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形态史理论的中国化

西方文化形态史理论传入中国后,在雷海宗等人的努力下于20世纪40年代形成＂战国策派＂,完成了西方文化形态史理论的＂中国化＂。雷海宗运用西方文化形态史观分析中国历史,取得了巨大成就,开启了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新篇章。     

文化认同与道统重建 ———一种基于社会转型的社会—历史分析

基于对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现代性＂和＂中国文化认同＂的社会—历史分析,即通过恢复现代性自晚清以降作为一波三折的＂历史事件＂的面目,可发现＂邓正来问题＂把握住了当下中国＂文化认同危机＂和＂道统缺失＂的时代病症。由于当下中国正当化压力与认同危机并存,我们应当塑造可以回应正当化压力的文化认同,在古典传统、社会主义新传统和部分西方传统之间形成＂杂合性认同＂。文化认同的重建应当遵循＂两邓两晖律令＂,既不无条件地回归传统,也不无反思地诉求西方,建构梁启超意义上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之间的＂新文明＂。     

《红楼梦》“红”字的翻译文化比较研究

《红楼梦》中,仅仅一个＂红＂字就出现过许多次,人名、书名、地名、词曲和诗词中反复出现。而＂红＂字的涵义在中西方文化中的差异对其翻译构成巨大挑战,从巴斯奈特领军的文化翻译学派对翻译活动中文化传递的主张来看,杨宪益翻译《红楼梦》过程中更多的采用异化策略,目的是为了保存民族文化;而西方翻译家霍克斯受当时西方社会文化的影响,更注重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更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     

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新启蒙主义”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

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在对待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立场上,西化派主张用西方文化的价值来判断中国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持批判态度。科学主义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需要以科学为标准来重新衡量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书院派则要求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在吸取西方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发展中国文化。各派对于中西文化的认识,基本上延续了＂五四＂先辈们对于东西方文化的态度。把中国文化放在传统与现代的单线历史进化中,不能全面认识中国文化。我们应当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资源,深刻把握中国社会变迁,对于中国文化脉络仔细的梳理,在多元的脉络中认识与分析中国文化。     

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及“关键词”研究给予中国的意义

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源于对长期以来精英知识分子文化传统的纠偏、对＂大众＂文化的历史考察和积极意义的充分发掘,在此基础上对＂文化＂概念进行重新梳理和再定义,提出了＂文化即社会生活＂的开放式理念,在西方文化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念及其文化＂关键词＂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介绍到中国,在中国学界及出版文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将持续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文化诗学的实践之路——以8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为视域

＂新历史主义＂并非西方的专用词,它在我国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中就可究其源、探其本。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它与整个当代文学紧密相融,它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一起萌芽于80年代初中期,并以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的样式成为90年代文坛一股扑面而来的历史新风。它是中国作家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当下现实不断自我反思、自我调整、自我超越的实践累积而成的,具有明显区别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中国特色＂。从当代文学创作的实践中我们不仅可以分析归纳出中国文化诗学与西方新历史主义从产生到建构其内涵的独立性及其特征的部分相似性,还可以窥探到文化诗学理论的发展走向。     

中西语境下“两种文化”冲突的比较分析

尽管＂两种文化＂冲突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但在中西语境下却有着不同的意义特征。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是因为＂科学主义＂的崛起,而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主义＂;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是一种对等意义上的冲突,而中国尚缺乏这种平等对话的基础;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形成了两类明显对立的身份群体,而在中国似乎并没有出现;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是因为科学明显高于人文,而在中国仍是人文具有最高价值。     

文化比较视域下的中国古典叙事诗研究

文学呈现于世界的最早形式,无疑是诗歌。中西方古典叙事诗是在各自独立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两大审美文化系统,它们在功能上有很大的差别。这些差别主要表现在社会功用、思维方式、语言表达等方面。中国古典叙事诗强调的是＂抒情＂和＂言志＂;西方主要讲＂模仿＂和＂认知＂。这种不同恰恰说明了人类文化的多元化,透过这种不同的文学现象,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我们可以更多地去了解不同民族在特定时期的形象化历史。     

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尊——基于胡适“全盘西化”论的思考

＂五四＂运动前后,胡适等社会精英对传统文化的一味否定既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也给国人留下了文化自卑的缺憾。文章简要分析了胡适＂全盘西化＂的主张及其历史成因与＂缓慢渗透＂的西化策略,并论证了它对日后中国文化力式微造成的影响。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跳出文化自卑的阴影,增强文化自尊和自信。在吸纳西方文明的同时,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继承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使我国的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和谐同步,健康发展。     

中国法制现代化范式的消解和建构——从中西法律价值观的比较维度

中国传统法律价值观是以儒学体系为理论架构的,这与建立在商品经济和宗教理性基础上的西方法律文化迥然相异。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西方法制似乎成为了唯一的历史品格。目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研究也过多地囿于＂西法移植＂这一单一的范式,忽视了中国传统价值观,造成了中国的法制进程似无根之浮萍。然而,具体的法律制度需要相应的文化心理来支撑,就中国法制变迁的价值取向而言,只有从本体文化的内在理路去寻求,借鉴地融合西方法律智慧,才是获得国人接受和认可的根本路径。     

从“以人为本”到“以仁为本”——传统思想的逆向构建与生发

＂以人为本＂是西方学术界的核心议题之一,其讨论中展示的对普遍人性的肯定、对自由、平等、博爱等的颂扬,反衬出中国传统文化以家庭为本位、忽视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结构缺陷,刺激了中国学者对历史资源中＂以人为本＂思想的梳理与诠释。中国历史上的＂以人为本＂思想完成了人与神的剥离、人与自然界的剥离,以及对人的尊严的强调、对人的作用与价值的推崇,并从人与人相处时的原则推广到了社会治理的实践层面,表现为＂以仁为本＂,并借由＂仁＂的实践属性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积极而切实的作用。经由西方学术思想的梳理得以逆向建构的＂以人为本＂思想所面临的严苛的价值评判也提醒我们,以更包容的心态、更客观的立场,全面评价传统文化的历史形态及其现代价值。     

中西文化智慧起源歧向论——从“四因说”与“四端说”说起（一）

中西文化之分歧、区别,根源在于中西文化智慧起源之方向上,即在智慧原型上是歧向的。西方主智思,以因果律（逻辑理性）贯注于西方文化中,其＂极因＂是上帝;中国主仁心（心性）,以五伦（纲目网络）贯注于中国文化中,其顶峰是＂良心＂。西方逻辑理性文化之严正起点是亚氏＂四因＂说;中国心性文化之范式起点,是孟子＂四端＂说;故西方人,多言＂真理＂;中国人,多言＂道理＂（西方人之学科形态,是＂逻辑结构＂之范畴体系;中国民族的学科形态,是＂纲目网状＂系统）。西方文化面临的危机是＂上帝死了＂;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是失掉了＂良心＂。中西文化互补互动,于方法论上就是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西文化挽救危机之策略就是互为对方：西方之上帝＂良心＂化,中国之良心＂上帝＂化。一旦＂上帝-良心＂互为对方,呈现出来的中西文化之新形态,便是各自的新活力、新生命。这正如人类大脑左半球与右半球功能相互代偿一样。     

中西文化智慧起源歧向论——从“四因说”与“四端说”说起（二）

中西文化之分歧、区别,根源在于中西文化智慧起源之方向上,即在智慧原型上是歧向的。西方主智思,以因果律（逻辑理性）贯注于西方文化中,其＂极因＂是上帝;中国主仁心（心性）,以五伦（纲目网络）贯注于中国文化中,其顶峰是＂良心＂。西方逻辑理性文化之严正起点是亚氏＂四因＂说;中国心性文化之范式起点,是孟子＂四端＂说;故西方人,多言＂真理＂;中国人,多言＂道理＂（西方人之学科形态,是＂逻辑结构＂之范畴体系;中国民族的学科形态,是＂纲目网状＂系统）。西方文化面临的危机是＂上帝死了＂;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是失掉了＂良心＂。中西文化互补互动,于方法论上就是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西文化挽救危机之策略就是互为对方：西方之上帝＂良心＂化,中国之良心＂上帝＂化。一旦＂上帝-良心＂互为对方,呈现出来的中西文化之新形态,便是各自的新活力、新生命。这正如人类大脑左半球与右半球功能相互代偿一样。     

鲁迅的书籍装帧与“民族性”体现

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在中国现代书籍的装帧设计方面也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不仅对中国传统的书籍装帧艺术深有研究,还大力引进了西方好的书籍装帧形式。在引进西方优秀文化艺术的同时,他注意到了一个关乎民族文化根本性的问题——＂民族性＂,鲁迅的书籍装帧设计正是他勇于引进西方文化而又能够保持传统文化中＂民族性＂的体现。     

关于“普世价值”的追问和思考

近几年,中国一些学者提出和宣扬所谓＂普世价值＂,是一个有特定含义和企图的思想陷阱。从其本质看,所谓＂普世价值＂就是把西方的特别是美国意识形态中的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中性化、普遍化、神圣化、绝对化为一种超阶级、超时代、超越历史条件的＂普世价值＂,企图用以误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即企图以这种＂普世价值＂作为＂价值尺度＂、作为＂政治准则＂,来＂设计＂中国的＂基本制度＂,通过曲解中国正在进行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公开主张中国从经济、政治、文化上实现所谓＂价值回归＂、＂融入人类文明主流＂,也就是要＂西化＂和＂分化＂中国,实行私有化和＂全盘西化＂的附庸资本主义制度。论文在深入分析了＂普世价值＂的久远历史根源和现实政治背景,以及思想文化的历史继承性与剥削阶级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区别的基础上,从学理上揭示和论证了＂普世价值＂的片面性和荒谬性。     

于“鬼气”中“祛魅”：论鲁迅与中国巫文化的精神之战

鲁迅一直倡导科学精神,主张吸收西方科学理念以对中国传统巫文化心理进行＂祛魅＂。但鲁迅是从社会思想解放的维度来看待巫文化的弊端,因此他的文化＂祛魅＂观和西方宗教改革家路德的理念不尽相同。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深刻体验,鲁迅与中国巫文化既激烈冲突又复杂纠缠,他在作品中生动地刻画了这一惊心动魄的精神之战。     

莱布尼茨论中国思想

从现代解释学的角度说,莱布尼茨对中国思想的阐释展示了不同历史传统与语境下的两种思想具有交流对话的一致基础。莱布尼茨在其中西文化交流观的基础上,利用西方哲学史、基督教发展史及其个人思想,对中国思想中的＂理＂、＂气＂、＂太极＂等基本概念的阐释,是为了证明中国思想与基督教具有相容性,从而为基督教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策略提供理论支持。     

“返本”与“开新”——现代新儒家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在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下,现代新儒家基于对西方文化特征的考察、对中国文化价值的省思以及对中国文化历史传统的回顾,提出的＂返本开新＂主张,是针对激进反传统思潮和国粹派的顽固立场的一种理性回应。尽管现代新儒家在＂返本开新＂问题上表现出继承有余而超越不足的倾向,但是他们在中西文化融通的过程中对民族文化自身价值的开掘,对于修正＂五四＂时期国粹派的一元化、全盘西化派的虚无主义以及科学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褊狭,有着重要意义。     

传统节日文化“西学东渐”下的文化自觉

中国传统节日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态,其文化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寓意深刻,其庞大深厚的体系,成为民族文化传统传承的重要载体。但是,随着＂洋节日＂搭乘西方文化的快车迅速传入中国,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留存及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力日渐衰微。所以,在当前＂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对待西方节日文化应保持理性的文化自觉,不但要充分认识传统和现实,实现传统节日文脉精华的传递,还要与西方节日文化进行和谐对话,通过现代化的调试,为传统节日文化注入时代的血液和丰富的营养,不断地提升其与时俱进的品质。     

宪政“中国化”的另种文化取向——胡适“充分西化”观述评

在宪政＂中国化＂问题上,与张君劢等那种意在将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宪政统摄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内省超越式进路不同,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大师胡适代表着另一种文化演绎取向：以＂充分西化＂为表征的外化适应式进路,致力于寻找自由主义民主宪政在中国历史文化空间里的安身立命之所。从＂造因＂方案到＂幼稚园＂宪政,大致体现了胡适对推展宪政＂中国化＂命题的理性思考以及执着探索精神,也在方法论意义上向世人表达了中国政治转型中现代性成长与乌托邦诉求之间的张力关系,从而抒写其卓越的宪政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