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作家与佛教文化的关系

“五四”作家之普遍近佛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其中既有以夏尊等为代表的信仰佛教并对佛教有精深理解的作家 ,也有以郁达夫等为代表的虽不信仰佛教 ,但由于对现实的失望而欲在佛门找到心灵的归宿的作家。而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知识分子尽管坚决反对佛教空观思想 ,主张以科学代宗教 ,但是强烈的皈依心态却使他们对佛教的否定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在现代文学史上 ,只有鲁迅、周作人、胡适等少数作家自觉地以佛家之“空”解构传统之“有” ,从而彻底摆脱了传统的宗教心态 ,这是极其难得 ,也是极有意义的     

抽象的抒情——论三十年代沈从文的“作家论”

沈从文三十年代的“作家论”主要收集在的《沫沫集》中。在其“作家论”中,他坚持以艺术为本位,但不否认文学的社会功能;批评方法上,喜欢采用人格化的方法在作家风格和人格上寻找契合点;坚持以艺术形式的美和人性意义的善为“作家论”的审美评价标准;批评风格上,轻逻辑分析而重直觉感悟,追求形象的抒情的随笔化风格。     

论汤显祖"情"之哲学的文艺思想

汤显祖在其诗文创作中不仅探讨了至善之情对于不合自然人情的封建之“理”及框范人情感传达的作文法度的超越,而且通过对作家应达到的心灵境界的认识,指出作家在创作表达上应如何突破写作规范的限制,找到为文之道,游刃有余地以各种文体传达情感。     

论改革中作家自我超越的难题

陈旧的艺术模式束缚著作家。艺术模式反映着传统的思维模式,积淀着民族心理和文化思想特征。要冲破之,不仅需要强调感性的发展,而且需要强调人类已经发展了的新的理性之光的照耀。理性的高扬意味着价值观念的更新。人类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证明,艺术家全部的价值观集中在“人”上,其认识的水平,决定着作家的成就。认识“人”自身,将是漫长痛苦的过程;作家需要在理性的自我重建过程中,实现飞跃。     

《谈艺录》论宋诗

对理学家诗 ,总体评价不高。但对具体作家、具体作品作具体分析 ,不是一棍子打死。“句中眼”应为“警策”处 ,而非“警句”。舍去篇章不顾 ,就不能称为“句中眼”。“句中眼”也不一定就在五言诗的第三字、七言诗的第五字上。“句中眼”不必句句有眼 ,也不一定为声音之“响”字。     

当代民族文学研究片论

通观新时期以降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研究,聚焦学科中坚、新生代批评、非本业“偏师”之既有理论建树,不能对之进行“近乎全面的否定”。     

论论柳宗元“卓然自得”的散文理论

柳宗元在散文理论方面多有卓见,“文以明道”是其理论核心.柳宗元所明之道是孔子的儒家之道,他强调道的实践性,主张文道并重;他提出了以“诚”为内质的作家修养论;他论述了诗文两体的基本分界;他提倡“卓然自得”的创新精神,并以自觉的美学意识丰富了其散文理论的内涵.     

论文学批评的功能

一文学批评正在从尴尬的角色之中脱身而出。这仿佛是２０世纪的一个理论杰作：２０世纪被称之为“批评的时代”。当然,人们还不可能指望作家———另一个庞大的文学集团——欣然认可这个论断;几个世纪以来,作家对于文学批评的功利之心与厌倦之情几乎没有多少变化。这个...     

论《边城》意象的文化价值

凝固的批评观念和批评模式不能认识一个作家的真面目,尤其对于沈从文。“避免由社会阶级的方面而力图由文化方面评价历史,是沈从文区别于同时代作家,的自己的选择。”当我们冷静地观照、测量沈从文的“《边城》体系”的文化价值之后,我们说沈从文是中国新文化继鲁迅之后第二个在封闭民族传统文化之内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作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说:“小说中存在着两种力量,一种是人物,另一种是一群不属于人物的东西。”后者就是小说人物之“象”外的“物象”,物象上的思想感情是一种隐喻式的思维。我们现在有必要来还原一下沈从文对于文化——这个难解的斯劳克斯之迷的思维。     

刘琨诗考论

刘琨是两晋相交时期重要的作家之一。其创作以“永嘉之乱”为界 ,可分为前后两期。其诗今存 4首 ,《扶风歌·南山石嵬嵬》即为早期之作 ,而《扶风歌·朝发广莫门》《答卢谌诗》《重赠卢谌》则作于后期。有学者认为《答卢谌诗》为其绝笔 ,此说颇值商榷。刘琨诗的风格 ,可以用钟嵘所说的“凄戾之词”与“清拔之气”来概括     

中国文学创造张力论

中国文学的创造张力体现为：文学按照“载道”要求只在文体修辞性等方面的创新,导致作家的依附性思维而使得中国文学“从动于文化”;文学尊重人的爱欲和情感,反抗礼教道教束缚的生命觉醒,因为作家缺乏“自己的情理统一”努力而使得中国文学“弱动于文化”;文学中作家个体哲学觉醒内在地批判改造儒道和西学思想,因为“个体化理解世界”的潜在实现而使得中国文学“能动于文化”。因此中国传统文论需要在“奇异”“别趣”“象外之象”基础上增加“独思”“独象”“象内独象”之新范畴,才能弥补中国文论在创造境界问题上缺乏文学独创性思考之局限。     

“意识流”与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以“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为例

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借鉴.通过现代作家在“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对“意识流”的接受情况可展现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产生、发展的过程及特点.即“五四”作家在创作中对“意识流”的接受,源自对目的论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性之追求以及作家内心“自我”意识的增强,由此造就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一批作家的焦虑性文学叙述成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最初形态.而20世纪30年代,以京派为主的新传统主义者如废名、凌叔华等人,通过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并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性批判立场上的“意识流”文学实践,成就了一批具有跨文化交流特质的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成熟之作.     

“感情的批评主义”：李长之1930年代作家论研究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独具特色的批评家,“明目张胆”地用“感情的批评主义”为作家论之批评宗旨的李长之,在“感情的型”的美学尺度下,以情感体验中的审美感知与兼容理智的作家批评实戡,标示出他1930年代作家论写作的独特魅力。显然,李长之所建构的以情感为中心、情感与识力并行不悖的作家批评范式,在丰富和拓展1930年代作家论的批评内涵的同时,亦对当时的作家论写作具有一定的体式意义。     

论当前小说创作的哲理化倾向

一 道古而论今,从“魏晋风骨”到“盛唐之音”,历史上的文学高峰都以鲜明而不可替代的美学特征体现着自己时代的精神,散溢着历久不衰的艺术风彩。我们今天是否正迈向五四以来又一个文学高峰?“改正派”、“解放派”……中青年作家才人辈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     

论鲁迅小说中的乡土情结

鲁迅的乡土小说,所以成为20年代,以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中不可企及的典范之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在创作中所显现的那种较之其他乡土作家更为强烈的“乡土情结”,而这种“情结”又源于作者对浙东故乡常常的眷恋和对中国农民常常的“爱”上。可以说,鲁迅的乡土文学创作是对中国农村、农民深厚的情感文字表现,是这种真挚情感的流露。     

论元曲中的蒙古族作家

一、元代蒙古族的杂剧作家元代出现了大批的优秀杂剧作家和剧本,钟嗣成《录鬼薄》著录元杂剧四百五十八种,朱权《太和正音谱》著录五百三十五种,《元史类编》云当时文人才士辈所撰杂剧,计五百四十九种,皆“精审于字之阴阳,(音员)之平仄,可以被管弦,协律吕”.这其中既有汉族作家、也有色目作家,同时有蒙古族作家,《录鬼簿续编》所记之杨景贤,即蒙古人.该书《杨景贤传》云:“名暹,后改名讷,号汝斋,故元蒙古氏.因从姐夫杨镇抚,人以杨姓称之.善琶琵,好戏谑,乐府出人头地,锦阵花营,悠悠乐志,与余交五十年.永乐初,与舜民一般遇宠,后卒于金陵.”     

哀莫大于心死——论紫鹃

紫鹃,在大观园众多丫环女奴中,地位比不上袭人、平儿和鸯鸳,但其悲剧形象却有着深刻的美学意义。她之悲剧,是《红楼梦》描写“死亡”的动人篇章。爱·摩·福斯特《小说面面观》指出:“作家对死亡的处理不仅作了观察,而且绘声绘色。这说明小说家对此很感兴趣。”鲁迅也说:“‘死’是世界上最出众的拳师,死亡是现社会最动人的悲剧”（《凯绥·柯勒惠支版画集序目》）。曹雪芹是描写“死亡”的高能作家,他对死亡的处理主要是采取了两种形式,一是写其心死,“万念俱灭”,脱离红尘,诸如贾宝玉、紫鹃者是也。一是写其灵与肉俱毁,离开人世,“香魂一缕随风散,愁绪三更入梦遥”,诸如林黛玉、晴雯者是也。作者通过对死亡的处理,将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并由此以振撼人的心灵。紫鹃就是在伴随着林黛玉的死亡而走上“死亡”的一位可歌可泣的姑娘。     

论后期；‘西昆派”

宋初“西昆派”分前、后两期 ,两期作家的主张与创作不完全相同。后期“西昆派”作家改造“富贵语”而善说“气象” ,突破“台阁体”而力求平淡 ,崇敬杜甫而追寻真诗 ,较之前期作家 ,对优秀文学传统的认识有了突破甚至飞跃 ,在表达艺术上有了较大的改进和提高。这些变化 ,是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强力影响的结果 ,也是文学与时俱进的必然选择。但缺乏现实精神、以歌功颂德为能事 ,仍是他们的致命弱点 ,故“西昆体”的最终命运 ,只能是被欧、梅新诗体和欧、苏古文所取代     

论创作动机

当心理学的方法引入文学创作论的领域,探究创作动帆的文章便一直在频频问世。然而,名人笔下的创作动机,其内涵与外延实际上均不尽相同。立足于创作论的本论,我们认为创作动机有“外部动机”与“内部动机’之别。但我们的这种区分不同于韦勒克等人所提出来的文学的“外部”与“内部”之分,而是以作家能动地反映客观生活的具体创作活动作为界分两种动机的标准。因此,我们这里的创作外部动机,指的是作家心理尚未有具体创作目标、尚未进入具体创作活动、却已指向一般创作的需求与动力,创作的内部动机,则是指由具体作用为目标的、激励作家为这一目标进行具体创作实践的需求与动力。本文将对二者的提出、以及它们的产生与特性作出描绘与阐释。     

论中国古代作家艺术人格的建构

艺术人格,作为作家在其艺术实践活动中所表现出的总体精神风貌,对于作家来说,如同生命一样宝贵。中国是一个伦理大国,有“礼义之邦”的美称,对作家艺术人格的建构及其品位,是极为重视的。如果我们较为宏观地透视一下中国古代作家各类艺术人格的建构过程,便会发现它有着如下的一个运动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