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黑格尔的“伦理世界”

“伦理世界”概念源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它既表达了德意志民族国家内在统一与复兴的时代要求,也是基于启蒙思想及现代社会意义世界缺失的反思.伦理世界是个人作为单一性存在与其公共本质或普遍本质相统一的世界,它由人的社会本性及其文化属性决定.伦理世界透过伦理精神,通过道德行为实现个体与类、特殊与普遍的辩证统一,由此寻找到人类生活共同体的价值源泉,建立个体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赋予有限人生以终极关怀.黑格尔的“伦理世界”为现代多元化社会建构精神家园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     

伦理,如何“与‘我们’同在”?

伦理到底如何"与‘我们’同在"?这是道德合法性的真理与信念前提。伦理道德史与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精神发展史、人的生命发展史相一致。个体与实体直接同一的伦理世界是人类文明的原初状态,也是人类精神的家园。古希腊传统中的苏格拉底之"死",希伯来传统中的上帝之"怒",中国春秋时代的孔子"周游"与老子"出关",分别以悲剧与喜剧的方式,呈现伦理世界中人类精神的"悲怆情愫"。伦理世界解构,"大道废,有仁义",人类精神进入以个体为真理,通过教化建构生活世界的伦理普遍性的教化世界。"上帝死了"(尼采)、"打到孔家店"(五四运动),以"伟大可恨"标示教化世界的幻灭,而"上帝之死"与"尼采之疯"之间戏剧般的关联,似乎再次以悲剧的方式申言伦理实体对人的精神的生命意义。由此,人类精神进入道德世界。道德世界透过"伦理上的造诣"将教化世界中的个体提升为主体,达到主体与实体的同一,达到精神史的当代觉悟,即"伦理觉悟"。"伦理觉悟"不仅是伦理家园的精神回归,更是人类的"最后觉悟":"伦理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人类种族的绵延"已经开始取决于"人类学会伦理地思考的程度"(罗素)。人类精神史以伦理为重心,形成绵延不绝的问题流:"我在哪里?""我是谁?"(自然世界)——"人应当如何生活?"(伦理世界)——"我们如何在一起?"(教化世界)——"我们能否在一起?"(道德世界)。当代人类精神的伦理问题如此严峻,乃至发生"人类还会有前途吗"的"梁漱溟之问"。     

“社会伦理”何以可能?——基于黑格尔精神哲学对“社会”之伦理构造的解释

社会伦理何以可能?在精神哲学视域下关键在于澄清两个问题:社会是什么?社会的伦理构造是什么?社会既是实体又是主体,社会的伦理构造可以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和精神现象学中获得理论证明:在法哲学中,社会作为由家庭向国家的过渡环节,它的真实内涵在于否定自身与超越自身;在精神现象学中,作为理性(精神)之客观性的环节,它最终要扬弃自己的矛盾的片面性而回归到精神的自身确定性,即精神的自在自为的状态,走向道德。社会作为伦理实体的环节之一,其特性在于过程性、否定性与有限性。因而,"社会伦理"之目的就是在人之实践的意志与人之认识的意识之间如何实现人的自由。     

健康娱乐的伦理功能

身体健康无病、精神无忧而常乐以及德性人格的完善是娱乐伦理的核心内涵。健体和乐生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两者密不可分。人作为娱乐主体,如何在娱乐活动中健体以乐生,忘忧而怡情,并最后在娱乐伦理的引导下,培育德性,成就完善人格,是建构娱乐伦理必须讨论的问题。娱乐使人脱离负面情绪,以积极乐观心态面对世界。中国传统娱乐注重娱乐背后蕴含的伦理,重"礼"轻"争",先"德"后"艺",让人乐在其中。娱乐不仅反映个人道德修养,同时也培养个人的人格。娱乐活动潜移默化、渗透人心,规范人的行为,能增强个体的道德水平,最终塑造良好的道德人格。     

论伦理认同的精神气质

精神哲学视域中的伦理、道德是以单一物与普遍物相统一为本质的精神现象形态,伦理是真实的精神,道德是自我确定性的精神。伦理认同是指潜在的道德主体在自我实现过程中,在情感、价值和行为上不断地向伦理实体(公共本质)复归,以实现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动态展开精神气质的过程。伦理认同既是道德主体从实体出发克服任性实现自由回归家园的一种精神冲动,也是道德主体在生活世界中坚守伦理普遍物实现特殊性与普遍性同一的一种精神努力。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伦理认同具有三大精神气质:追求伦理本真的道德自由;回归"家园"的伦理冲动;实现"德福一致"的伦理智慧。     

从“人”作为伦理主体看类伦理的时代意义

依据马克思人类历史发展三个阶段的论述,人的伦理主体的历史发展相应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作为群体的伦理主体、作为个体的伦理主体和作为"类"的伦理主体。"类伦理"概念的提出,是从唯物史观的伦理学视野出发,对人类道德发展规律进行探索的一种尝试。从这一意义上,类伦理是人类道德发展的必然选择,它作为一种理想模型构成了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逻辑之始点。当今人类社会正经历着全球发展面临的前所未有的诸多困境,需要类伦理作为一种普遍伦理所展现的实践智慧来应对重重危机。     

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

在"多"与"变"的时代,伦理道德何处是家园?必须寻找"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其关键词有二:"精神"与"形态";理念是"回归‘精神’","皈依‘形态’";理论假设是建构"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现代伦理学理论,不外三种形态,伦—理形态,道—德形态,伦理—道德形态,其理想类型是"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形态。20世纪的文明觉悟的本质,不是"伦理觉悟",道德觉悟,而是在伦理回归中的"伦理—道德觉悟"。个体生命世界、社会生活世界、伦理学理论内在"精神哲学"的"形态"同一性。现代理论体系中"伦理学"与"道德哲学"不只是两种话语表达,而且代表着两种不同传统和"伦理"与"道德"的两种不同"形态"取向,应当在"精神哲学"的理念和理论中加以统摄和整合。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包括"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与"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问题,其中"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历史与逻辑地具有优先地位。"精神"及其"形态",具体地说,伦理形态,道德形态,伦理—道德形态,就是精神世界、生活世界和现代伦理学理论中的"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是伦理道德的精神家园。     

"父"与"子":现代社会之中代际伦理的考察

代际伦理问题是现代社会中逐渐凸显出来的一个伦理问题。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所引起的社会各个层面的变化,在目前的社会转型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表现在代际伦理中,如家庭中两代人之间的新型关系,空巢家庭中单向度的亲子关系,以及传统教道在当代的阐述与发扬问题等,都体现出现代家庭中旧伦理关系的式微与新伦理关系的生长。代际伦理不单单是家庭关系中几代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推而广之,从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维度来看,代际伦理实际上体现了当代人对逝去的人和未来的人的一种单向度的义务关系。     

中国社会价值共识的意识形态期待

调查表明,当前中国大众意识形态已经出现从多元走向二元聚集的趋向,进入价值共识生成的敏感期和关键期。"价值共识"的生成必须回答三个问题:"共"于何?如何"识"?"价值"何以合法?基于调查信息,基本的立论是:"共"于"伦理";"精神"地"识";在民族文化家园中合法。当前我国社会大众的价值共识有三大意识形态期待:期待一次以"我"成为"我们"为主题的伦理觉悟;期待一场以"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为价值的精神洗礼;期待一种"还家"的努力。具体内容是:保卫伦理存在,进行关于国家、家庭、集团伦理意识的再启蒙;扬弃"原子式地进行探讨"的理性主义伦理观和伦理方式,进行社会、国家、家庭三大伦理实体的"精神"建构;回归民族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家园,建构价值合法性。三大期待凝结为三个理念:保卫伦理;蓬勃"精神";回归"家园"。     

新中国70年伦理道德发展的精神哲学轨迹与精神哲学规律

新中国70年,既是"新"的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挺拔的历程,也在伦理道德上书写了一部日新又新的精神史。精神哲学的诠释框架是以个体的"人"与实体的"伦"的关系为原点,以伦理与道德的关系、家庭与国家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为逻辑、历史和现实的三维而形成的立体性坐标系,义利、公私、理欲从形上、伦理、道德三方面构成诠释的中国话语体系。70年的伦理道德发展表现为三大历史阶段构成的精神哲学的辩证运动:前20年高昂政治热情推动下直接同一的伦理精神,"文革"10年伦理精神的异化,改革开放40年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相互承认"的伦理精神。70年伦理道德发展呈现伦理型文化的精神哲学轨迹和精神哲学规律,家国一体、由家及国,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经济的"最好动力"与伦理的"最强动力"辩证互动,是其"伦理型文化"的中国气质和中国气派的精神规律的哲学体现,也是内在于中国伦理道德现实发展的精神哲学课题。     

家国情怀及其价值指引

作为中华民族永恒不变的民族基因和中国人特有的精神品格,家国情怀从知、情、意、行四个方面体现了人们对家庭和国家高度的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它从个体修身开始,沿着家(乡)、国、天下的伦理路径不断渗透和化育,通过明确个体对家庭和国家必须承担的伦理义务来提升个体德性,最终实现个体人格的升华以及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辩证统一。家国情怀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深层次的价值追求,是每个中华儿女汲取精神养分、汇聚精神力量的不竭之源。     

“家国一体”伦理传统及其教育意涵

中国传统教育的魅力在于它能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塑造一种优秀文化的行动范式、一种精神与信仰、一种不需要外部强制力即能指导伦常日用的本能。以个人的身心修养与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为核心,以家庭、社会、国家为外环,将中国人独有的文明串联起来,构成一个价值序列上的"同心圆结构",这就是所谓的传统"家国一体"伦理。"家国一体"的伦理的教育意涵表现在,它既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精髓所在,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建构模型,更是古代人聪明智慧与精神成果的"流水生产线",集中体现为推动传统中国社会进步的重大精神成果。     

传统"孝道"在当代家庭代际伦理中的意义

代际伦理问题是现代社会中逐渐凸显出来的一个伦理问题。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所引起的社会各个层面的变化,在目前的社会转型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表现在代际伦理中,如家庭中两代人之间的新型关系,空巢家庭中单向度的亲子关系,以及传统教道在当代的阐述与发扬问题等,都体现出现代家庭中旧伦理关系的式微与新伦理关系的生长。代际伦理不单单是家庭关系中几代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推而广之,从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维度来看,代际伦理实际上体现了当代人对逝去的人和未来的人的一种单向度的义务关系。     

从"空巢家庭"看单向度的家庭代际伦理关系

代际伦理问题是现代社会中逐渐凸显出来的一个伦理问题。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所引起的社会各个层面的变化,在目前的社会转型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表现在代际伦理中,如家庭中两代人之间的新型关系,空巢家庭中单向度的亲子关系,以及传统教道在当代的阐述与发扬问题等,都体现出现代家庭中旧伦理关系的式微与新伦理关系的生长。代际伦理不单单是家庭关系中几代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推而广之,从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维度来看,代际伦理实际上体现了当代人对逝去的人和未来的人的一种单向度的义务关系。     

"合宜性"及其伦理意义

“合宜性”是亚当·斯密一个具有独特话语意义的词汇,是对人的行为(包括经济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和价值判断的伦理尺度。人类社会以“合宜性”为标准,通过“公正的旁观者”对他人和自我行为的道德评价来维系整个社会在伦理观念中的“一致的估价”,从而调和利己主义与同情心的矛盾,实现“自我赞同”向具有合宜性的“社会赞同”的过渡。“合宜性”作为一种价值理念,它有着深刻的个体自我伦理、社会经济伦理以及生态环境伦理的意义。     

传统伦理精神的矛盾和悖论

中西方传统伦理精神,无论是中国文化中以家庭为基础的"伦"的价值建构,还是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以城邦、宗教(上帝)或民族国家为基础的道德责任建设,它们都产生于"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群体生活阶段,其产生的特殊文化背景决定了其内在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其形态本身内在地蕴含着一定的矛盾和悖论,即人之存在的目的-工具悖论,个体与群体的矛盾,伦理-道德悖论,这些悖论的存在预示着传统伦理精神需要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经过辩证否定来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     

现代性际遇中的生态难题与"伦理——道德"的生态觉悟

蔓延至世界范围的生态难题潜隐着深层的"伦理--道德悖论",即当"伦理的实体"逃逸于道德责任审判的舞台,便成为"不道德的个体","伦理的善"成为"道德的恶","个体个人主义"与"实体个人主义"的膨胀将导致现代性际遇中不可避免的生态困境.通过道德哲学的努力,使"伦理的实体"成为"道德的主体",是走出生态困境的关键点和可能的"生态觉悟",对于化解全球性气候难题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     

“真诚”本位之道德人格养成与伦理性存在之真谛

真诚是人之为人的根本。道德真诚本性的养成,是属人的和人属的公共生活的伦理文化底色。丧失道德真诚,首先产生的是道德个体之道德价值信念的迷茫和遮蔽,随之而来是"做一个真诚的道德人"的道德勇气的丧失;其次,丧失道德真诚,会使整个社会陷入一种"去伦理化"、"非伦理化"甚至"伪伦理化"的道德沉沦的"离散性"生存状态。这样一种"非本真性"的生存状态,客观上必然会促使道德个体私欲的膨胀,以及社会精神气质上,因各种假道学的充斥所导致的普遍的道德投机主义的盛行。其结果,是作为优良文化最后之结果的、体现为特定历史时代民众之最为可贵的道德人格的日渐功利性和犬儒性。     

民族志:一种广义人文关系学的界定

"民族志"之名,来自古希腊文的"民族+志",指"记录的民族学",而"民族学"则常被理解为"举各民族物质上行为上各种形态而比较他们的异同"(蔡元培)。"民族+志"这一组合是近代的发明,与欧洲国族观念有着既相合又相离的两可关系。就多数经典民族志呈现的面貌看,尽管有将民族志视作"民族研究"的基本方法者,但民族志研究单元一般超脱于"民族",其描绘的物质、社会和精神世界,是"ethnos(民族)"的真正含义,指与近代西方"个人"不同的其他"人的观念"。在民族志中,"人"是内在差异化、人格外在化、非个人的多元复合场所,其属性不可单独以"世间性"来理解。在此意义上的"人",是含有人、神、物诸存在者之间的关系的存在者。"人"的这些内容,曾被界定为"文化"的诸"因子"或"方面",而近一个世纪的民族志研究表明,"文化"最好被理解为人文关系的总体状态。人文关系,是"己"与广义的"它"之间的关系,是"世内存在者"与"世界"的关系。所有这些关系分布在大小不一的社会共同体中,即使我们观察的是一个范围狭小的村庄,这些关系依然可以得到清楚的表现。对民族志书写者而言,所有地方,都是"世界性的",在人文关系的"世界"中,"己"与"它"的关联性被分解为几类关系及其认知,但其本来面目是浑然一体的。它"因地制宜",形成人中心、神中心、物中心的形貌,相互之间存在差异,但在等级与互惠的复合性意义上,却普遍一致,从而使场景远离"我者"的民族志,总是关乎于"己"——作为众多"世界"中的一个,这包括"民族",但不等于它。     

马克思"世界历史"概念的三重内涵

马克思在三种意义上使用"世界历史"这一概念.第一种意义的"世界历史"是马克思分析人类社会发展中各种现象和规律的一般视野和出发点.这一概念是对各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总和的"泛称",即自在的"世界历史"概念.第二种意义的"世界历史"属于"历史哲学"范畴.这一意义的"世界历史"不是一个"自在"的客观自然过程,而是在人类的有目的的活动中诞生的,这为后来赋予"世界历史"以人类自由和解放的目的奠定了基础,也为提出作为资本扩张催生的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奠定了哲学基础,因而是自在的"世界历史"概念向自觉的"世界历史"概念的过渡.第三种意义的"世界历史"特指作为资本扩张催生的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第三种意义的"世界历史"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范畴,涉及由资本逻辑导致的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以及为消除冲突而展开资本批判的历史过程.第三种概念一方面超越了自在的"世界历史"概念的直观性,另一方面摆脱了作为哲学范畴的"世界历史"概念的抽象性,进而完成了对第一种和第二种的"世界历史"概念的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