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宗室管理制度述论

西晋宗室管理机构相对完备 ,专职机构及有关关涉机构协同处理宗室事务。其长官人选较重 ,尤其宗师一职均由位望显赫、戚属尊重的宗室担任。西晋朝廷对宗室的管理比较宽松 ,限制较少 ,宗室的社会活动不受约束。东晋时宗室管理机构或并或省 ,其官员人选转轻。朝廷对宗室限制较多。宗室在东晋大部分时间内遭到压制、打击。两晋政治格局、政治发展特点的不同直接造成了两晋宗室管理制度之间的差异。     

魏晋南北朝考课对象探讨

魏晋南北朝时期,朝廷通过制定考课法,将中央官明确纳入考课对象,改变了秦汉时期考课偏重地方官的倾向。与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相适应,州刺史、郡守、县令、乡官等地方长官成为考课的重要对象。散官、内外长官之属吏及专业技术官员,亦需接受考课。魏晋南北朝考课对象呈现扩大化趋势,反映了其时皇权政治的伸张。     

咸宁二年与晋武帝时代的政治转折

由于受《晋书》记载的影响,学者一般都将太康元年视为晋武帝时代政治的转折点,但是这一看法实际上反映了唐人的观念,并不契合历史事实。从西晋政治演变的内在脉络而言,咸宁二年是更值得注意的年份。该年晋武帝病危时拥立齐王攸的密谋以及杨骏封侯这两件事虽然不太为学者所注意,但都对西晋政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者彻底激化了武帝与齐王攸的矛盾,成为武帝后期一系列政治纷争的源头;后者标志着外戚势力在西晋政治中的崛起。武帝为了巩固皇权,抑制宗室、功臣势力,重用在曹魏时代默默无闻的外戚杨氏,将其作为一种异质力量引入西晋政治,改变了西晋政治的权力结构。因此,咸宁二年对于晋武帝一朝的政局具有转折性的意义。     

两晋时期的君臣关系与忠君道德——兼论忠孝两难时的道德选择

司马氏的两晋（西晋、东晋）经历了统一、战乱、分裂、偏安、篡夺,在整个155年的历史中,君臣关系虽然始终强调君尊臣卑,但其君主除开国的晋武帝相对有为外,多是暗弱君主,特别是偏安江南的东晋更是仰仗王谢等随迁的中原士族和江东原有的士族支持,君臣关系相对宽松,君尊臣卑秩序不很严格。这种君臣关系下的忠君道德,在面对五胡乱华、朝廷更迭的冲击时就表现得多元化和复杂化。特别是晋朝继承了汉代孝治天下的思想,在政治生活中也强调忠孝并重,因此在面对忠孝两难境地时就会出现不一样的道德选择。在中国传统忠德变迁史上,两晋时期的臣子忠君道德具有一定代表性,其双向度的忠以及忠孝两难的道德选择,呈现出传统忠君道德由先秦时期的君仁臣忠向宋明时期的绝对化忠君的嬗变过程。     

略论唐代宗室制度及其影响

唐代宗室可由爵位出官,亦可由血缘关系出官。以爵位出官,《旧唐书》、《新唐书》的记载清晰准确,《唐六典》与《唐会要》的记述则比较模糊。以爵出官的品阶也与实际情况有所差距。若以血缘关系出官,宗室的五等血缘品阶与其出官品阶并不一一对应。唐代的宗室政策,在高祖时延续隋制,从太宗开始,保持近房宗室的政治地位,压制远房宗室。玄宗以后,近房宗室基本不出阁,远房宗室则与异姓之臣杂而仕宦。在对政局的影响上,唐代宗室整体素质较低,影响是消极的。     

北魏宗室外镇述论

拓跋元宗室是代北贵族集团的核心,是北魏统治的基石,因此他们在地方镇戍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西晋、南朝的宗王出镇相比,北魏宗室外镇具有自己的特点。即便北魏前、后期,外镇宗室在人选、职权、地位、任职地域等方面也体现出明显的差别。宗室对稳定地方统治秩序起到了关键作用,终北魏一朝没有发生大规模宗室叛乱或内战,这与特殊的防限措施有关。     

东晋都督诸州军事设置的特点及其权力问题试探

东晋时期,国家承袭西晋制度,继续设置都督诸州军事,负责对地方的军事镇戍。然而,由于东晋时期的政治、军事的形势都与西晋时期有很大的不同,都督诸州军事的设置以及都督诸州军事在权力的行使上,与西晋相比,都出现了一些变化。     

两晋之际儒家“家国”观念的演变

迫于西晋末年的国破则家难存的现实教训 ,两晋之际士大夫意识到国家的重要性 ,在渡江前后逐渐认同了司马睿为国家的象征 ,由西晋后期关注自身生存和家族利益 ,于东晋初期转向对晋室的拥戴。家国一体、忠君报国等儒家传统家国观念得以复苏 ,因此 ,关于魏晋士大夫不顾社稷的安危而惟求身家自保的传统观点 ,似不适于东晋时期 ,值得商榷     

墓志所见北魏集书诸职起家考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五年,归并整合御前侍从咨议系统,借鉴晋制组建集书省。集书诸职不仅供官员迁转,还可充当胡汉大族子弟的起家官,出土墓志对此记录甚详,展示北朝的仕进制度和官场风气。集书出身尊贵无比,朝廷严格限制候选者的政治归属、家世门第和权势功绩,确保名望士族的仕宦权益。集书起家明显带有等级性,身为天潢贵胄的宗室凌驾庶姓臣僚之上,宗室又据世资蕃次划分若干层位,清晰呈现北魏统治集团的身份截面。集书诸职是最高的起家档次,入围者少年得志,平步青云,实为锦绣前程的有力跳板。集书释褐是门阀制度的重要环节,对北魏后期的士族化进程产生巨大的推动效用。     

从出土秦律看县“令史”一职

出土秦律翔实的史料,证明秦朝县令史不仅是县令的属吏,也是丞、尉的属吏,其职掌涉及行政、司法、经济、监督和军事等县级"长吏"所管辖的事务;还证明了令史与史有直接隶属关系,并可称为佐,而且与狱史是同官异称。在普遍设县的秦代,令史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     

“叙资”与“带禄”：两晋南朝郡县守令的两种品位功能及其消长

“叙资”与“带禄”是附丽于中国古代行政职位之上的两种重要品位功能。西晋以降形成的重视内官的选官格局,导致郡县守令职位在官僚迁转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使得守令的“叙资”功能持续低落;东晋以降形成的财政、军事格局,则使得官员普遍为求取俸禄而出任郡县,朝廷为给官员发放俸禄而除授郡县,守令的“带禄”功能持续高涨。“叙资”与“带禄”的消长过程并非彼此孤立,守令“带禄”功能的高涨进一步触发了其本身“叙资”功能的低落,也使得原本出自军事考量的僚佐带督府下辖守令、在京官员遥带守令这两类制度现象,在南朝演变为官员“带禄”的重要方式。此外,发生在守令职位之上的品位功能消长,还影响了南朝十八班的官阶面貌。     

北朝侍读考述

北朝统治者为提高自身素养,效法东晋、南朝设立了侍读制度。侍读的职责是陪伴皇帝、太子及宗室王公读书学习,向其传授知识和汉族礼法,监督、规谏其日常行为。侍读地位崇重,在东、西魏对峙时期,开始了职官化的进程。北朝侍读甚重人选,通常挑选知名学者或高门优秀子弟。北朝侍读制度为日后唐宋侍读学士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两晋宗室制度差异及其形成原因探析

两晋宗室制度发展异趋,各自形成特点,其形成因为有四:两晋政治格局不同、地方势力状况不同;两晋最高统治者资质各个有别、在位年龄大小不同、政治素质高低不等、在位时间长短不一;两晋宗室成员总量多少不一、爵位高低不等、与最高统治者血缘关系亲疏不一,行政素质、文化素质、社会声望各不相同;两晋时期政治文化观念不同.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了两晋政治形势发展的方向.     

北朝侍读考

北朝统治者为提高自身素养,效法东晋、南朝设立了侍读制度。侍读的职责是陪伴皇帝、太子及宗室王公读书学习,向其传授知识和汉族礼法,监督、规谏其日常行为。侍读地位崇重,在东、西魏对峙时期,开始了职官化的进程。北朝侍读甚重人选,通常挑选知名学者和高门优秀子弟。北朝侍读制度为日后唐宋侍读学士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论巴蜀大族在西晋的真实地位

蜀汉统治下的巴蜀地区,随着司马氏的代魏,再度纳入中原政权的版图之中。史称晋武帝“弘纳梁益,引援方彦”,对巴蜀人颇为宠待。但是,他优待的“蜀人”其实并非巴蜀土著大族,而是以刘备旧部和刘璋旧部为主的蜀国旧臣。真正的巴蜀大族实际上处于被漠视的地位。本文从西晋时期巴蜀人士的出仕情况着手,探讨巴蜀大族在西晋朝廷中的地位问题,澄清以往在巴蜀大族问题上的一些误解。     

略论宋前的宗室与宗室文学

宗室作为与皇帝的宗族成员,一方面具有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一方面又处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历代的皇帝对于宗室的态度颇为矛盾,既希望加以利用,又时时加以防备。皇帝对宗室的政策直接影响了宗室文学的发展。在宋以前的中国宗室文学史上,西汉和南北朝是两个高潮时期。西汉时候的宗室文学得到大发展,产生了淮南王文学集团、梁王文学集团和河间献王文学集团,前两个文学集团都颇具政治色彩。宗室自身的创作成就一般并不太高,主要是作为文坛领袖的角色出现。南北朝时候的文学集团又与西汉有所不同。刘宋和萧齐时代,宗室之间斗争激烈,猜忌颇深,宗室爱好文艺是他们全身远害的一种手段。这样也使得宗室在学术、文艺方面取得较高的成就。     

西晋加官制度考述

西晋时期,特进、光禄大夫、侍中、散骑常侍等作为加官时具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其中特进、光禄大夫作为加官可以提高官员的地位,往往是官员升迁中的重要步骤,而散骑常侍、侍中、给事中等作为加官一般是对官员的格外优宠,作为加官时,侍中优于散骑常侍,在官员官职变迁时,加官变化随本官的迁转而由散骑常侍变为侍中。     

明代官员终养制度述论

中国古代官员终养制度由来已久,最早出现于西晋,为后世所沿袭.明朝建立后,统治者为提倡孝道,对该制度加以沿用和完善.由干政治、社会等因素制约,该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并非墨守成规,而是有所变通和补充,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朝廷、当事官员的需要.当然,终养制度也存在一些漏洞,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东晋加官散骑常侍略论

加官为中国古代职官体系的常见现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散骑常侍为主要加官之一。在东晋,重要职官如中央尚书省长官、地方重号将军一般会获得散骑常侍的加官。总体来看,对高级官员加官,有对其以示朝廷优宠的意味,对低级官员则还有提高品级的意义。     

论元嘉政局

刘宋元嘉时期的政治局势反映了东晋至南朝的历史巨变,由昔日司马氏垂拱,王、庾、桓、谢等门阀士族轮流当政的局面演变为新的皇权政治。元嘉三十年间,君相矛盾冲突激烈;东宫太子、宗室诸王势力膨胀,土族地主和庶族地主政治地位亦相应发生了变化。本文试图对这一时期的中枢政局及刘宋与北魏的战争、北强南弱局势形成的原因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大方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