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拿趣味做根底

有人问我：“你信仰的是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底。”     

化解社会服务管理中的管理主义与专业主义张力

正按照管理主义的观点,社会服务的递送应该积极扩面,降低成本,追求效率;而按照专业主义的观点,社会服务的递送则应该注重个案,专业导向,强调效能。社会服务管理的各个环节都存在管理主义与专业主义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在社会服务管理的视角下,社会服务购买的优化及疏浚,需要更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视角下政府信任的挑战与调适

工业化进程促使人类社会价值观念由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变,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成熟与传播而逐渐扩大,给公共管理带来一定的难题。我国社会价值观也正逐步向后物质主义过渡,并呈现出不平衡性、代际性和持续性的发展状态。政府信任在宏观上受到公民价值转变、意识觉醒和个体理性的冲击,人们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多且严苛,政府信任流失的状况已初现端倪。在此背景下,政府应该适时调整依靠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增加政府信任的方式,通过整合公共价值、优化参与机制、关注社会的均衡公平发展来提升社会凝聚力,推动网络时代政府信任的提升。     

管理者权力对短视主义波动的影响研究

疫情背景下企业该何去何从？作为企业重要决策人员的管理者,陷入短期获益和长期发展平衡的两难之中,短视主义波动越发明显。基于管理者认知和资源依赖理论,构建管理者短视主义波动指标,并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2019—2020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疫情背景下管理者权力对短视主义波动的影响以及所有权性质、冗余资源和管理者任期在其间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管理者权力对短视主义波动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所有权性质和冗余资源在管理者权力与短视主义波动关系中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而管理者任期在管理者权力与短视主义波动关系中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拓展了管理者认知和资源依赖理论的应用范围,丰富了疫情背景下管理者权力与短视主义波动的相关研究,从所有权性质、冗余资源和管理者任期等维度审视管理者权力与短视主义波动关系的情境,为疫情背景下避免管理者出现短视主义波动和稳定管理者决策视野提供有益指导。     

官家主义的命运

官家主义是什么意思？官家这个词在古汉语里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皇帝,大家看《水浒》,说赵官家,说的是谁？就是皇帝。从五代起,官家就有了皇帝的意思。     

小议我国地役权登记对抗主文的合理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章第158条和169条的规定，我国地役权的登记采取对抗主义在大多数学者看来应属无疑。在物权法宣称的不动产登记要件主义的原则下，异军突起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以及地役权适用登记对抗主义，其以所涉客体范围的广泛性，为登记要件主义原则设置了一个不小的例外，更成为从立法者、司法者到学者乃至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从立法伊始直至今日，专家学者从各个角度对地役权登记主义例外的批判声不绝于耳。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在学界的一片反对声中，我国物权法最终依然选择了对地役权登记适用对抗主义。究竟何者是在实践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结论的得出应当建立在认真分析各方主张理由的基础上。     

从自利到德行:商业组织的制度逻辑变革研究

近年来,商业组织的"社会脱嵌"问题越来越受到学者关注,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反思,可是这些反思大多只触及了商业组织局部性问题。实际上,商业组织令人失望的社会表现根植于其自利主义制度逻辑之中,而非是局部性的问题。本文认为解决商业组织"社会脱嵌"问题,采用德行制度逻辑替代自利主义制度逻辑是可行道路。在回顾了哲学、积极组织行为学和积极组织学术对德行的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德行制度逻辑相比于自利主义、社会责任制度逻辑在商业组织场域的优势,指出采用德行制度逻辑替代自利主义制度逻辑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最后,针对现有文献对德行替代自利主义的制度逻辑变革过程鲜有讨论的现状,本文建立了多层次、多进程的制度逻辑变革模型,对"谁将变革"、"如何变革"和"为何变革"等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探索。     

新教育是什么？

新教育是什么？这是许多人经常问我的问题。 这个问题，80多年前，陈独秀曾经回答过。他说，“旧教育的主义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豪杰，为大学者，新教育不是这样，新教育是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与他同时代的蔡元培、陶行知、陈鹤琴等也都回答过这个问题。     

“门槛”的本质和魔力——关系网、资源和权力的运作

<正>中国人的社会网络富于伸缩性。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为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自我主义即一切价值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中国人自古就缺乏集团生活。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     

国家豁免若干问题探析

关于国家豁免的范围一直存在绝对豁免主义和相对豁免主义之争,二战后呈现相对豁免主义的趋势,但随着国际社会的法治化,对豁免的放弃不失为一种解决国家与外国自然人或法人之间争端的好办法.     

后疫情时代后人类主义技术观剩余风险的协商化解

后人类概念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社会实践模式正发生从外向型指向自然模式向内在性转向自我模式的现代化转型。西方疫情时代反智主义盛行,对疫情管控有效性的质疑和抗争导致社会权威的衰落,疫情防控的去中心化强化了技术权威。后疫情时代后人类主义技术观逐步成为引导性主流意识并被各国政府和主流社会所接纳。但资本对技术的异化、人类自然属性边界的开放和对技术确定性的完全信赖使后人类主义技术观存在着剩余风险。因此,需要借助决策协商民主机制化解资本对技术的异化、人类边界扩展的剩余风险、技术的信赖危机。     

从现代化角度看新加坡威权主义形成和延续的原因

本文立足于新加坡的威权主义政治是新加坡实现现代化的必然条件这一观点，从历史、现实和思想文化的角度，分析新加坡现代化过程中威权主义形成的反史根源。社会因素和思想基础，以理解新加坡为什么会形成威权主义政体以及其持续的原因，同时一定程度上解释新加坡的威权主义在其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角色和作用，新时期又有什么新的发展。     

文化与经济双重情境作用下管理者声誉对长期主义的影响研究

运用机器学习与文本分析方法构建管理者长期主义变量,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跨期选择理论,探究管理者声誉对长期主义的塑造作用以及儒家文化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管理者声誉与其长期主义导向显著正相关;在受儒家文化影响更加深远以及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更强的企业中,管理者声誉对于长期主义的影响更为显著;管理者声誉能够通过塑造长期主义者,优化企业在减少违规行为、提升内控质量、提高信息透明度、促进社会责任承担等价值分配方面,以及促进技术创新、绿色创新、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发展等价值创造方面的表现。     

制度学派简介

制度学派又称制度经济学，是早期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的总称。早期制度主义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其早期代表人物有T&#183;凡勃伦、康芒斯和W&#183;C&#183;米契尔等。凡勃伦坚持社会进化论特别是思想方法的进化的观点，反对传统经济学的抽象演绎方法，采用整体的和演进的方法，对社会学和经济学问题进行制度分析，其中特别注重技术和社会结构变迁的作用和制度的约束作用。     

新农村文化建设探析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全面系统的工程,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是建设社主义新农村的客观要求,是构建社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是造就高素质的现代农民的有效途径。本文着重对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对策。     

从美国民间社会的转型看多元主义与法团主义——读《法团主义》从成员制到倡导制:美国民间世界的转型

社会组织日益组织化和专业化,他在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作用是整合社会,解决民间社会团体的冲突问题,而在美国这个具有长期民间生活传统的社会,他带来的是民间社会影响公共事务能力的日渐衰落,美国民间社会的志愿活动和社会联系形式,发生了从成员制到倡导制的类别转变。但是我们也看到,基层团体越来越被边缘化,排除在公共参与外,源自欧洲经验的法团主义理论作为对多元主义的补充应运而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多元主义的缺陷,更有利于社团利益表达和参与公共事务。     

基层领导干部在社会治理中的管理主义误区与矫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治理创新在实践层面取得不少成绩,但总体效果仍然欠佳。究其原因,与作为社会治理创新主体的基层领导干部密切相关。以管控导向、技术治理、效率中心为基本特征的管理主义深刻影响着基层领导干部的治理思维、行为策略与目标追求,进而导致其在社会治理中步入行政管控的维稳导向、技术主义的表层治理、社会发展的非均衡化等现实治理误区。因此,基层领导干部必须矫正社会治理中的管理主义,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以维权实现维稳;建构"参与式"治理模式,发挥多元治理优势;完善考核与问责机制,实现社会均衡发展。     

中国改革与现代化的现状和战略选择

中国的现代化属于欠发达国家的自主性与外源性兼具的现代化,并正从自主性为主向外源性渐增的状态发展。其主要内容是实现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使现代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     

依顺与反抗——中国古代女性心理的二元对立

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进程中,男尊女卑是不容质疑的社会现实。面对男权主义的压迫,女性们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反抗,但由于社会制度、舆论环境等因素制约,这种反抗又往往显得十分苍白无力,这就造成了中国古代女性心理明显的二元分离现象。一方面,她们要反抗带给她们苦痛的男权主义的压迫;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依附于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而生存。这就形成了一种看似悖离的逻辑——依顺与反抗并存。本文试着对这一关系进行简要阐述。     

愿景型领导:中国企业家的实证研究及其启示

本文通过对23位中国企业家的实证研究 ,得出了具有明显不同的内容导向和心智特征的愿景型领导:灵感主义型、市场主义型和产品主义型。灵感主义型冲动易变 ,灵感丰富 ,但忽视产品和市场。市场主义型内省大胆 ,富有想像力 ,关注市场 ,但忽视产品。产品主义型稳重务实 ,关注组织 ,关注产品 ,但忽视市场。23位企业家明显可以分为3种类型:易变者、创造者和改进者。易变者特质主要是灵感主义兼有少许市场主义和产品主义;创造者特质是显著市场主义兼有一定的灵感主义和产品主义;改进者特质主要是产品主义和市场主义。研究表明 ,企业家成功的关键心智能力不是灵感和想像力 ,而是远见、洞察力和处理各种关系的聪明;并必须寻求市场和产品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