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明标准之探析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主导着刑事诉讼的进程,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争论是观念之争而非标准之争。两大法系的证明标准都是从实践中提炼而成,富含法官的主观因素,都具有相对确定性。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双重要求,是理性化的证明标准。     

论当代中国刑事证据的判断标准

客观真实论一直是我国刑事证明理论中的主流观点,其合理性与积极意义应当予以肯定。但这一理论有其固有的缺陷,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价值亦足可质疑。以这一理论为背景的印证式诉讼证明模式也存在过于理想化的倾向,在一定意义上还可能成为违法取证的制度诱因。文章认为,在理论整合和证据判断标准的确定过程中,应当借鉴法律真实论和自由心证原则的合理内核,使两者达成理论上的和谐,并将其作为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理论进路和应然选择。     

对刑事诉讼中的客观真实之反思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思想 ,追求客观真实的实现是刑事诉讼的基本目标。客观真实也成为刑事证据制度的理论基础。传统刑事诉讼中的客观真实片面强调了刑事诉讼与一般自然认识和社会认识的共性 ,忽略了刑事诉讼之不同于其他认识过程的特殊性。应当以法律真实代替客观真实 ,并在以法律真实作为诉讼基本目标的基础上建立现代文明、科学的诉讼制度     

浅析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一、刑事证明标准的涵义对刑事证明标准的探讨首先需对证明标准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理解,进而明确谁能具有证明标准的资格。我国学界对什么是证明标准表述和用语不一,有观点认为“证明标准是衡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明要求的具体尺度,而证明要求是法律要求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有观点则认为,“证明标准,即证明要求、证明程度,或证明要求、证明     

客观证明与情理推断--诉讼证明标准视野中的证明方法比较

证明标准不同,必然导致证明方法有异,后者是前者的具体化;前者的判定是以知识为根据,所以,为了说明后者的差异也应通过知识类型的分类比较来展开,然而,诉讼法学界至今几乎都没有这样的研究。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可以分为客观证明和情理推断两种知识类型,前者是实现客观真实标准的证明方法;后者是实现高度盖然性标准的证明方法。期望这种新的类型划分能够为理解中国现行刑事证明制度的特征及其与西方国家的差异提供一个较好的视角,进而为中国刑事诉讼法的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对刑事判决证明标准的再思考

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在理论上的对立只是一种误解中的对立,它们的攻击对象并不是对方本身,实际上,它们是在以不同的视角阐述着相同的理念。但是,在我们选择证明标准时,却只能选择法律真实观,因为,法律真实观具有理论上的兼容性、对客观真实的依赖性、标准上的可行性及价值理念上的合理的可接受性。而且,这一选择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刑事简易程序定罪证明标准研究

刑事简易程序由于其相对于普通程序更为简易和快速,而受到各国的青睐。在我国简易程序中,虽然在审判程序上予以了简化,但从实践来看,程序简化的运行效果并不理想,以至无法达到快速审判的要求;从理论上看,仅仅是程序步骤的减少也难以为"实质意义的简化"提供有力的支持。而简易程序在实体上对所有案件无差别的适用"证据确实充分"和"排除合理怀疑"的定罪证明标准,无疑是阻碍快速审判的一个重要原因。该定罪标准不仅与证明标准差异化、多元化不符,也不利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疑难复杂案件中。在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中,事实相对清楚,争点也比较小,适当的降低定罪证明标准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并且在降低的同时,可以通过加强辩护权、重点审查认罪的真实性     

客观真实原则之再认识

我国三大诉讼法都规定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人民法院审判案件所坚持的首要原则。但随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发展和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 ,“以事实为根据” ,即客观真实原则正逐渐受到人们的质疑 ,并已成为近期诉讼法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对客观真实原则在我国的产生、发展和与民事诉讼内在冲突的分析 ,以及对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证明要求的对比研究 ,得出了以证据真实原则代替客观真实原则的结论 ,以期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浅析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证明标准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刑事诉讼部分与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应有不同的证明标准,然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审判者却常以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取代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证明标准,导致了大量的非正义。本文探讨了证明标准在刑事诉讼和附带民事部分中的差别的法理基础以及附带民事部分证明标准的独立性,并指出我国在此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采取补救措施的必要性。     

刑事证明责任倒置问题研究

证明责任倒置理论是对“谁主张,谁证明”的一般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的重要补充和修正,虽然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分配原则体现了基本的公正观念,但是,对有的特殊情况如果仍然固守这一传统分配原则,让主张者对一些其不能举证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这不仅将不利于案件事实的发现,也将影响程序和结果的公正。因此,证明责任倒置理论从证据的距离、为被告人所独知、公平的角度考虑,确立被告人对部分特殊事实承担证明责任,更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发现事实真相的目的、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维护社会安全、提高诉讼效率、降低司法成本。因此,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倒置制度的适当确立是十分必要的。由于证明责任倒置是将部分事实的证明责任倒置给被告方承担,因此,在使用时,必须慎重,否则容易加重被告人证明责任,陷入有罪推定的不利局面。     

刑事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法理释因

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司法制度中的普遍原则和实行对抗的庭审模式的基本要求,但在我国的法庭上却很少见到证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立法的不足,具体表现为立法相互冲突;法律规范粗疏,含义不清,缺乏可操作性;法律规范不完整,立法规定既不符舍我国的传统也不符合国际惯例;权利义务严重失衡,立法内容违背法理.     

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作证现状分析

刑事审判中 ,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问题比较严重。为了改变证人出庭作证变化的状况 ,必须从证人心理入手 ,改变其消极心理 ;从立法上完善证人出庭制度 ;从司法上改变司法工作者的观念。     

法家政治思想中的现实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

本文讨论以韩非子等为代表的法家政治思想①中的现实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作者对法家的现实主义和儒家的理想主义进行了比较,还对法家商人式的个人主义和儒家士者式的个人主义、道家艺术家式的个人主义进行了比较。另外,作者又对法家是否具有法治精神这一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个人的看法。     

论刑事和解与刑法观的流变

刑事和解制度的探索与实践,深刻地反映出构建和谐社会时代背景下我国传统刑法观向现代刑法观的转化与流变。在刑事诉讼价值上,刑事和解体现了国家公权力对私人权利的尊重;在刑法功能价值上,体现了“只有没有代替方法的时候才考虑采用刑法”的理性司法;在刑罚适用价值上,实现了报应和功利相统一的刑法目的及刑法目的多层次性,彰显了刑法公正观和人道观相结合而形成的人文关怀。     

论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及其历史局限性

国际关系的错综复杂、国际形势发展的复杂多变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政治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挑战，国际政治经济及全球社会发展中出现了许多新现象，也由此促成新现实主义理论的产生。     

论魔幻现实主义与寻根文学的叙述方式

魔幻现实主义与寻根文学在叙述方式上都进行了大胆的变革。魔幻现实主义的叙述方式更见变化多样。寻根文学在借鉴魔幻现实主义艺术技巧的基础上发展了“元小说”这种叙述方式。颠倒错乱的故事时间与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信仰和哲学观念有关 ,其叙述时间并无多少叙述学本体上的意义 ,而寻根文学虽有纯叙述学的考究 ,但缺少拉美本源上的特征 ,因而显得有些牵强附会。     

论刑法中的共犯与身份

现行刑法总则部分并没有专门规定身份,理论界对身份的理解也没有达成共识,而身份与共犯交织,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文章首先在论述共犯与身份基本内涵基础上,探讨身份犯的本质。在处理共犯与身份的定罪问题上应坚持法益侵害说;在处理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实施真正身份犯时,应采用实行行为说并以法益衡量原则为补充;在有身份者帮助和教唆无身份者实施真正身份犯时,必须重视我国将身份作为特殊主体构成要件的实际情况,应对有身份者按间接正犯处理,对无身份者作无罪处理,重点打击有身份之人。     

关于艺术真实、电影真实和现实主义的漫谈

本文讨论在哲学的意义上彻底界定真实的基础上,即坚持真实的不可复制的本质性特点,对长久以来艺术研究和艺术批评中艺术与真实的关系、电影与真实的关系,以及如何理解现实主义等问题做了全新的阐释。目的在于提高电影理论研究的科学性。     

论刑事司法与社会和谐

刑事司法对社会和谐的保障和促进,主要是通过发挥其惩罚与保障功能和践行其公正与效率主题.惩罚与保障、公正与效率时常发生冲突.解决冲突的良策,应是维持惩罚与保障的适当平衡和在坚持公正优先的前提下寻求公正与效率的有机统一.实现平衡、统一的途径,只能是构建刑事司法和谐.目前,尤应强调刑事司法"平衡观"的引入和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     

谈谈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与刑事技术工作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犯罪手段也更加多样化、智能化 ,这对作为破案重要手段的刑事技术是一个新的挑战 ,特别是新的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和实施也对刑事技术鉴定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 ,进一步加强和提高刑事技术工作就成为当前公安工作最紧迫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