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团结型社会组织、行政型社会组织到治理型社会组织——1949年以来社会组织的变迁历史

我国社会组织的运行逻辑深刻展现了社会结构的变迁。1949年至今,我国的社会组织呈现出三个形态,即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期(1949年—1956年)的团结型社会组织,再到改革开放前(1956年—1978年)的行政型社会组织,以及经过多重探索之后(1978年—2012年),形成的治理型社会组织(2012年—今)。这三个形态逐步革新又相互继承:治理型社会组织是当前社会组织运行的主导形态,而团结型社会组织与行政型社会组织的运行逻辑仍在一定程度上与之并存。这显示出国家、市场、社会在整合的前提下合作或交融,共同构成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新时代以来,社会组织发展的关键在于能否助推社会信任的建立,这就要进一步探究我国社会组织的本土特色。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党和国家政治话语体系中的社会治理内涵剖析——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逻辑

党和国家话语体系中,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话语经历了生成、提升与转折的过程。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治理话语全面取代社会管理话语,话语的转变反映的是执政理念的深刻改变,社会治理创新将不断走向多元化治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论域中的社会治理内涵首先是公共服务,这是重点,其次才是社会规制。     

从社会组织形态看互联网平台治理

平台化是互联网发展的重大趋势,对企业商业模式、社会关系与政府对互联网的治理模式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传统法律模式在对互联网平台规制中存在明显不适,从监管义务到侵权责任都无法进行合理分配。设计互联网平台治理规范并不能依赖现有法律规则,而应该在继承现有法律规范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充分观察互联网平台对社会组织形态变革产生的重大影响,根据互联网形式下出现的新型社会关系针对性地创造出互联网平台治理的有效规则,使得从使用者、平台、第三方和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责任共担,建构平台治理的良性生态     

从管理到治理——近十年来社会管理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正式将“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众多学者对社会管理创新诸多方面进行多角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加深了社会各阶层对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解。他们对社会管理的内涵、研究领域等进行了界定,对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原因、方法等进行了探讨,对从“一元管理”到“多元治理”的社会治理方式转变的发展脉络以及其反映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思想进行了剖析。     

构建现代社会组织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的突破口

社会组织治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相比碎片主义、全能主义、多元主义,法团主义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合作,在政府主导的治理格局中吸纳社会力量,实现协同善治目标,合乎我国国情社情和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打破政府全能的传统治理格局,构建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组织自治"四位一体"的社会组织治理体制,是创新社会治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也是维系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实现长治久安不可或缺的善治思路。     

社会治理中社会组织的功能分析

市民社会的发展促使社会组织的诞生与成长,而社会治理的理念和精神也要求社会组织的参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学理基础主要有协商民主的发展和协同治理理念的确认、社会制约权力理论以及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社会组织的社会治理功能主要包括系统治理功能、依法治理功能、综合治理功能和源头治理功能。     

走向协同治理:社会治理的内涵解析及其创新前景——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为论域

基于社会治理内涵的解析,分析指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战略布局可采取政府和公办社会组织主导、各种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格局,策略选择上应注重党和政府的引导策略与地区策略,以及社会组织的参与策略。现阶段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具体模式可以采用协同治理模式,强调政府主导下的社会组织参与。     

基层治理视阈下安徽城乡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研究

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安徽省近年来以基层枢纽型社会组织为切入口,探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可行路径。通过剖析社区枢纽型社会组织这一新生事物的内涵和功能,明晰其发展现状与脉络,提出进一步规范其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以期对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有所裨益。     

贫困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变迁及走向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是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议题。在贫困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迁,从“控制—依附”关系向“合作—自主”关系,再向“对称性互惠”关系变迁。本文论述了贫困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不同阶段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特点、原因、影响及效果,探讨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走向。     

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国实践

运动式治理逐渐成为社会转型中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分析范式,转型中国秩序重建中的运动式治理的制度环境与实践机制体现为压力型体制下的层级协同机制、锦标赛体制下的政治动员机制、科层官僚制下的行政吸纳机制。社会转型语境中运动式治理困境体现为“运动式”治理与“科层制”实践的“内卷化”困境、运动式治理行动中的“政策变通”与“共谋行为”以及运动式治理中基于“治理政绩”取向的“治理剧场化”与“剧场政治”困境。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变迁的中国经验逻辑及其现代转型体现了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运动式治理到科层运作的双轨协同、多元主体共治下的参与式治理以及行动者互动场域中的基层网络治理转向。     

从线性到循环:社会资本视域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实践研究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五社联动”机制是助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社区社会组织是“五社联动”的主体性要素之一,是实现社区基层有效治理的重要力量。本研究以厦门市DX村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项目为例,借助社会资本理论,梳理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机制,实现组织的循环发展。研究发现,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分为资本储备、资本形成、资本强化3个阶段,在资本储备阶段进入社区并挖掘地区特色,资本形成阶段以组织内部信任、制度和网络要素的培育带动组织资本的增长,资本强化阶段聚焦于组织的独立反哺,实现资本循环。社会资本视角下,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重点在于参与带动发展的资本培育理念、多元主体参与的资本构建策略、多维互促的资本形成模式和规范带动运行的资本循环机制。     

20世纪以来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演变历程

建设畅通高效的农村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也就是打造现代国家的基石。20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历经了数次改革与重建。晚清民国时期,国家权力持续下移,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紧锣密鼓,但并未与传统乡绅的作用相得益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间,国家权力实现了对农村基层的全方位渗透,解决了权力内卷化问题,但农民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改革开放以来,乡政村治弥补了农村社会管理出现的真空地带,但村民自治制度始终没有得到真正落实。从近些年的发展来看,中央倡导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是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必由之路。     

从礼治到法治:一个苗族村落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

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苗族社会传统的礼治色彩逐步弱化而现代法治思想渗入愈渐加强.文章以民族学田野调查所获取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记述了小茅坡营苗族村落社会治理结构从礼治到法治的变迁历程,认为在民族村落发展中,对传统礼治和现代法治的有效结合,可以更好地改善村落社会治理结构,促进民族社区的发展与稳定.     

从粗放式管理到精细化治理——迈向复杂社会的治理转型

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及其不确定性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传统社会的治理主要是粗放式的管理,具有粗线条、松散性和随意性等特点。精细化治理具有注重细节、推崇专业、重视过程和追求卓越的优势,是应对复杂社会治理挑战的方案。当前各地政府推行的精细化治理实践遍地开花,主要聚焦于需求的精准识别与匹配、精细化网络治理结构的建构、多主体协作格局的形塑等。从粗放式管理迈向精细化治理,是多重社会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包括政治的、技术的和专业的等多方面的内在逻辑。深入理解精细化治理的转型逻辑及其困境,对于持续推进精细化治理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功能研究——基于甘肃省Z县X村扶贫互助合作组织的个案

改革开放30年,在市场经济不断渗入和农村土地制度调整的背景下,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的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推动农民集体行动和孕育基层民主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在简要回顾乡村治理变迁历史过程的基础上,结合西北地区一个典型的乡村组织个案,具体阐释农村社会组织在当代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社会功能。各类农村社会组织与农村党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间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乡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