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民国时期国民党山东党组织运作状态考察——以山东省党部组织及人事演变为中心

经过1924年改组,国民党建立起了一套完备的党务组织系统。1928年＂二次北伐＂完成统一后,国民党开始独掌中央政权,＂党国＂体制在全国建立。由此,＂党政双轨＂体制得以正式推行。按国家的制度设计,地方党政间是一种地位平等、相互合作的平等关系。但在山东地方军阀势力严重、党内派系斗争不断的情况下,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实际生存状态极其艰辛,明显呈现出与制度设计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景象。通过对国民党山东党组织及人事演变的考察,试揭示民国时期政党政治在地方政治系统发展的一般规律及主要特征。     

1924-1927年中国国民党地方党政体制研究

大革命时期地方党政体制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政府组织的原则看,实行"间接党治"原则;从制度规定看,实行地方党政相对独立的体制;从实际运行看,地方政府权力高于地方党部权力.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和谐关系构成研究

在我国宪政的建设过程中,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深入探讨和正确处理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和谐关系对我国的宪政建设、民族自治地方的快速发展尤为重要。本文从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和谐关系的内涵出发,通过对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力和谐关系、党政和谐关系、民族和谐关系、组织和人事和谐关系、制度和谐关系以及行政和谐关系的研究,阐释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和谐关系内容。     

宋代专卖制度变革与地方政府管理职能演变

宋代是专卖制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专卖制度实现了由直接专卖制向间接专卖制的转变.这一变革反映和影响了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地方政府在直接专卖制下承担专卖品运销,分夺专卖利益;而在间接专卖制下则主要承担缉私、监管商人营销等,难以直接分夺专卖利益.中央从地方政府手中集中利权的重要手段就是吸纳商人在更多的经营环节中取代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职能演变的基本趋势是退出专卖商品的直接经营,转而维护专卖制度的运行,专卖利益不断集中于中央.与唐代建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专卖系统相比,宋代中央与地方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央集权显著加强.     

云南民族地区行政制度的发展规律:渐进整合律

文章提出云南民族地区行政制度发展规律：分别为调类调构规律———中央与云南地方行政制度间相互冲撞相互选择时期;异类同构规律———云南民族地区模拟中央王朝行政结构建立地方政权组织;同类异构规律———中央王朝在云南建立了大一统集权统治,并建立了相异于其它地方政权结构;同类同构规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云南民族区域自治。四个具体特殊规律体现了渐进整合律     

中央与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下）──两千年地方政府层级变迁的分析

中央与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下）──两千年地方政府层级变迁的分析周振鹤第三阶段：从省路府州县多级制向省县二级制的简化。一、元代的多级复合制元代以游牧民族人主中原，对统治手段本无一套成规．于是就沿袭各个被征服政权的现成制度而混合之。加之蒙元帝国南下征服...     

政府间伙伴治理机制：理论基础与中国情境

由于宪法未界定、法律不完善和司法体系缺位,中国政府间关系陷入区域大战、部门矛盾、层级束缚之中。政府间伙伴关系治理目的在于平衡多元政府间利益,做法是：宪法层面界定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关系,制定协调多元政府间关系的法律;中央倡导多方合作和搭建平等对话平台,鼓励地方政府和中央部委跨层级交流;提升政府问政策网络沟通能力,实现信息全面覆盖和快捷有效。通过以上路径,伙伴关系治理可推动区域一体化、部门协同、公私部门合作和国家整体协调发展。     

汉唐中外朝贡制度述论

朝贡制度是古代中外交往的主要模式之一。汉唐时期 ,随着中外朝贡关系的扩大 ,朝贡制度逐渐有了比较固定的内涵 ,贡、封之间 ,已有定例可循。与此同时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对朝贡事务的组织与管理日益周密而具体     

省管县：“两难”困境中的可行性路径选择

由市管县到省管县,其焦点集中在管理幅度大小和行政层级多少的关系问题上。市管县的弊端、浙江模式的局限性;管理幅度、行政层级与成本、效率的悖论等,都反映了由市管县向省管县体制转换的复杂和艰难。＂两害相权取其轻＂,本研究旨在从改革的＂两难＂处境中,探寻体制柔性转轨、降低改革成本以达到省、市、县共赢的可行性路径：即从单项改革入手,由点到面,由易到难,稳步推进;适度扩充省级机构;扩展中心城市辖区;省、市分别事项共同管县;撤销乡镇建制,强化农村社区自治。     

府际关系视角下的政策执行——对N市农业补贴政策执行的实证研究

在“职责同构”的府际关系制度背景下,从中央到乡镇的各个层级政府,甚至包括准行政化的村委会往往都会参与到某项政策的执行中.以N市农业补贴政策执行为例的实证研究表明,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执行链条中,中央省市县乡各级政府承担了不同的职责,其执行过程基本是一个“信息向上、资金向下”的过程.其执行偏差主要发生在县及其以下层级政府,这可以从“职责同构”基础上的“逐级发包制”的府际关系制度特征得到解释和理解.中国制度背景下有三个关键变量影响了分配型政策执行偏差发生的节点,即地方政府是政策的受益者还是受损者、政策成本承担者和政策具体实施者是否一致以及具体实施成本的大小.     

行政问责建制探索：反腐倡廉建设的“助推器”——以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的行政问责建制探索为例

2003年＂非典＂危机以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在行政问责建制方面展开了积极的探索,逐步将该制度推向制度化和法治化的轨道,这也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助益,其主要体现在制度保障与文化支撑之双重维度上。同时在制度要件与文化因素的有机结合中还不断孕育和提升着行政问责力,推动反腐倡廉建设向更深层次迈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回顾与经验总结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有： 理清党政关系, 改革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体制; 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调动地方政权的积极性; 精简政府机构。主要经验有： 稳定是前提; 社会主义是方向; 市场经济是基础; 逐步推进是方法; 高度民主是目标     

论以实绩导向的党政领导干部绩效评价体系——基于对党政领导干部民主测评存在问题的反思

民主测评是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及其考核评价的一种重要形式,但在实践中却出现了很多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可以发现,建立以实绩为导向的党政领导干部绩效评价体系迫在眉睫,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建立从中央到地方完整的政府绩效管理体系,然后再建立科学的党政领导班子考核评价体系,最后是党政领导干部个人绩效评价体系的建立,其中特别要重视合理区分正职和副职的绩效。     

清代水利兼衔制度研究

水利兼衔制度是清代职官制度、中国古代水利职官制度的重大改革,对清代水利发展、中央加强对地方的统治产生了较大作用。本文从水利兼衔与水利职官的变革,清代水利兼衔的职官的范围与层级、时空演进,兼水利衔官员的职责和运行机制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     

从人物之美到文学之美——魏晋南北朝时期审美对象的“文”化

从魏晋到南北朝时期的审美对象存在着一个明晰的由＂人＂向＂文＂的转化过程,即由魏晋时期的以人物为美向南北朝时期的以文学为美的转化,这种转化表现在三个方面：在人物品评上,魏晋时期关注人物的言行与谈吐,南北朝时期更关注人物的文学才能;在审美标准上,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以＂清＂为美的标准转移到了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评论上来;在审美方法上,魏晋时期人物品藻的品第人物、论人物优劣以及直觉经验的品评方法均成为南北朝时期品第作品、比较作品高下的基本方法。这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的发生并非是同步的,而是有着逻辑的和历史的演进过程。     

南朝遣使巡行初探

南朝时期的"遣使巡行"颇为盛行。从出巡使臣的职责范围看,南朝较之汉晋有不断扩大的趋向,其职权范围逐步扩大到诸如考课、监察、赈恤、举贤、教化等重要领域;从巡行形式上看,此时的遣使巡行一分为二,正式分张为中央和地方两大系统,逐步形成中央系统主导、地方系统辅助和补充的格局。这一制度对于维护南朝的统治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朝鲜王朝初期货币改革的历史逻辑——以博弈论为中心的研究

朝鲜王朝初期,国家为普及货币交易、重塑市场经济秩序,开始推行从中央到地方的货币改革。通过对朝鲜王朝经济史料的爬梳,运用博弈论分析央地、官民之间在货币改革过程中的历史逻辑,研究发现：中央对地方的调控力度及政府对民意的回应,成为影响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政府层级的设置是中央命令能否有效传递的关键,对改革成败发挥重要的作用;央地关系与官民关系的调适需要吸取传统行政管理的经验教训;在博弈论视域下,前现代化的王朝式货币改革有其独特的历史逻辑,值得深入探赜。     

党政关系的新视角：党的领导、政府的管理

探讨了党政关系的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党的领导、政府的管理。认为党政关系不是用简单的一个分还是不分来回答的,要想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确定好各自的定位。从提出的理论依据、问题的关键、明确的意义等方面加以阐述,并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突破点：从＂党管干部＂到＂党领导干部＂。     

论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适应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的需要,近代警察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个时期,进一步完备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警察网,使之更加趋于严密;制定了大量的警察法规,逐步完善了警察的内部管理体制;警政建设多方加强,不断健全警察的社会管理职能;强化了对各类警务人员的教育训练,使整个警察队伍素质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