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牍之用

中国古代书信的基本作用,表现为信息传递与信息交流。其审美特性在信息交流中生成、发展。用与美的结合是书信的重要特征。     

清初文人尺牍的传播

清初文人借助尺牍实现了社会信息的传布与交流、学术资源的整合重组与文化资源的共享。文人群体运用收藏、刊刻等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实现其传播角色。文人尺牍的传播不仅受到当时朝廷的文化政策等政治环境的制约,还受到文人本人的品节、社会地位以及尺牍本身学术价值的影响。无论从尺牍的创作还是从尺牍的结集出版,都可以看到尺牍的媒介特性。文人尺牍的传播首先诉诸文学的形式,收藏与出版的"著作化"也是重要手段。     

清初尺牍选本稿源研究

清初十余种尺牍选本辑选了明末清初数千封尺牍,在较短的时间内相继出现,是书籍出版史上较为独特的现象。这些尺牍根植于明末清初士人大量的尺牍往来,其覆盖的时空范畴与具体的来源渠道深具探究价值。从时间角度考察,尺牍稿件主要来源于明万历后期至清康熙前期这一时段内;从地域角度考察,主要来源于东南江浙一带,尤其集中在杭州、南京、苏州、扬州等几个中心城市。诸选家收集稿件的具体方式主要有自己与朋友往来之牍、朋友往来之牍、征稿、投稿与赠稿、民间藏稿、约稿、其他尺牍刊本等渠道。     

宋懋澄尺牍的文化透析

宋懋澄是晚明尺牍巨子.他对晚明尺牍小品的兴起与发展均有开山之功.从内容方面看,其尺牍小品明显体现于三个方面:宗教哲理的思辨和调适、摆脱羁绁的努力与挣扎、狂夫之狂的追摹与自恋.宋懋澄的尺牍小品,表现出独特的价值取向和审美特征,是深具"晚明习气"的文学典范.     

尺牍中的屠隆文化形象

以明代万历年间作家屠隆为研究对象，以尺牍作为研究媒介，首先通过来往尺牍中屠隆友人的评价，彰显出其“吏才”“文才”。其“吏才”主要表现在地方任职期间的爱民之心与惠民举措，而“文才”则表现在对其文名声誉的总体称赞以及对其作品的具体褒扬。其次通过屠隆尺牍中体现的“出处矛盾”来还原屠隆的自我“写真”。最后通过晚明文人对其“炫才破法”的客观写照，试图还原出屠隆的真性情、真才子形象。     

小小尺牍 纵横千里

古人在一尺长的木牍上写信,因此后来人们把书信称作尺牍。书信又被人们称作书札、手札、手简、帖。写在木板上的书信称"札"、"牍";写在竹片上的书信称"简";写在布帛上的书信称"帖"。 出自名家之手的书信既有书法和文学方面的欣赏价值,又有丰富的史料价值,自古就是收藏家们搜集、雅赏之物。陆机的《平复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殉的《伯远帖》都是古代留存下来的书信,后以帖称之。     

我所收藏的名家尺牍

古人将一尺长的木牍用来写信,因此后来人们把书信称作尺牍,而书信又称书札、手札、手简、帖。写在木板上称“札”“牍”,写在竹片上称“简”,写在布帛上称“帖”。     

陈用光与姚鼐尺牍解读

陈用光从姚鼐求学,为嘉庆、道光年间传扬姚鼐之学最有力者之一。陈用光与姚鼐尺牍交往颇多,尺牍成为陈用光与姚鼐讨论诗文学问的载体。通过尺牍的往来,促进了桐城派成员之间的交流;推动了成员之间的文学创作;深化了对汉宋之争等问题的认识,这无疑有利于桐城派的进一步发展。     

郑逸梅及其《尺牍丛话》

书信在古代有尺牍、书札等多种称谓,学者历来对其均有所评述.郑逸梅有民国“补白大王”之誉,一生潜心著述,其关于尺牍之连载作品《尺牍丛话》有增知、存史、博闻、怡情等价值.     

《吴梅村尺牍》前言

吴伟业( 1609—1672年) ,字骏公,号梅村,别署鹿樵生、灌隐主人、大云道人,江苏太仓人. 明崇祯四年(1631 )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充东宫讲读官,又任左庶子等职,福王建南明,授少詹事,后辞归.顺治十年( 1653 )被征入清廷,次年授秘书院侍讲,充修太祖太宗纂修官,后升国子监祭酒. 顺治十三年底( 1656 ) ,以嗣母丧得归,遂不复出,至康熙十年( 1671 )逝世. 《清史稿》列传二百七十一,《文苑》一有传,江苏《太仓州志》亦有所载.     

清初尺牍选本中的文人困境书写

清初在以选本聚合时人的文化生态中,尺牍编选刊刻十分盛行,现存选本约计20种,收录尺牍近万通,在出版史上具有现象学意义。选本生成带来尺牍由私密空间走向公共场域,贯穿着选家复归风雅的苦心孤诣和价值取向,衍生出立言和传名的功能,最大程度地保存了清初文人真实的精神影像,文学史因此变得日益丰满。大量内容充实、情感真挚的尺牍高度还原了传统文人的日常,不乏其他现存文献阙载或言而不详、录而失真者,其中的“困境书写”十分突出,映射了一代文人深刻的精神创伤。尺牍是社会交往的产物和知己交谊的见证,文人在日益扩张的人际网络中寻找突围,谋求物质救济、生命关怀以及文化理想的实现。     

尺牍视域下姚莹的文学理论简析

姚莹的文论思想在中国古代文论发展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其中,“文以载道”“文以经世”“文无古今”等文学理论散见于其尺牍中,是组成姚莹文学思想不可或缺的部分。具体而言,“文以载道”体现了姚莹的儒家道统思想,代表了桐城派文人的基本观点;“经济”一说首次出现于姚莹尺牍,其核心要义是为文应当利于社会发展,逐渐成为主流;“文无古今”的观点也在姚莹身上发生多层变化,实际上也是当时文人心态的缩影。作为嘉道年间的“在场人”,姚莹的文学理论中折射了当时大量的文学事实,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     

从尺牍看黄庭坚的斯文传承理想

黄庭坚对斯文传承的担忧以及他的担当意识与实际努力都在尺牍这一私人化文体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他所谈到的"斯文"的指向是以文为载体的内在道德修养。黄庭坚虽然以苏轼对自己的盛赞而自负,却并未从苏轼那里得到过有关斯文传承之任非他莫属的准确表示,没有足够的理由与信心自命为当之无愧的下一任文坛盟主。然而,在强烈责任感的驱使下,黄庭坚以身作则,全身心地致力于修身体道与文学创作,并努力寻找和积极培养后学,在道德修养与文学创作上都给他们提供了良好的指导。     

关于《欧苏手简》所收欧阳修尺牍

《欧苏手简》收录欧阳修、苏轼尺牍各二卷,将其所收苏轼尺牍与现存《东坡续集》比对,可推断此书为选本性质。在此基础上,假设此书所收欧阳修尺牍亦从欧集选出,则通过比对分析,可知选编者所据之欧集,乃早于周必大编定本,很可能就是所谓绵、吉本。果然如此,则从《手简》选录范围来看,绵、吉本对欧公尺牍的结集,已具相当规模,接近于周必大初编本。所以,《欧苏手简》可帮助我们更详细地了解欧集形成史的某些局部。     

论明清时期中韩文人往来尺牍帖的学术意义

明清时期中韩文人间往来尺牍是两国文士用于交流的最重要形式之一。这些尺牍量大面广,多见藏于韩国汉籍,其文字在中国文献多失载,内容涉及文学、学术、外交、宗教等诸多方面,具有文献学和传播学的重要价值,可谓活生生的学术交流史、中韩文人交流史。     

十九世纪华北绍兴师爷网络之个案研究──从《秋水轩尺牍》、《雪鸿轩尺牍》看“无绍不成行”

本文利用现存的两部清代道咸年间的尺牍集，对“无绍不成衙”这一独特的人文现象，作一区域性的微观分析。指出：由于生存压力，绍兴人大批外出游幕、充当师爷；为了在行业竞争中取胜，他们不仅将幕学作为家传之密，子孙世业，而且还利用联姻、结拜、攀援同乡官吏等手段，呼朋引类，互通声气，形成了一个个网络，从而对清代政治体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尺牍交往看张裕钊与吴汝纶对桐城义法的因袭与突破

清末古文殿军张裕钊与吴汝纶尺牍交往频繁,围绕桐城义法,提出一些新见。张裕钊、吴汝纶继承姚鼐等人"因声求气"理论,提出"以意摄气"说,古文声气理论得到系统总结。针对桐城义法"雅洁"说,张裕钊、吴汝纶以"健"代"洁",形成"雅健"说。吴汝纶接受张裕钊的建议,从"务为雄奇"转而"抑为平淡",刚柔相济,进一步丰富桐城派风格理论。张裕钊与吴汝纶的尺牍交往,在继承桐城义法的同时也对桐城义法有所突破,扩大了桐城派在畿辅的影响。     

《胜朝越郡忠节明贤尺牍》收录阳明信札考释

吾乡阳明子,传知行合一之学,推寻所自,必体诸自身。考其著文立言,亦时时警句,片言只字,后人皆奉为圭臬。今于《胜朝越郡忠节明贤尺牍》索得阳明信札四通,其中三通为新发现佚文,辑录于此,并作考释。     

尺幅千里随意天成——从《乌篷船》看周作人尺牍体散文的特色

《乌篷船》是周作人尺牍体散文代表作之一。书信作为随笔的一种形式归之于现代散文,周作人大概是创始者。“尺牍”这一新体的创现,实质集中体现了周作人散文“随意抒写”、“自然流露”的风格,同时也反映了作者文学创作的人本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