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制度反思

“非遗”传承人名录制度是我国“非遗”保护的重要手段之一,它在“非遗”保护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国家级传承人数量偏少且分布不平衡，传承人的年龄与性别结构也不合理。传承人认定制度的不完善使一些民间艺人无法进入各级名录，传承人名录的分级制度导致传承人被人为阶层化,引发了民间艺人与传承人以及不同级别传承人之间的矛盾，造成一些集体项目无法正常开展活动，传承人的保护工作难以得到群众的有力支持。     

傩堂戏掌坛师的身份辨析——傩堂戏传承人研究之一

掌坛师是傩堂戏的主要传承人,在当地社会中有多重身份:一是农民;二是处于“大神”与道士之间,广泛参与当地社会生活的巫师;三是多才多艺的民间艺术家.这种多重身份,使傩堂戏掌坛师在当地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传承中发挥着广泛的作用.     

东莞市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调查研究

人以文传,文以人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与承的合体,传承人是非遗传承的核心,传承人的生存和保护情况日益受到重视。在这一背景下,以东莞市非遗传承人为研究的切入点,立足于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充分发挥田野调查的作用,对东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存与保护状况进行全面梳理与分析,对传承人保护以及培育进行探讨,提出政府要培养青年传承人、壮大非遗传承人群体、完善非遗传承人认定制度以及生活保障制度等,以期促进“见人见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传承与传承人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进化是靠传承而延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对非物遗产所下的定义强调的是“世代相传”和在社区、群体中“被不断地再创造”并有“持续的认同感”,与我国学界传统上理解的民俗(民间文化)强调其作者和传承者的身份有所差异。传承大致有四种方式:群体传承;家庭(或家族)传承;社会传承;神授传承。传承人主要现身于口头文学、表演艺术、手工技艺、民间知识等领域。对杰出传承人的调查和认定,传承人的权益和管理,是21世纪初正在进行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中遇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非遗传承中边缘群体的定位及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的完善

21世纪以来,全国范围内的非遗保护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众多民间文化遗产进入了政府文化工作视野,各级非遗保护名录制度与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成为目前国内非遗保护工作的主要体系。这一保护体系的建设为民间文化遗产的发掘与保护提供了新思路并有着突出的成效。但在此基础上,该制度体系外即没有进入该体系的民间文化及文化享有者、文化生产者却处于较为尴尬的处境,甚至与该制度体系形成了消极对立情绪。在此背景下,本文提出非遗保护中“边缘群体”的概念与定位,在对这一群体进行科学分类的基础上,针对群体性传承人认定、传承人类型划分、多类别非遗保护条例建设等问题讨论代表性传承人制度的补充与完善。     

七十年来民间文学传承人研究回顾与思考

非遗传承人研究始终是非遗保护研究的重中之重。民间文学列为非遗十大门类之首,其传承人研究在非遗传承人研究中具有代表性。民间文学传承人有着丰富而多样的文化身份(故事家、民间歌手、仪式主持等),而且往往一身多任,兼为其他门类的传承人。1949年以来,以人民大众的口头创作为关注对象,民间文学传承人研究得以突显。回顾七十年来的研究成果,民间文学传承人研究大体经历了民间文学遗产传承人研究、非遗传承人研究和新时代系统性保护背景下的传承人研究三个阶段。以21世纪初的非遗保护运动为节点,我国民间文学传承人研究形成了学术视角的分野：20世纪中期至20世纪末,由传承人群体开始聚焦于个性化的非制度性传承人研究;21世纪初期,转向国家非遗保护制度下的传承人研究。由此可知,制度因素是民间文学传承人研究和其他门类非遗传承人研究的核心逻辑。     

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究综述

保护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核心。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文献库中进行检索,通过对2006—2016年的文献统计分析发现,非遗传承人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内容集中于个别案例、多角度的认定制度和保护措施,对传承人的系统研究、后代传承人和非遗活动相关人员的研究较为缺乏。今后非遗传承人的研究应着力于认定和保护制度、相关权利保障、后代传承人的培养以及非遗传播工作者等方面。     

从阶级认同到消费认同：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代际转向

在对农民（工）的传统身份进行简要回溯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历史性的社会结构分析,对这一群体的身份认同进行梳理。在梳理的过程中,聚焦制度结构变迁与农民工实际的生活处境,以消费为分析主轴,重点考察老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出现的认同差异。研究认为,在高度流动性和商品化的消费时代大背景下,作为农民工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正面临着重新适应新环境和建立“认同”的过程,出现了新的、以消费为取向的身份认同转向。     

社会性别视野中的非遗传承人保护路径探索——基于回族女性传承人的讨论

政府以命名"代表性传承人"的形式动员民间社会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实践,但国家级和省(区)级名录体系的代表性传承人数量、分布及性别比例等表明,在具体的保护实践中女性传承人仍是被边缘化的群体。探索符合女性传承人传承行为特征的保护措施、基于女性传承人自身的发展寻求非遗的保护路径,成为当前传承人保护政策及工作实践需充分考量的,也是非遗传承人保护模式走向多元和深入的迫切要求。以回族女性非遗传承人为中心,基于田野调查资料,分析女性传承人参与传承实践的有利及影响因素,并尝试从突出"性别平等"的保护理念、强化"文化主体"的身份及"赋权"给女性的角度探索传承人保护的具体路径。     

非洲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互动对中国油画发展的启示简

中国油画由于早期异质文化源流的历史背景,在内在文化属性的认同方面经历了最初的“西洋画”到“民族化”再到“中国油画”的历史流程。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显露出来的自身文化身份意识对具体的艺术创作有着莫大的影响。以20世纪初西方现代艺术与非洲艺术之间的互动情态为参照,可以为当代中国油画中的文化身份问题提供启示。     

论“非遗”传承人的保护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得以传承和延续的口承文化。其保护的关键是对传承人的保护。杰出的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延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历史上杰出传承者的出现,则是以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开放政策为条件的。我国政府构建了由国家级、省市级、地市级和区县级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组成的保护体系,每一个名录项目,都有相应的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为支撑。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已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经验,但传承人的权益却仍然是亟待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四川扬琴传承人吴瑕口述史

吴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川扬琴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本文以口述访谈的形式,于2017年8月2日前往四川省曲艺研究院对吴瑕进行采访,内容围绕从艺经历、师承情况、人才培养、传承思考、扬琴新作品几个方面进行。     

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传承人创新探究

川剧是巴渝地区移民文化激烈碰撞后形成的文化瑰宝,分为昆曲、高腔、胡琴、弹戏、灯戏等几个类型,川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传承人以超人的才智承载着川剧技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文化生态迅速变迁,川剧要生存、发展必须创新。文章从重庆川剧编剧、音乐、演员、导演的改变,探究川剧传承人的创新。川剧编剧隆学义、魏明伦、罗怀臻等着力于开创新的主题、新的表现手法以适应现代背景下观众不断变化的审美诉求,演员沈铁梅、孙勇波、黄荣华、谭继琼等则大胆运用多种表现手法,与西洋音乐激烈碰撞,产生了新的声腔及音乐形式,在川剧濒危时刻重燃了生命之光。     

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的调整与修改的法律思考

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是法定继承制度的重要内容,但从法律设计层面应如何操作法学界观点不一。从尊重公民财产权出发,结合计划生育国策和国外的立法经验,主张应根据《宪法》、《婚姻法》和《继承法》的相关精神,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在配偶的继承顺序设计层面,从维护我国现行的物权法体系的角度,主张应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维持配偶的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身份;在丧偶儿媳、丧偶女婿的集成问题上,现有法律用语虽不够科学,但并非一定要予以废除,尤其是我国人口结构正步入老龄化,由于社会养老保障体制还不够健全,赋予丧偶儿媳、女婿继承权,可以起到激励的作用,达到更好地赡养老人的立法目的;在关于血亲继承人的继承顺序方面,从现代人们的亲属观念的演变结合老年人的特殊利益的法律保护,主张采用亲等继承制优于亲系继承制。     

民族文化传承人的历史价值与当代生境

民族文化是人类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是民族的身份、象征和民族精神、民族发展的动力源泉。在全球化、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冲击下,民族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消失与消亡。正确分析评价作为文化重要主体的传承人的历史作用与当代生境,实现文化解困,有利于优秀民族文化的抢救、保护与开发、利用,有利于人类在绚烂多彩、生动多样的文化生境中自由、和谐地共处与发展。     

我国“非遗”认定及传承人保护之问题与对策

项目认定、传承人保护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保护体系中最重要的两项保护举措。近年来,各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认定、传承人保护方面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存在诸如评审主体错位、评审方法不严谨、不重视传承人的保护等问题。对此进行系统的梳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