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之友社”的成立及其历史贡献

根据黎平会议和扎西会议决议,党和红军决定在川贵边界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新的革命根据地。为此,中央红军在遵义开展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赤化工作。"红军之友社"就是在党和红军的影响和领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壮大为中央红军在遵义的土地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社”文化之于“地方”与“地方性”的人类学阐释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社"文化意指土地、土地神及所衍生的一系列文化行为。"社"文化建构了宇宙、天地与人的认知系统,调整着自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通过土地、姓氏、村庙、祠堂等一系列公共象征符号及围绕符号展开的祭祀、庆典等仪式活动形成了特定群体的在地化知识体系和地方感,承载着认知的"地方"与人文的"地方"多重内涵与价值系统,倾向于促进理解而不是推进行动。     

从“本真的历史”到“效果的历史”——论《真理与方法》对海德格尔早期历史观的改造

海德格尔的"本真的历史"概念因其内在的矛盾而被伽达默尔弃之不用。在接受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学说以及意向性中的"先天相互关联"思想的基础上,借助于约克伯爵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胡塞尔的先验主体性现象学之间所架设的桥梁,伽达默尔成功地清除了黑格尔哲学中生命概念的形而上学色彩并将历史性的维度植入其中,从而完成从基础存在论的"本真的历史"向诠释学的"效果的历史"的转变。海德格尔早期历史观中的革命性意义及其新的突破方向也因此得到清晰的彰显。     

论“视域融合”与历史比较的关联和意义

诠释学在加强了视域与"前见"的历史联系的基础上,其理解方式"视域融合"不仅具有更为明显的辩证特性,而且与历史比较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视域融合"观念有助于加深对历史比较真实本质性的现代理解,彰显历史比较是一个辩证的扬弃过程,突出历史比较的效果历史特征及其比较的意义。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现代历史比较观念出发,对"视域融合"观念进行再理解,可以准确把握和认识"视域融合"观念的价值及其历史地位。探讨"视域融合"与历史比较之间所存在的关联及互动关系,对于哲学诠释学和历史比较的进一步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论历史想象与“构造的历史学”——以柯林武德为讨论中心

人类经验若纳入历史反思的范畴,历史思维势必构成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环节。柯林武德通过分析历史概念、批判“常识性理论”、阐明历史思维的独特性,藉此批判了方法论的实证主义。此外,柯林武德援引证据与叙事的标准区分了不同的想象类型,并据此阐释了历史想象在“构造的历史学”方面的功能。柯林武德探讨历史思维与历史想象,旨在解决历史客观性这一核心问题。     

“历史民族志”与“历史的民族志”——民族志实践中的历史之纬

作为新兴的跨学科合作平台,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已渐趋成熟,其依托民族志报告的文本书写,包括两种类型：“历史民族志”和“历史的民族志”,二者的内涵与外延呈现不同的研究取向与价值。此二种写作方式,将历时性与共时性作为交叉的基轴统一纳入文本写作之中,将“过去”与“当下”融入整体的历史予以建构。但“历史民族志”将时间空间化、历史场域化,在历史的时间维度上做田野行走;而“历史的民族志”,更注重将时间维度嵌入空间的延展之中,在当下的田野中把握历史脉搏。     

“历史”与“逻辑”关系的两种表述

“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和“逻辑的与历史的相一致”是不同内涵的两种表述.前者在黑格尔那里,本体论和方法论高度统一,历史就是逻辑的实现,逻辑的就是历史的;后者在历史唯物主义那里,本体论意义上承认历史有内在的客观规律,方法论意义上强调逻辑是历史的反映,历史对逻辑有先在性,历史的规律性展开便是逻辑的进程,这里,方法论、认识论与本体论都是统一的.逻辑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不应割裂逻辑与历史的联系.     

“历史的民族志”视野中的仪式展演——评《帝国隐喻-中国民间宗教》

“历史的民族志”不是简单的,碎片化的历史史实的堆积,而是解释行为主体怎样从历史史实中,人为主观地选择、表达和建构的。而仪式是“历史的民族志”最活跃的元素之一。仪式既能突出这一文化事象内涵中的历史痕迹,向人们展现其承载的历史底蕴,又能解释“历史活在当下”在其中的具体体现,强调在社会变迁中人们在仪式演进中的能动性。     

中国历史与历史中国——论现代中国的历史基础与历史中国的现代叙事

现代国民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上,而人民的范围则是不同国民构建方案彼此竞争的结果。现代中国的多民族国民方案以历史命运共同体作为凝聚国民认同的最主要的精神纽带,所以中国历史叙事在塑造现代中国国民认同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历史中国"是中国历史叙事的主体,现代中国由各民族共同创生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涵纳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历史并揭示出各族人民多元汇聚的历史发展趋势。作为"国家有机体"的历史中国以及作为地理空间的历史中国都无法满足上述要求。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以"自在的中华民族"概念对历史中国加以概括,并以多元多层次的动态网络结构对于这一历史共同体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从而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历史共同体的连续叙事"。这一叙事充分解释了现代中国的历史基础和中华民族的凝聚机制,相较于其他的"历史中国"叙事,是更为成功的中国历史叙事模式。     

“历史”的变革与“主体”的浮现——“新历史”小说创作的再认识

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历史叙事在新时期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下遭到了质疑和挑战。“历史”本身的虚构性和文本性特征使得作家无意于再建构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放弃了对历史客观真实性的追求,从而在文本中渲染了一种非理性主义色彩;同时,作家注重自我对历史的认识和体验,在小说创作实践中关注个体的命运和价值,表征了一种经验理性的反思倾向。     

关于“国民文学”的倡导——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诗”与“散文”观（二）

从创造社的内部差异可以看到,与法国19世纪诗歌传统相联系建立起＂诗＂的观念的,是创造社京都作家,这里有着郑伯奇与成仿吾文学批评观的深刻差异,由此出现1924年＂国民文学＂的倡导,以及翌年以穆木天为主在《语丝》上与钱玄同的论争,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次＂诗＂与＂散文＂观念的碰撞。从中可见,＂诗＂的观念,对＂诗＂与＂散文＂之不同的认识,在进入＂五四＂后的新文学独立发展中是艰难的。     

高校社科学报发展与“双一流”建设关系研究

"双一流"建设作为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重大战略,意在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高校社科学报作为高等教育发展和学科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双一流"建设方案实施的坚实基础和重要抓手。同时,"双一流"建设也为高校社科学报突破瓶颈、走出困局,提供了新的契机与办法。在"双一流"建设中,高校社科学报应当找准自身发展与"双一流"建设方案的融合点,从提升学术质量、提高编辑素质、培育学术梯队三个方面来提升办刊质量和学术水平,重点建设一批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学报和栏目,为"双一流"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世界万国”中的国家定位与革命派认同困境——在历史现场认识革命派的中国观

辛亥革命最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于其颠覆数千年封建王朝的政治循环,全面推动了王朝中国向主权国家转型的历史进程。王朝中国在社会变革过程开眼看世界,"天下"观向主权"中国"和"世界"观转型,在与拥有坚船利炮的西方主权国家对峙中,王朝国家自我形象不仅在思想家的思想中或模糊或迷失,还被西方主权国家以西方的镜像所模塑。王朝中国不得不在"世界万国"中重新定位自身,重新认识自身,重新定义"中国"。     

“中国模式”的辩证解读——兼评“中国模式”解释多元化的方法论根源

“中国模式”是一个完整的认识对象,蕴涵着深刻的辩证智慧,科学解读“中国模式”不能不讲辩证法。在国际话语场,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多元化解读充满了误读与偏见,“中国模式”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陷入了“没有标准,怎么说都行”的解释怪圈之中。西方一些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多元化解读,除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形形色色的政治意图之外,不讲辩证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方法决定看法,方法不一样,看法也不一样,只有把方法搞对头,看问题才会不失偏颇,看法才能搞对头。科学解读“中国模式”,必选坚持“一”与“多”的统一,“变”与“稳”的平衡,“质”与“量”的互补,“中”与“西”的互鉴,“主流”与“支流”的兼顾,“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局部”与“整体”的呼应,“历史”与“现实”的贯通。这是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证法,也是理解“中国模式”的方法论。     

历史活在当下——“历史的民族志”实践及其方法论

“在档案馆中做田野工作”、“在田野工作中做历史研究”、“在历史研究中做田野工作”可能是“历史的民族志”的三种实践形态。如何更好地融通“过去”与“现在”,并对“制作历史”进行知识论反思,是“历史的民族志”实践所面对的方法论基本问题。     

略论“中国石油有限公司”的发展及历史意义

1946年成立的中国石油有限公司的规模、拥有的资本和产生的能量和影响,以及当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其它一般公司远远不能相比的。中国石油有限公司的成立,既是近代中国公司形态发展的最高阶段,同时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与台湾公司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借鉴,为新中国成立后石油工业成为新兴而重要的工业部门打下了基础。     

民族主义与历史知识的重构——以民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四大发明”表述为例

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被视为中国的"四大发明",在史学界以及科学界广为传颂,成为写入历史教科书中的权威知识。这种表述最早滥觞于民国。民国的历史教科书编纂者群体,发挥了前人的说法,在20世纪初首次将其写入到历史教科书中,接着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由"三大发明"说发展到"四大发明"说,遂成为以后撰写中西交通史的必选历史知识。这种将有待证实的历史知识镶嵌进教科书的做法是民国知识精英建构民族国家新秩序的需要,也是民族主义思想对教科书知识建构的影响。     

敦煌艺术中“天”的形象到“天人”形象的历史嬗变

敦煌壁画1000多年以来发生了由"天"的形象到"天人"形象的历史嬗变,反映在由"乐生"到"乐死"、由"天堂"到"天堂与人间"、由佛的歌颂到菩萨歌颂、由画的艺术到舞乐艺术的嬗变。其原因在于,佛教东传过程中经历了由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的历史演变,壁画创作则由希腊画师凭借希腊画法到中国画师凭借中国画法的转变,致使图像的所指与能指均发生变化。由此说明中国古代"通变"之说、变文与变相理论的价值以及中华文化和艺术强大的吸收和消化能力。     

“史”的意识与语言研究

凡治语言学之学者,都有深切的体会:最重要的方法论,是"史"的意识。思考问题,首先是置于"史"的位置上来思考。从学术史入手,展开对学问的追求,是最基本的治学理路。在理论研究中,对任何材料的观察、分析以及解释,都是在特定方法论的主导下展开,研究者都带着特定的方法论原则进入课题,尽管有自觉与不自觉之分。然而当代学术思潮的时尚化和逐俗化,人们不仅"史"的观念淡漠,至于方法论则更是渐疏而远之。语言研究应以自觉的"史"的意识为先导,在"语言观与方法论"、"语言研究中的同质观与异质观"、"语言学的领先地位"等问题上导本源流。     

论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方法中的“历史”的涵义

关于逻辑的与历史的相统一方法的诸多争论源于对其中“历史”含义理解的不尽一致。应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在思维领域中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统一；一是在思维与存在关系上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的统一。前一个“历史”指历史的方法即追踪描述客观对象的运动过程的方法，后一个“历史”指历史的东西，即表现为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对象。所谓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统一是指理论思维与思维对象的历史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