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教科书

编印教科书是张元济最重要的出版贡献之一。在他主持下出版的商务版新式教科书,为推动近代中国教育改革与普及作出过重大贡献。商务版教科书的成功在于有创意,不仅超越前人,而且胜过同时代的蒙学读本。民国后许多民营出版商大多在教科书上花过力气,与商务的"榜样"不无关系。然而,《张元济全集》对张氏主持编印商务教科书的成就,反映明显不足,除几篇教科书序跋、几封有关通信外,张氏署有编纂人或校订人的教科书原书,一部都未收录。辑编人原先考虑收入几部,由于种种原因未成功,后来只在第10卷"附录"编入了一份《张元济参与编纂、校订的60种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目录》。教科书往往是集体成果,编入个人文集有一定难度。建议从张元济开始,从商务版教科书开始,探索一条新路,并提出四点设想。     

出版家--张元济

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数十年,使商务印书馆由一家简陋的小印刷所,发展为旧中国最大的出版企业,其经营之道是把握时代潮流,扩大经营范围;引进外资,扩大企业规模;唯才是举,推动企业发展;推行改革,完善企业内部管理.     

论商务印书馆与中国出版文化

在印刷时代，出版物是人类获取知识最重要的媒介，出版机构也成为人类创造知识、积累知识和传播知识的枢纽。与此同时，出版机构也是一种商业机构，它需要获取足够的利润以维系正常的运作，满足其人员的各种需求。正是这两重属性决定了出版机构必须在商业利益和社会公益之间做出完美的平衡。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出版机构中最杰出的典范，它为中国的现代启蒙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中国的出版事业开创了一个优良的传统，这种传统一直影响到现在。     

论张元济在编辑出版实践中的创新精神

张元济在编辑出版实践中的创新精神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在出版方向的革新上,为了适应时代需要,进行中小学教科书改革;其次,在出版内容的突破上,应现代新式教育的需要,编纂汉语辞书和双语词典,出版高水平学术著作;再次,在出版技术的改进上,充分利用现代出版技术校勘和影印古籍善本;最后,在著作权的保护上,张元济是中国著作权保护制度最早的呼吁者之一,也是中国著作权制度建立的直接参与者和最早采用著作权保护的实践者之一.     

张元济的儒商出版思想——兼及对当代中国民营出版业的启示

翰林出身的编辑出版家张元济是近代中国有远见、有魄力的出版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儒者.他在其毕生服务的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的经营、管理、编纂过程中处处闪现出爱国忧民、义利统一、审时度势、务实开放、立己达人等儒商出版思想,这是其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在新的历史时期探讨近代出版家张元济的儒商出版思想,有助于当代中国民营出版业从中汲取精神营养,从而锻造出用现代知识武装起来的当代出版儒商,进一步发展和振兴社会主义的文化产业.     

论早期商务印书馆领导层的互补机制

在近代中国,早期商务印书馆的主要社会贡献在于印刷简单的识字课本,让更多的民众获得了读书识字、接受教育的机会。从管理机制上看,早期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层,其核心人物是夏瑞芳、张元济和高梦旦。张元济是商务印书馆的灵魂,夏瑞芳善于经商而又大度,高梦旦善于办事,又内方外圆、待人诚恳,办事既多方法,又讲究原则。三位管理者各具特色,从管理机制上形成了一个能互补的领导班子,为早期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元济的宗教观与佛道典籍出版

出版家张元济不信教,却留下了不少关涉各种宗教的言论与著述。他一生主持编译的第一部书稿,是严复翻译的《支那教案论》;他与马相伯的交往,在纽约中国留学生集会上有关宗教问题的演说中热情呼吁培养爱国爱教的教职人员,等等,构成张元济宗教观的方方面面,成为研究他的文化观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出版家,他更以自己的出版实践,成功履行了为佛教、道教典籍续命的使命,一批序跋文字对佛道源流的精辟论述,大大丰富了他的宗教观。整理出版宗教典籍是为了存古,而不在于布教。所谓存古,即为古书续命,继承传统文化中合理的部分,为现代人和现代社会所利用。外来的佛教与本土形成的道教,千百年来留下的丰富典籍是人类智慧结晶的一部分,后人没有理由拒绝。从《续藏经》《道藏》《碛砂藏》等等的出版传世即是证明。     

张元济,永不过时的话题——第四届张元济学术思想研讨会述评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壬辰(1892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曾任刑部贵州司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戊戌维新时期,创设通艺学堂,传授新学。参与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被处"革职永不叙用"。后任职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总校兼代办院事,期间曾任代总理(校长)职。主持编辑严复译《原富》,与蔡元培等创办《外交报》。1903年初,正式加     

论商务精神的传承:以张元济和王云五的交往为中心

商务印书馆是20世纪中国出版的最高文化阵地。张元济和王云五两代出版人是商务精神共同的奠基人和光大者。他们在紧密而曲折的出版交往中实现了商务精神的传承创新、价值标识和守望光大。商务印书馆在抗战期间能够历尽各种劫难而不倒,两人之间的这种患难情谊和工作上的密切配合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王云五去台湾之后,两人虽音讯全断,但其共同推动的商务精神,则在王云五重振台湾商务印书馆的过程中得以充分体现。     

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座——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

在近百年思想文化和学术史上,北京大学和商务印书馆是两大重镇,是中西思想文化的两大汇聚点,它们一南一北,齐寿并峙,相互呼应,成为中国２０世纪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座。从两者的关系入手,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是一个新的切入点。由此得出结论：如同出版界离不开学术界的智力支持一样,中国近代以来的学术发展,也离不开现代出版的支持与推动,离不开现代出版业的发展,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也绕不过中国近代出版业。历史表明,学术和出版的结合,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     

近代丛书编纂的巨擘——张元济——以古籍丛书编纂为例

张元济承天降之大任,投身商务印书馆60年,在总结前人汇刻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收书、藏书、整理出版古籍丛书,将丛书的广博气象和校印水平推向极致,成为近代丛书编纂的巨擘。他主持编纂的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孤本元杂剧等七部丛书如北斗七星,在中华文化的灿烂星空中熠熠发光。     

试论王云五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地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王云五主持商务印书馆时期,无论是出版规模还是出版影响都达到了新的高度,但对王云五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地位多年来缺乏应有的恰当评价.王云五多次从战火中拯救商务印书馆,而且他采取一系列革新措施,在普及知识,扩大出书门类,完善机构体制,改进经营管理方面,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可谓一位名副其实的出版家.     

论文化出版与出版文化的发展

出版是人类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主要手段 ,是人类文化创造与积累的重要途径 ,是人类文化生产和发展的根本标志。出版文化既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又是社会实践的产物 ,并具有具体的批判性。当前 ,我国出版业应坚持正确方向 ,崇尚理性 ,加强管理 ,提高自身素质。     

试论中国当代出版理念与出版思想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以策划为基石和高起点建构的当代出版七大创新文化理念 (出版策划、出版产业、出版市场、出版效益、出版精品、出版品牌、出版国际化 ) ,不仅是一种高级的编辑思维活动形式和优化的出版行为 ,而且还是中国当代出版思想体系建设和发展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这一出版理论品牌和出版思想品牌的形成 ,体现了出版工作者不断开拓创新的勇气和认真探索的精神。当代出版思想体系充满着哲学的辩证关系 ,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转化的过程中 ,形成新的合力、辐射力和渗透力 ,从而为增强出版创新提供了一种深层的发展动力和智力保证 ,推动着出版整体的优化升级和优质高效。建设当代高品位的出版思想体系 ,要坚持道德和法治两手抓的原则     

甲辰开复后的张元济与清末教育新政

甲辰大赦（1904年）后开放戊戌党禁,蜇伏上海商界多时的张元济北上赴京任职,但因慈禧太后对“戊戌党人”仍抱有成见,他被投闲置散后断然南返。宣统即位,他寻机再返政坛参与清末教育新政,通过中央教育会的召开,再度亲历晚清政坛的腐败混乱,故就此打消继续参政的念头。然而他终将庞大的高端政、学资源引入教育与实业的融合发展之中,迅速在晚清民国出版领域开出一方广阔天地,立下了在民国政学商界纵横裨阖的安身立命之基。     

论演化论视域下工程理念的生态转向与实现

工程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实践活动,历史久远,受众广泛,影响巨大。立足工程理念演化视角,可将工程划分为古代工程、传统工程、生态工程,工程理念相应表现为"顺应自然""改造自然"和"尊重自然",并在价值性上逐步趋向合理的"多元价值契合"。现阶段在向生态工程转向演进的过程中,推动实现策略可归纳为三个维度:将人类与自然共生确立为生态工程理念原则;健全生态立法与补偿机制,奠定生态工程的制度保障;推动公众理解与参与工程,构建生态工程的文化涵养。     

论以人为本的出版理念

以人为本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长期方针,出版工作要体现“以人为本”,主要含义是:出版经营者管理者要制定以人为目的的发展目标,实施人本管理;以读者和作者为中心,通过出版精品图书服务社会,提高民族的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论传统消极文化对现代廉政理念的影响与消解策略

现代廉政理念是廉政文化建设的前提,该理念由九大意识构成。它的提出是依据是：性恶论是现代廉政理念形成的观念预设、专制恐惧感是催生现代廉政理念的强烈动因,社会民意构成现代廉政理念的终极基础。我们要从五个层面消解中国传统消极文化对现代廉政理念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