的审查与判断的方法也较合理。与刑事证据法相比,民事证据法存在着立法简单,证据受重视程度不足等特点,这也反映了民事诉讼本身不受重视的状况。     

从罪刑法定看中国刑法的现代化

罪刑法定原则是在近代启蒙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刑法基本原则,由于其核心是人权保障,所以它成为法治社会刑法的标志,也是现代刑法与前现代刑法区别的关键。以罪刑法定原则为研究视角,对我国20世纪刑法现代化的艰难历程进行梳理,对中国刑法现代化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代刑法对古代刑法自首制度的继承与发展

清末修律是古代刑法与现代刑法的联结点,自首制度亦是如此;台湾地区刑法中的自首制度源自北洋政府颁行的《暂行新刑律》,并简作修改;内地建国前后的单行刑事法律和现行刑法都对自首制度作了规定,并明确规定了自首的概念和立功制度。现行刑法自首制度在自首的成立条件、从宽处罚等方面对古代刑法自首制度具有鲜明的继承性;同时在自首的定义、概念、自首方式、自首时间、投案对象、适用犯罪类型、从宽处罚等方面又有着显著的发展,体现了刑事立法技术和文明化程度的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