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与八卦略论

八卦是中华传统文化当中最为精华的核心,而伏羲与八卦之间的关系古代与今天却有着不同的认识。假如我们转换一种思维方式,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考察伏羲与八卦,其结论将是很有意义。本文通过伏羲与八卦的概念、伏羲的解读及伏羲八卦引领中华农业文明三个方面的探讨,论证伏羲文化所特有的八卦及画卦图形,其人其事与八卦其文其物,以及作为深层的文化符号在当今社会仍以特有的魅力在不断普及发展的相关问题。     

八卦实物证据在洪洞——对《中华第一经——周易》文章的补充

《山西老年》2007年第1期“百科望”栏内《中华第一经——周易》一文中说:“传说伏羲发明了八卦,此说无实物证据可以证明亦无法反驳……”但是,我曾看到过有关伏羲画八卦的文章,该文作者是李骏虎先生,标题为《根在洪洞大槐树》(见2006年2月14日《山西日报》C3版)。现将原文部分摘录如下,与仝俭先生探讨:     

“伏羲作八卦”辨——论阴阳八卦源于苗蛮

关于八卦产生的时代和作者,中国古代的易学家们都认为是“伏羲作八卦”。也就是说,八卦是由原始社会一个名叫伏羲的人创造的。这种看法始于战国后期的《易传·系辞》。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肯定了这种意见,他说:“自伏羲氏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六十四爻,     

女娲与伏羲:华夏初民对两性关系的认识

女娲与伏羲的神话传说和演变,折射了华夏初民对人类起源和男女两性关系朴素的唯物认识。华夏初民认为女娲是人类的始祖;伏羲是华夏文明的领引者。他们的“功业”反映出:起先女性是社会主导者,而后逐渐被男性所替代;人们最早对生育的认识是直观的,以后才认识到男女两性在繁衍后代上不可或缺;男女两性结合形式从原始的状态而实行班辈婚,组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婚姻家庭——血缘家庭。     

伏羲画卦与我国古代婚姻制度关系探源

中国古代易学思想和体系的演进与中国整个社会的演进是同步的。从伏羲画卦开始,它大致经历了上古《三易》和《周易》两个阶段,而上古易卦的演进,正是我国古代婚姻制度初步形成和完备的关键时期,上古易学思想对婚姻的制约与促进作用尤为明显。根据上古《三坟易》和古代神话传说,该文认为上古易卦思想的演进,对我国古代先民由"氏族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的转变起到了决定作用。     

《格萨尔》史诗中的藏族婚姻浅析

恩格斯在研究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后,对人类早期的婚姻、家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作了如下科学论断:“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当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在对偶婚和一夫一妻之间,插入了男子对女奴隶的统治和多妻制”。这段精辟的论述告诉我们,人类的婚姻形式,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而不断地变化和演进的。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必定有与之相适应的婚姻形式出现。那末,藏族先民的婚姻和家庭是如何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化的呢?从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轨迹。     

走出“神话”的伏羲

伏羲,又作虑牺、宓羲、庖牺、庖牺、炮牺、皇牺、羲皇等。伏羲诞生于距今8000年左右的古成纪,即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大地湾莲华(洲)一带地方。伏羲以发明了影响东方人的思维的八卦等12项伟大发明为标志,将历史带入文明时代,并且经历了由信史(存在)——神话(追溯)——信史(科学)三个循环演进的历史阶段,一直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受到全民族的顶礼膜拜。     

《河图》与八卦关系的试验证验——易学研究的重要突破

文章以考古出土距令约六七千年所制陶器上刻画的<河图>与八卦卦、爻符号等文物资料为依据,从辩证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出发,运用自然科学中试验与归纳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考虑人类思维进程,仅使用<河图>与四象象符进行画卦模拟试验研究.试验包括置入、画卦、错卦与筛选四个步骤.给出32张八卦方位试验图.从中筛选出2张"好"的八卦方位图,它们是先天(伏羲)八卦方位图与古太极(八卦)图(<参同契>太极图).证验了争论达千年之久以伏羲为代表的先哲们根据<河图>创画八卦的史实.为无文字时期的<河图>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提供了科学试验依据.     

羲黄文化研究与当代精神文明

羲黄文化研究与当代精神文明郭海燕羲黄文化是指中华民族自伏羲氏始迄今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而言。伏羲氏被称为人祖，是我们中华民族从动物人到社会人的起始，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史的开端。研究羲黄文化不仅是历史的需要，而且是现实的需要。目前史学界一些学者认为伏羲...     

伏羲：多民族共享共有的文化符号

传世和出土的文献记载、多民族流传的神话故事、分布各地的文化遗存及各民族的祭拜传统,使伏羲成为多民族共享共有的文化符号。多民族的共同祖先和华夏文明的始祖是伏羲成为多民族共享共有文化符号的基础,与伏羲具有很强关联性的多民族神话故事是共享共有文化符号形成的纽带,分布多地的文化遗迹是对共享共有文化符号的凸显,多民族共同祭拜是对共享共有文化符号的巩固。伏羲之所以会成为多民族共享共有的文化符号,既与伏羲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有关,又与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由低级文明走向高级文明这一各民族社会发展总趋势有关,也与中央和地方政府及民众对伏羲祭拜有关,还与伏羲文化极强的传播力和没有负面影响的完美伏羲形象有关,更与伏羲造福各族人民、各民族都受惠于其有关。     

塑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及魅力,具有特色鲜明、批判继承、厚德载物、海纳百川、与时俱进的内涵,已显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为洋用、服务人类的魅力及良好开端,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和世界和平的实现.     

论佛像实物及载体在四川广汉古蜀国的发现——对佛教起源的新思考

四川广汉古蜀国佛像的发现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考古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它的深远意义不言而喻。在该地（古蜀国）不仅发现了大量佛像,而且还发现佛像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十二生肖、太极图、八卦和古文字组合在一起。这一发现使人们对佛教起源于印度存疑。大量的佛像实物和佛像载体,印证了四川广汉古蜀国有可能是世界佛教的起源地。     

辽金时期游牧、渔猎民族陶瓷饮具研究

辽金时期游牧、渔猎民族的陶瓷饮具发展中始终具有适应放牧、渔猎活动需要及食物贮藏需要的特点,这是草原、山林生活环境的浸润与积淀的结果,反映了少数民族人民亲近自然、随遇而安的心态。在以农耕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与以游牧、渔猎文化为代表的草原、山林文化的融合中,伴随着饮品种类的丰富及生产技术的发展,陶瓷饮具的形制也受到了影响。     

三皇五帝解读

根据古籍记载研究，三皇及其顺序应该是伏羲、燧人、神农。伏羲是渔猎时代的代名词，燧人主要是由于钻木取火、击燧取火而得名，神农是早期农业的代名词。五帝当以《史记》所载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较为合理，它们都不是原名，而是代表部族、邦国的名称，把邦国名称人格化，成为世袭领袖的名称。五帝之名是人名、是世袭首领名、是部族、邦国名，也是一个时代之名。《纬书集成》中的《易纬稽览图》和《春秋命历序》把五帝视为若干世的时代名称，或者说是一个族团、一个邦国的名称，是比较合理的。五帝分别与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对应，可考虑：黄帝时代文化为庙底沟类型文化、大河村类型文化；颛项时代文化为中原龙山文化早期、庙底沟二期文化；帝喾、尧舜时代文化为中原龙山文化中晚期。黄帝的年代当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年代范围之内。     

从古文字学看上古时代网具的类型与用途

鉴于网具对上古先民生产、生活的重要意义，结合卜辞语义以及先秦典籍文献记载，将古文字形体结构与器物上的网具图案进行比对和分析。分析认为，原始网具的样式与当代所使用的网具并无大的不同；原始网具至少有3种类型，其使用方法也有一定差异。     

中国科技哲学“巨人”何以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下）——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卓见及其评判风水陷入偏颇的教训

李约瑟先生以＂广义科学观＂思考中国科技及其思想史,包括揭示中国古代＂五行学说＂的科学内涵,通俗说明＂阴阳学说＂辩证法意蕴,盛赞中国＂关联式思维方式＂超越西方＂分析式思维方式＂的睿智,并一反＂五四＂后对董仲舒、朱熹哲学否定过多的潮流而视之为中国科技哲学史支撑点,力求让世界了解中国人在科技史上的巨大贡献,表现了中国科技哲学＂巨人＂的风采。但李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土木工程卷背离上述思路,依西方和中国＂五四＂后＂海归学者＂关于风水不含科学的旧见,又鉴于对中国文明的深情,仅视风水为中国古代＂美学＂,从中国科技哲学＂巨人＂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其症结是李约瑟先生虽在理论上坚持＂广义科学观＂,但由于受西方文化熏陶,仍往往具有＂西方科学为最高范式＂的＂情结＂,无法真正把作为中国文明成果的风水中包含的科学因素发掘出来。挖掘风水中的科学因素还得靠中国人自己。     

网格纹、网崇拜与远古网猎经济

网格纹是新石器时代彩陶上非常流行的一种图案,反映的内容大致与远古时期网猎经济有关。中国甲骨文和汉族史料中有大量关于网猎和网崇拜的记载,藏族苯教中有崇拜“垛”的习俗,这些都是远古网猎文化的延续。     

简论《诗经》的生命精神

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史的起点,<诗经>呈现了夏商周时代中华先民生命精神生发演变的轨迹.从<生民>、<公刘>的诗性醒觉,到<大明>、<凯风>的人伦化育,先民的人文世界的开辟与完成既奠立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基础,也成就了<诗经>的艺术境界.     

中国科技哲学“巨人”何以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上）——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卓见及其评判风水陷入偏颇的教训

李约瑟先生以“广义科学观”思考中国科技及其思想史,包括揭示中国古代“五行学说”的科学内涵,通俗说明“阴阳学说”辩证法意蕴,盛赞中国“关联式思维方式”超越西方“分析式思维方式”的睿智,并一反“五四”后对董仲舒、朱熹哲学否定过多的潮流而视之为中国科技哲学史支撑点,力求让世界了解中国人在科技史上的巨大贡献,表现了中国科技哲学“巨人”的风采。但李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土木工程卷背离上述思路,依西方和中国“五四”后“海归学者”关于风水不含科学的旧见,又鉴于对中国文明的深情,仅视风水为中国古代“美学”,从中国科技哲学“巨人”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其症结是李约瑟先生虽在理论上坚持“广义科学观”,但由于受西方文化熏陶,仍往往具有“西方科学为最高范式”的“情结”,无法真正把作为中国文明成果的风水中包含的科学因素发掘出来。挖掘风水中的科学因素还得靠中国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