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五四"新文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论周文的文艺大众化思想

“大众化”思潮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是个一以贯之的潮流，虽然左翼文学界的文艺大众化是从批判“五四”文学开始的，但作为大众化运动的领导者与实践者之一的周文在文学的根本问题与原则问题上，都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他提出文学要面向大众，要使用“活”的语言，而且还利用自身在边区政府的领导地位，完成了公文改革，实现了“五四”未竞的事业。     

“五四”新文学母体辨——兼与诗人周伦佑商榷

“五四”新文学充分世界化只是一种策略,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学。因此,中国新文学的母体不在西方,而在中国本土。     

“五四”新文学与现代文化伦理观念确立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现代文化伦理观念的建构,与新文学,尤其是现代小说的诞生与发展有着内在的关联和彼此的呼应。作为历史转折点和现代社会的入口,"五四"自身具有文化断裂和文化新生的意味,其文化场域与历史语境中的主体———人的追问、寻找和表述,都意味着建构主义意义上的自我生成与外界重构。"五四"新文学在话语体系上,在作家的文化视野里,现代之人的发现,现代文化伦理观念的确立,成为最突出的主题和时代表征。     

清末学堂乐歌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初期白话诗与音乐有密切的关系,清末学堂乐歌是五四文学启蒙运动的前奏之一,学堂乐歌歌词还是最早的白话体作品之一。清末民初的学堂乐歌运动孕育和启发了中国现代诗歌与中国现代启蒙文学运动的发生。     

“说话”的大众——再论瞿秋白的“文艺大众化”思想

大众"说话",即自由地表达自己,这是瞿秋白"文艺大众化"思想的核心议题和最终目标。瞿秋白通过重新阐释"大众"和"领导"的阶级属性,赋予"大众"和"大众文艺"前所未有的主体地位,并且在平等与自由的维度,重新确立了"领导"权力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在其充满理想主义的表述中,大众不仅要获得解放而且要获得自由,大众文化审美与超越的精神诉求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与发扬。     

周作人之于“五四”新文学的现代化

诞生于文学革命的“五四”新文学 ,以其全新的价值观念、表现形态和审美品格 ,显示出鲜明的现代特质。在这一文学历史的巨大变革中 ,周作人以其对新文学理论的倡导、对外国文学的译价、以及他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等方面的实绩 ,参与了新文学基本特质和大致走向的规范与制订 ,为“五四”新文学的现代化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茅盾对“五四”新文学的历史贡献——纪念茅盾逝世30周年的思考

针对文坛的“重写”与“重评”茅盾之论,以史为椐,历陈茅盾在“五四”新文学革命与新文学建设方面的开拓之功:如组织队伍,开拓阵地与清除“垃圾”,翻译评介,理论倡导与建树,文学批评等,他筚路蓝缕,发挥了引领文学主潮,把握先进方向的历史作用,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中流砥柱.特别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方面开风气之先,具有特别的意义;已初步形成具中国特色与茅盾文学个性特征的理论体系.这一切说明茅盾的文学史地位是以其客现存在的赫赫业绩为支撑的.无视与否定这些,决非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五四”新文学观念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新的文学观念,这种新文学观念对古代小说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通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小说研究领域的考察与清理,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学观念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小说观念,确立了古代小说研究的学术地位,改变了小说研究的范围和重点,而且使小说的评价标准和小说研究的方法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五四”的不同想象与思想分野--1948年“五四”文艺节中的茅盾和沈从文

1948年5月,茅盾和沈从文同时写文章表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仔细阅读中,我们发现：茅盾和沈从文这种评价是他们不同的“五四”想象。茅盾侧重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和五四的政治意义,显示出“毛文体”“毛话语”对茅盾的潜在影响;沈从文侧重五四精神与文运的重建、五四学人与新北大人的思想探索,显示出作为思想者的沈从文的独特思考。两种不同的“五四”想象,导致他们的思想分野。1948年,是他们这种“五四”想象的最后展现。     

“五四”新文学关于女性解放的一个悖论性主题

否定与冲出家庭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它既有着明显的历史进步意义,又隐含着许多不利于女性解放的消极影响。它昭示我们：中国女性解放的核心在于促进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在于承认女性由其生理特点带来的一系列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和行为特点的独有价值。     

“五四”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简论

近代女权主义思潮的深远影响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促动,催生出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女作家群并很快形成一个创作高峰期;其中相当多的作品因其纯女性的视角和明显的反男权叙事而表现出强烈的女性主义倾向,成为20世纪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最初的强有力的潮头。     

"五四"女性文学中的性爱意识

女性性爱意识的现代觉醒是“五四”女性主体性觉醒的一个重要内容。从向父母争取性爱权利,到审视男性世界、辨析性爱标准;从坚守禁欲的爱情观,到建立灵肉相统一的性爱观念,“五四”女性文学在发展中逐渐培养出健全的女性性爱意识。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关系探源

五四运动既是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运动,也是救亡爱国运动。梁启超与五四运动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倡导“新民”学说和“文界革命”,反省传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对五四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游历欧洲的梁启超以私人身份旁听巴黎和会,维护中国权益,及时将巴黎和会损害中国主权的消息传到国内,点燃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线。虽然梁启超晚年思想渐趋保守,但他仍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个性独立、民主自由、科学精神、道德革命表示赞许,他是新文化运动的辩护者而非敌对者。欧游归国后,梁启超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意义,希望五四运动变外交的国民运动为内政的国民运动,建议青年致力于文化运动以光大五四运动的价值。同时对五四运动中科学万能论、科学口号化等缺点进行了反思。     

鲁迅和"五四"散论

鲁迅是新文化精神的孤独的坚守者.他对五四运动的似乎冷淡的态度代表了五四运动中一种更深更高层次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在五四时期以至离京南下前所作的小说杂文,丝毫不曾偏离提倡民主和科学的启蒙主义的宗旨.对一度颇为时髦的工读主义和新村运动,革命派的鲁迅和改良派的胡适表现出难能可贵的一致.     

论早期新文化运动对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

早期新文化运动对五四运动的思想影响不仅表现在人权至上,人格独立等民主主义观念上,还表现在改造国民性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思潮上。另外,新文化运动中的教育改革为五四运动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新文化运动也为五四运动准备了一批鼓动者和骨干。     

知识分子与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主将和中坚是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知识分子的人格主体和文化心理层面分析,五四运动的发生与他们求真求新传播文化的职业本位意识、倡导个性追求自由的内心向往、济世救民安邦兴国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其群体队伍的扩大与成熟和"抵强御侮"、"国存自强"的民族意识等紧密相关.此外,政界暂时的相对宽容和学界的思想真空也为五四运动的引发创造了社会条件.尤为可贵的是,由五四运动孕育和提炼出的五四精神(如御侮爱国、怀疑批判、求真创新、自由民主和忘我献身等)不仅有其历史价值,而且有其现实意义.     

试论五四新文学与现代性

本文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审视五四新文学 ,并对五四时期一些重要作家的创作进行分析 ,进而认为 ,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品格 ,在于消解以儒家文化为表征的父权文化 ,而力图建构女性神话。正是对女性个性生命欲望的关注 ,才极大地赋予五四新文学现代性。由于五四新文学的这种现代品格 ,使五四文学话语迥异于以往旧的文化话语 ,五四文学话语不仅以白话文出现 ,而且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欲望话语     

从边缘到中心——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翻译文学的地位

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翻译活动虽有所发展,但翻译文学仍处于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五四运动之后,翻译文学跃居中心位置。文章试用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结合中国当时的文化语境,分析中国翻译文学在五四运动前后地位的转变及其原因,兼论五四时期中国翻译文学的作用与影响。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文学在文学思想、语言发展和形式库方面需要翻译文学来为其提供新的思想和文学话语。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五四”时期是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生巨变的时期。他由一般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又接受了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 ,最终信奉了社会主义 ,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与五四运动的影响息息相关。他的思想转变首先是受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影响 ;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 ,他第一次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这使他的人生目标与信仰定位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帮助和指导下 ,他一步步地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