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初期国际仲裁思想的起源——论杜波瓦的仲裁思想

杜波瓦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位倡导建立国际常设仲裁机构的思想家。然而,目前学界对于其仲裁思想只停留在简单介绍或标签化认识的层次,对此,本文结合13世纪后期—14世纪初期基督教世界的政治形势和思想语境展开精细化研究。在这个时期,城市国家和没有上级的君主等主权性政治体逐渐崛起,严重冲击基督教世界的和平与秩序。杜波瓦建议设立一个理事会管理基督教世界公共事务,通过常设性仲裁制度解决国家间争端,确立新的战争与和平法则。本质上,杜波瓦的仲裁思想是为了抑制强权政治的负面效应。杜波瓦的构思在中世纪晚期并未得到落实,但其对于现代主权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区域政治组织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     

还原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起源论思想——《没有地址的信》的艺术起源论思想探析

《没有地址的信》全书并没有出现"艺术起源于劳动"这样的语句。说普列汉诺夫论证和坚持了"艺术起源于劳动",这显然是后来的某些理论家主观地对《没有地址的信》里有关观点和材料进行加工改造的结果。只可以勉强地说,普列汉诺夫认为艺术起源于人类的功利活动。《没有地址的信》的写作目的重在宣传唯物史观和用唯物史观考察艺术的发展。普列汉诺夫表明单用"‘经济的’唯物主义"并不能圆满解决艺术的起源问题。《没有地址的信》隐约提示了艺术起源有"内因""外因"双重根源思路,艺术起源的内因是人的审美本性,外因是原始人类所处的环境和生活方式,等等。     

论国际商事仲裁程序的开始——兼评中国仲裁机构的实践

国际商事仲裁程序开始,不仅是一个客观事实,而且具有法律上的多重效果:争议案件系属于仲裁庭、仲裁时效中断、索赔计算的起算点。尽管仲裁程序何时开始,各国立法与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不尽一致,但大体可分为当事人约定、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仲裁通知之日、仲裁机构收到仲裁请求之日、以仲裁员不同选定方式来确定。以上几种方式均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在仲裁程序领域的体现。考察中国仲裁机构的相关实践,仲裁机构"受理"仲裁案件成为惟一标准。这种作法不但有违仲裁程序自治,且仲裁机构有越权之嫌。在未来修法或仲裁规则修订中,应予以完善。     

20世纪60年代初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及现实意义

20世纪60年代初期,党在实际工作中逐步意识到近几年自身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以及由此造成的损失,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着重从四个方面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其一,重新恢复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其二,切实加强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别突出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的带头作用;其三,倡导民主作风,走群众路线,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其四、加强榜样示范作用的宣传教育,大力倡导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这个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党领导和团结全国人民纠正错误、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保证、导向、凝聚、激励、服务作用,其成功经验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国籍继续原则在国际投资争端仲裁中的适用——以洛文诉美国案为起点

以探讨国籍继续原则在国际投资争端仲裁中的适用为目的,采用比较研究和案例分析的方法,深入研究习惯国际法中国籍继续原则的产生、发展及其具体内涵,结合国际投资争端仲裁机制的宗旨和目的,指出为了推动国际投资争端的顺利解决,国际仲裁庭不应当僵硬地适用国籍继续原则.     

20世纪11-20年间思想界的一个侧面--对民国初期"道德救亡论"的学理解析

2 0世纪 11- 2 0年间 ,时人以《正谊》、《大中华杂志》、《庸言》等杂志为阵地 ,深刻批判“官国”“恶精神”共存 ,道德堕落、名实相悖 ,吏无廉耻、人格卑劣 ,人心衰败、风纪凌夷 ,社会思潮隳堕、衣食消遣盛行等弊端 ,围绕共和以道德为精神 ,道德与时俱进、因时更张 ,充实共和国道德精神、重塑国民人格与政治人格、完善具体道德规范等方面展开理论诠释 ,欲藉反省自爱、砥砺名节 ,外在逼迫、法律为高 ,道义示范、上下互动 ,重社会轻政治、理性对待中外文化等重塑近代理想人格以达到救亡目的。     

20世纪50年代前期乡村干部思想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农村建党为中心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土地改革结束后,中国农村经济形态通过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复杂而又系统的工程,不仅是所有制形式的重大变更,更是农民在思想层面对社会主义的调适过程。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首先是针对乡村中的关键群体——积极分子和乡村干部的思想改造。土地改革结束后开展的农村建党,借助在建党训练班和互助合作运动中吸收党员、建立支部并积极发挥作用的方式,在思想层面对入党积极分子和乡村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思想的率先转变为此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20世纪50年代初期新区乡村干部群体发展的涌现与流动机制 ——以农民协会为考察中心

20世纪50年代初期,乡村干部匮乏是新区建政面临的普遍问题,并一度对新政权的正常运行产生消极影响。征粮、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等运动中逐步组建的农代会和农协会,为新式乡村干部群体的大量涌现提供了重要契机。通过在大会上组织“诉苦”是发动农民改变“宿命论”和“变天”思想顾虑的重要手段,而在诉苦过程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往往成为农协会早期的骨干成员。因任务紧迫,一些农协会领导职务在早期往往被阶级成分和道德品质存在瑕疵的乡村社会成员所占据。随着减租退押和土改等运动的深入开展,针对这些成员的人事轮替也随之发动,新发现的贫雇农积极分子顺势填补他们的位置,使此时期乡村干部群体呈现了较明显的流动现象。在这一过程中,运动式治理手段与阶级斗争学说的高度耦合,最终形成此时期乡村干部群体发展的涌现与流动机制,为乡村社会新的权势转移奠定了重要基础。     

13-14世纪欧洲游历者笔下的“中国形象”——以柏朗嘉宾、马可·波罗、鄂多立克等为中心

13世纪的蒙古西征打通了东西交流的通道。紧接着欧洲的一些使者、商人和旅行者带着各自不同的目的进入东方,蒙古汗国和元朝中国的形象开始呈现在欧洲人面前。这些使者和游历者从“异者”的视角讲述了13-14世纪蒙古汗国和元朝中国的社会风貌、城市生活和各地的风土人情,他们所传播的“中国形象”对欧洲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前后进入中国的欧洲游历者身份不同,目的不同,所涉足的时段和地域不同,所观察的视角不同,其所传递的中国形象也各有差异。通过形象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解析当时欧洲人对蒙古以及元朝中国形象的认知。     

"草色遥看近却无"——论20世纪90年代小说中人的观念

20世纪90年代小说一个最基本变化是人的观念的变更。"人"第一次以个体的存在姿态进入现实语境,表现出不确定性、虚无性和表演性的特征。它在赢取一定的个性独立和自由的同时,却陷入了主体价值迷失的怪圈。     

论20世纪国际规范体系——一项侧重于变更的研究

20世纪国际规范体系可以从其国际权利 /义务之载体认定、根本来源和主体新内容这三大方面予以概论 ,并展示其与先前两个世纪相比侧重于促进变革而非追求稳定的根本特征。主权国家之外 ,政府际组织和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被确认为不同程度上、不同范围内国际权利与义务的载体 ,而内涵多样的人权国际规范构成此项变迁的首要结果。 2 0世纪国际规范尤其源于对当代国际法起了几大积极作用并决定其总体倾斜方向的普遍根本伦理 ,而它们的主体新内容大致集中在关于国际暴力和国家主权的新规则两方面。前一方面首先基于重新引入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 ,后一方面则主要包括限制和干预主权 ,同时扩大、巩固和维护之。当代国际规范体系在总体和多项局部上自相矛盾、含糊混杂 ,这尤其提出了以相对而非绝对、互相协调而非互相排斥的原则来对待国家主权同人权及民族自决权之间关系的必要     

论林语堂创作思想的变化——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心

林语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如何评价这一变化,成为学者们长期争议的话题.肯定前期创作的学者,多从社会性的层面考量;肯定后期创作的学者,则多从文学性的角度观照.不同视角的切入,极大地拓展了林语堂研究的空间.但考量一个作家的创作是否成熟,不能仅依据社会学或文学性的单一尺度,创作风格、思想主张稳定与否都是重要的考察标准.20世纪20年代,林语堂仍处于“文化认同”的“延展期”,思想尚未稳定,文章论点常来源于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名家.及至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在西方文化中发现了克罗齐的美学理论,并将之与道家文化相融合,明确地提出了“艺术即表现”、“表现即艺术”的口号,开始形成自己鲜明的理论主张.     

试论11—13世纪英国城市自治权的封建性——兼论英国城市的法律地位

英国城市一般比较容易获得自治权,城市特权是以向封建领主承担义务为交换而享有的封建权利。因此,11-13世纪的英国城市尚不具有反封建性,其作为权利主体,在法律地位上只是封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论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科学信仰”——以归国留学生骨干为分析对象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与西方列强发生正面冲突并屡遭败绩。在对富强之道的艰难探索中,归国留学生中的精英力量,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致力于对民众的启蒙,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科玄论战、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推动了"科学信仰"的形成。"科学信仰"激发了国人追求科学事业的热情,抚慰了民众在社会动荡、信仰崩溃社会环境中焦虑不安的心灵。但启蒙思想家们对"科学方法"理解上的缺陷,也对民众的科学理念的形成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在中国的承认与执行问题——兼论中国根据《华盛顿公约》第25条第4款所作通知的性质

国际投资仲裁能否有效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的争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仲裁裁决是否得以执行。而仲裁裁决得到法院执行的前提之一是仲裁管辖权的正当性,根据《华盛顿公约》第25条,国际仲裁庭取得管辖权需满足双重同意。中国在加入《华盛顿公约》时向ICSID发送了一份限制可仲裁事项的通知,对该项通知是否构成条约的保留及其效力,学理上争执激烈。2007年“Saipem诉孟加拉国”仲裁案对中国缔结投资条约中“保护伞条款”的解释与适用具有启示意义。     

论18世纪日本的中国观——以《清朝探事》《清俗纪闻》为中心

自古以来,中国的物质文化、风俗习惯等都受到亚洲邻国的重视,成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参照。在清军入关以前,日本对中国文化持学习、敬仰的态度,慕华心理一直是主流的中国观。而自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之后,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急剧直下,贬低、甚至蔑视中国人。那么在清入关后以及中英战争前,对处于清朝康雍乾鼎盛时期18世纪的中国,日本又是如何认识中国的?鉴于学界对这一近世日本中国观的研究较少,本文拟以成书于18世纪的《清朝探事》及《清俗纪闻》两本史料为中心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旨在加深对这一近代以来日本中国观源流的理解,同时也可以从多侧面的独特视角审察中国文化,对自身有一个更加立体、全面的认识。     

论环境权的主体——对主流学说的检视和修正

环境权是一项以享用良好环境为核心内容的新型权利,其权利主体主要为当代的自然人。不过，为防范当代人合谋滥用环境资源而造成代际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应赋予后代人有限的主体资格。单位不是环境权的主体，尽管某些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确实需要以良好的环境作为外在条件，但单位本身并无享用良好环境的内在需求；再者，良好的环境条件也可以通过生产经营权、自然资源权等其他制度工具来保护和实现，没有必要画蛇添足赋予其环境权。国家不是环境权的主体，而是宪法上基本环境权的义务主体，但在国际法层面，国家不仅享有对本国环境资源的主权，还可以成为该国公民环境权的受托主体,通过国家主权和环境权信托两种方式来维护本国公民的环境权益。人类可以但没有必要成为环境权主体。自然体不能也没有必要赋予环境权主体资格。     

自然与社会：从偏离到回归——论卢卡奇的“钟摆论”思想

卢卡奇在总体性问题上基本符合马克思的思想，但在主体-客体关系问题上，却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窠臼。这样导致他在对自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思考中总有失偏颇，像一个钟摆，时而摆向自然，时而摆向社会，割裂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1）早年提出了“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2）晚年强调“自然存在对社会存在”的基础作用。文通过马克思的自然、人化自然、自觉自由活动来阐明自然-人-社会的辩证统一关系。     

中国科学思潮的失真——重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科学思潮

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科学思潮被定性为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思潮,似乎已是不刊之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虽然中国科学思潮与西方科学主义存在渊源关系和相似之处,但是中国科学思潮诞生于救亡图存的社会历史背景,根植于实用理性的传统文化土壤,缺乏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和广泛深入的科学实践,并且存在科学派和唯物派的内在分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思潮,而是一种前科学的科学主义。它传入时正当民族救亡之际,填补了五四反传统之后的形而上价值空缺,带有强烈的功利性。五四之后,科学思潮进一步意识形态化,摒弃了求真的精神。中国科学思潮没有实现中西接轨,反而因其失真成为了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     

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深化——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探索的思考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进行了历史性变革和系统性重塑，然而顶层设计与分层对接机制优化、机构设置细化与整合、运转协同和效能提升仍未完全到位。回溯机构改革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作为政府顶层设计和系统性构建阶段，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机构建设最富成效的历史时期之一。这一时期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机构建设强调权能配置和人员构成的民族性，逐步差异化设置机构、探索单一制下政府机构平衡设置等历史经验，可以为进一步深化政府机构改革提供有益借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应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合理汲取历史养分，进一步深化理论研究，完善法制体系，明晰特殊性职权和民族性职能，健全顶层设计与分层对接机制，创新改革模式，强化地方参与性，切实破解改革难题，推动政府自身建设持续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