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古代三种类型赋作--为帝国、为科举、为抒发个人感情而赋

在不同的创作背景下可创作出水平不同的古代辞赋。其创作背景主要有三种：帝王影响、科举试赋及抒发个人的情感。帝王影响下创作的赋篇作品极多,赋家和赋作都受到重视。科举试赋由于各种条件所限,佳作难见。除此之外,赋家为自己理想愿望作赋或用赋以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却有可能写出动人肺腑的辞赋佳作。     

制度视野下的辞赋创作——以清代乾嘉时期为中心

清代是古代赋学的集大成期,无论是辞赋创作还是赋论都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赋学的繁荣除了统治者的辞赋创作与提倡外,科举试赋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特别是乾嘉时期,针对律赋创作的疲苶倾向,赋论家提出"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要求,既是辞赋文体自身的救赎,也是应合科举试赋的统治阶级意向的表现,对后期辞赋创作及古代赋学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赋论强调"丽则"的观念也可以说是统治政策在文体风格方面的必然反映。     

李慈铭辞赋述略

李慈铭现存辞赋类作品17篇。就体类而言,有古赋,也有律赋。就题材而言,大致包括抒发幽情悠思的咏物赋、带有论说性质的讽谕赋、赋写居室和怀人的亲情赋、写景记游赋和学术考据赋等题材类型。其辞赋文体风格与其骈文创作存在着相同的审美取向,崇尚骈俪,甚至以骈为赋;重视辨体,推崇古赋;征实重典,重视考据,在晚清辞赋创作中自名一家。     

韩国学者韩国辞赋研究述评

作为中国的传统文体在域外发展的支流,韩国辞赋作品是汉学研究的“新材料”之一,了解和借鉴韩国学者研究韩国辞赋的成果,有助于深入研究韩国辞赋乃至东亚汉文学。韩国学者不仅全面关照韩国辞赋并梳理其发展脉络,也尝试就某一角度,如属于主题范畴的“和陶辞”、属于形式范畴的“科举赋”等予以历时性考察,梳理其发展脉络,而且重视对一些重要的赋家赋作的个案研究。然而相对辞赋作品之数量而言,相关研究还远不够深广,须不断开垦和经营。     

宋代科举辞赋论略

宋代科举辞赋分为考场内外两大类。宋代科场考试辞赋保留至今的极少,主要原因是此类作品千篇一律、乏善可陈,作者及他人都不够重视,随时流失。考场辞赋主要内容是“颂圣”,唯遣词造句必求古雅厚重,多用典故。考生政治品性也有偶尔流露,所秉承的是辞赋“劝百讽一”的创作传统。宋人通过任何一级考试都有谢启与贺启,这类往返信件之文体都是程式化的骈赋。谢启乃考生通过考试之后所作,虽然以应酬为主,但是,能文者或于骈偶之中叙述种种事实,表达种种观点,如对科举制度的评价、对自我家世的追述等,其内容与情感远远比科场律赋丰富多彩。上述两大类辞赋之外,苏轼《复改科赋》独树一帜,苏轼关于诗赋考试更易于选拔人才的观点,贯穿全赋。宋人辞赋创作中,讨论科举制度变革者仅此一篇。     

二曹辞赋论

二曹留存下来较完整的辞赋有70余篇.按其创作动因及赋旨,可分军旅、娱游、感怀、咏物四大类.二曹辞赋有题材相同、赋旨相近、手法相似之处,但大多数篇章显现出选材、立意和艺术手法独特的异样风采.     

小说文本视阈中的赋学形态与批评——以《镜花缘》中的赋与赋论为中心

《镜花缘》倡"诗赋取士"之风,既托名武曌之世,习赋、考赋之例与唐初景况大致相符,然亦有不实之处。《天女散花赋》是篇以题为韵的律赋,原作字数有二千四百余字,因小说结构限制,删减为一千一百九十五字,亦当非唐代科考场闱所能立就。小说中的赋论、赋韵探讨较正统赋论之作多了份谐趣和韵味,迥异于正统的赋学批评,在赋学史上具有独特价值,且赋韵论可作《李氏音鉴》"双声"、"叠韵"论的实例补充。李汝珍对先唐赋作经典了然于心,认识到赋是"雅颂之亚",具有"兼才学"、"似类书"、"有韵之文"的特征。小说文本中赋作、赋论、赋韵集体呈现,雅俗结合、韵散兼行,是连缀章回、襄助叙事的自觉选择。援辞赋入小说,有尊体之考量,辞赋以写物图貌的描绘性文体加入小说的创作,呈现出一幅参差错落的"文类互渗图景"。     

论汉人辞赋观念

汉人辞赋并称、混称,以赋称辞。在汉人辞赋观念中,辞即是赋,赋即是辞,辞赋一体。汉人亦赋颂并称、混称,以颂称赋。能以颂称赋之颂则为诵,是赋之一体;赋、颂不能互代之颂则为美盛德之形容之颂,别为一种文体。汉人辞赋观念中判定赋体的核心标准就是不歌而诵。汉人是从文体的表达方式——配乐而歌或不歌而诵来判定辞赋,今人却以文体内容和形式的主要特征来判定辞赋,因此造成了汉人和今人辞赋观念的差异,也形成了今人对汉人辞赋观念的误解与困惑。     

邺下同题辞赋创作时间考

邺下同题辞赋成为当前学界关注的热点,考定这些辞赋创作的时间和背景,学界涉及不多。文章据现存的相关文献考查邺下同题辞赋的创作背景,依时间顺序排比诸赋,订正了前贤的某些失误,补充了相关文献之未备。首次提出《神龟赋》、《车渠椀赋》、《玛瑙勒赋》、《迷迭赋》是在中西交流背景下创作而成的,应为同时之作,当创作于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     

论"上梁文"与辞赋之关系

敦煌写本<上梁文>的发现,引起学者的关注.历来有关"上梁文"文体渊源、性质的看法,莫衷一是.结合"上梁文"作为一种新兴文体的产生来看,它离不开唐代"以赋取士"时代大背景.无论是敦煌写本的上梁文,还是宋代上梁文,都体现出与辞赋的千丝万缕联系.上梁文作为辞赋发展的一种变体,它从唐代敦煌民间走向宋代的士大夫案头创作,正折射出辞赋由民间走向文人化的发展进程.     

试论两汉“赋序”的不同性质

赋前有序是很普遍的。但是由于《文选》的赋序概念相当混乱,后代对两汉赋序的认识也造成了一些分歧。我们认为王观国“西汉赋序均为史辞”之说较为可取。西汉流传下来的诗歌辞赋大多有故事性的背景,这也印证了史辞说的正确性。东汉时期的赋序则表现出相对强的自主性特征。     

元好问辞赋原论

元好问早年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曾经创作过辞赋作品。但受其老师及其人生经历的影响,他后来较少创作辞赋而以诗歌散文为主。元好问现存的四篇辞赋均创作于他四十岁之前,他论赋主张温柔敦厚,他的辞赋创作也体现出复合性的美学特征,他的辞赋说理的特色受到了宋赋的影响。     

北宋后期的科举改革与辞赋创作

熙宁以来科场政策的更迭变化潜藏的文学观、人才观的争论 ,对文风、学风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其对辞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律赋的创作在北宋后期文人的作品中比重减少 ,艺术性降低 ;辞赋论政之作减少 ,辞赋作为正经文体的地位下降、弱化 ;许多辞赋缺乏铺采文、广采众学的魄力。     

释教的赋体书写：南北朝“释类赋”

赋与宗教有着较为紧密的关联,并常被作为传达释教思想的重要载体。现存子部、集部文献中收录的南北朝“释类赋”共有11篇,这种“文字之因缘”与南北朝时期文士和僧人的交游风气相关。为了达到阐释佛学教义的目的,僧人和文士采用了不同的书写策略。前者自觉揉合佛教讲经、唱导、论辩的艺术表现手法;后者虽在赋题、物象、场景及旨意上关涉释教,但在表现手法上更多地是“文随时变”：一将赋序与赋文相结合,二将理趣与情境相结合。作为一种新型的辞赋类型,南北朝“释类赋”对当时与后世的辞赋创作及其创作意识上的反思,影响不可轻忽,故在古代赋学史上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合南北文学之两长——庾信辞赋及其辞赋观的先导意义

历来对于庾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他的诗赋作品的评价以及关于庾信本人行迹的考辨等方面。事实上,庾信的辞赋观念在赋学批评史上亦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结合庾信前后期的辞赋创作,分析了庾信的辞赋观念,指出:庾信前期的赋学观念,依然没有彻底摆脱汉赋作家曲终奏雅的套路,对辞赋的讽喻功能尚有一定的体认。而他后期提出的“雕虫篆刻,其体三变”说,则体现了他对往代文体的清醒反思。“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反映了向诗之现实主义、骚之发愤抒情传统回归的趋向。     

略谈中国大陆辞赋研究和创作--新加坡国立大学成立“国际辞赋研究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赋,是我们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四大文体（即诗词、赋、戏剧、小说）之一,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但由于种种原因,从“五四”运动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很少有研究汉赋、肯定汉赋或历代辞赋的论文。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港、台的辞赋研究状况稍有好转。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短短一二十年中,有数以千计的人写赋,这是以往任何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充分反映了“辞赋出盛世”的事实。不容否认,今天的赋作家还存在部分人学养不足和对赋创作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的缺陷。我们应努力创作出一种新赋体,使之能更好地表现我们的时代,能获得广大读者的喜爱。     

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序》批评研究

《七十家赋钞序》是清代一篇重要的赋学批评文章。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对这篇赋论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在学理渊源上,张惠言熔铸古今,继承了情因物感的创作论和诗为赋源的文体论,并将其熔铸在序文之中;在批评原则上,张惠言主要着眼于君臣之义的雅正批评和推尊赋体这两点;在批评方法上,这篇赋论主要运用了历史批评、摘句批评和比较批评。总而言之,从这篇赋论中我们可以观照出张惠言的赋学研究气魄。     

谢灵运赋的艺术手法

谢灵运不仅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伟大的山水诗人,也是辞赋创作大家。谢灵运共有辞赋14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辞赋理论,具有鲜明的特色。论文从抒情主体与相关客体的关系,景物描写与情感起伏的互动关系,赋的唯美化追求三个方面论述了谢灵运赋的艺术手法。     

刘熙载辞赋创作论

辞赋创作论是刘熙载赋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赋概》对赋体文学创作发生的主客体关系、辞赋内容的具体要求以及赋体文学审美特点在创作中如何实现等重要理论问题,都作了深入地探索。刘熙载的辞赋创作论不但对研究古代赋体文学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当代的文学创作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曹植的辞赋创作

被《诗品》称为“建安之杰”的曹植,他的古诗、乐府创作历来备受推崇,论述者颇多;然而在他平生创作之中,或占大半的辞赋,却很少有人论及,解放后尤其如此。其实,这对全面评价这位大作家以及认识建安文学的全貌,都是不应有的。本文试对子建的辞赋创作做一粗浅的探讨,不当之处谨望同志们指正。 子建在其《前采·自序》》中云、“余少丽为赋,所著繁多,芫秽者众,故删定别撰